“被壓抑的東西已經回歸，它的名字叫民族主義”，這是《血緣與歸屬——探尋新民族主義之旅》的題示。它不僅契合了某種全球化逆轉的趨勢，而且描繪出當今“新民族主義”的多種面目和存在樣態，堪稱“后冷戰”時代的民族主義地圖。作者葉禮庭（Michael lgnatieff）1947年出生于加拿大，是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獲得喬治·奧威爾獎、漢娜·阿倫特獎的學者，也是曾出任加拿大自由黨黨魁、參加過總理競選的政治家，可謂“典型的行動型知識人”（王前，《序言》）。其曾祖父、祖父曾是沙皇時代的大臣，十月革命后舉家流亡，定居加拿大。因此，無論家族歷史，還是他個人往來于加拿大、美國、英國的生活經歷，都給這部關于“血緣與歸宿”的著作，帶來了廣闊的國際視野與深切的個人體驗，為觀察當今世界提供了獨特的視角與見解。

作者實地走訪了全球六個國家和地區：南斯拉夫、德國、烏克蘭、魁北克、庫爾德斯坦、北愛爾蘭，并歷經戰火與暴力沖突的生命威脅。第一站即是九十年代以克羅地亞與塞爾維亞人連年的種族戰爭、以至“種族清洗”而廣受關注的南斯拉夫。作為前南共聯盟解體的后續，這里提出的問題是：鄰居何以變成了仇敵？民族主義狂熱如何撕裂了跨種族的包容結構？無疑，在鐵托作為“隱形上帝”所創建的“舊秩序”中，種族的裂縫始存在于“兄弟友誼和團結”的旗下。然而，縫隙撕裂為“地獄”般的鴻溝，卻是現今認為這一切作為歷史的因果無可避免的說法所不能解釋的。當民族主義者堅稱“他們的歷史就是他們的命運”，巴爾干的殺戮來自天主教與東政教的“本質”差異、奧匈帝國與奧斯曼帝國分界所形成的歷史斷層等，葉禮庭卻恰恰發現：在此起決定作用的，“不是過去指明現在，而是現在如何操縱過去”。

作者就此展開了他從戰火廢墟到思想癥結、歷史文化因襲的全部探尋。事實上，進入巴爾干地區，這里首先令人震驚的不是塞族與克族人的差異，而是從語言、生活方式到政體、甚至宗教懺悔形式的高度相似。顯然，弗洛伊德謂之“微小差異的自戀”，即為了確證自我，兩個民族的實際差異越小，必在他們的想象中顯得越大，在此構成了一種心理學機制。民族主義政客正是通過將此“微小差異”轉化為一個“魔鬼寓言”，為其后的大屠殺預備了意識形態。然而，真正的難題是，這一民族主義謊言是如何落地生根的？作為曾經的鄰居、朋友、配偶，一般人都知道對方不全是惡魔，如此指稱并非真實。即或有民族主義者告訴所有人，兩個民族從遠古就相互殘殺，可依照歷史課常識就能辯明，直至二戰，雙方才陷入種族戰爭，并有后來鐵托統治前后約五十年的和平期。所以，將鄰居變成敵人，這里必須有一個根本條件：來自系統性崩潰的恐懼。種族仇恨只是其結果。

葉禮庭看到的是一個由恐懼推動的霍布斯式的世界，所有建筑都被炮火襲擊過，人們被迫躲逃，并以種族隔離彼此防御。事實上，當中世紀的軍閥配以后現代的裝備重新出現，民眾則向其尋求安全，這里已倒退至前現代的政治混亂。然而，深懷對“世界主義”作為“特權”的自我反省，作者更認識到這一切的背后都有一個“宏大的西歐傳統”輸入錯誤。從“鄰居變成敵人”的妄想、“純粹種族”的國家理念，到二戰時期德國納粹對克羅地亞邪惡政權的支持，以至發生了最早的“種族清洗”等，皆其后果。忽視這點，就會將這里的戰爭視為地區性“特有的邪惡”，繼而斷定其“民族仇恨植根于歷史之中”，必然爆發暴力。而正是對種種歷史決定論的破解，構成了全著作為政治哲學的思想張力，使得處于“民族主義”各般成見中的歷史事實產生了新的秩序組合與重釋。公民民族主義——種族民族主義，即是該書提出的一個批判、也是容納的框架。前者作為鮮明肯定的價值理念，正與哈貝馬斯的“憲法愛國主義”異曲同工（《序言》）。由此將“民族主義”引向這樣的提問：人的家園、歸宿是“繼承”的，還是“選擇”的？

這就使得一般關于民族主義的理解，無論作為一種政治信條、文化主張，還是道德理念或倫理，顯得并非那么如其所說。事實上，在現代民族國家建立中，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所聯系的那種促使人們前仆后繼，不惜鮮血、生命去注解的民族主義意識，已然揭示它在現實的政治實踐中，極可能陷入“血緣”的追索。它將血緣忠誠、犧牲的要求與對敵人的暴力同時合法化，并必然訴諸人們心中的至善：家園。而正是在巴爾干，葉禮庭發現了現實中的民族主義作為歸宿是如何匱乏、被動。隨著前南共聯盟的解體，不僅恐懼壓倒了信念，而且民族主義意識的竄升，還是作為語言極度貧乏的結果。在此，以民族自決為追求的民族主義申訴無疑包含現代民主的理念，然而事實卻是，當民主最終可能時，剩下唯一可能動員民族共建的語言，是種族差異的花言巧語。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人們發現，原來可能以職業、教育、性別、個性等界定自己的多重身份都被剝奪，只作為單一的種族存在。

因此，必須深入了解前南共聯盟及其“想象的共同體”構成，而民族主義-民主的在此扭結即是切口。正是帶著民主是否曾經可能的問詢，作者拜訪了前南共領導人吉拉斯。后者不僅以鐵托宿敵的立場做出肯定，而且認為如今巴爾干的民族主義是“進口的日耳曼意識形態”“異質病毒”而非固有的民間感情，是城市知識分子煽動未受過教育的人民、推行多種族試驗的結果。顯然在他眼里，一切都變得更壞、更殘酷了。不過，當葉禮庭來到鐵托墓前，這一民主的問詢卻只能遭到獨裁的回絕。在鐵托對于平庸的資產階級政治的畢生反對中，民族主義恰為這種形式的民主提供了巨大吸引力。通過將心靈導向更高的事物，它帶來一種持續亢奮的政治，從而取代了實際政治的平庸。

無疑，人民生活在并不真實的“想象的共同體”中，因而現實中是犬儒、大小犯罪和暴力。事實上，最終是關于過去的謊言，摧毀了鐵托身為克羅地亞人的南斯拉夫。這一認識，來自作者對亞塞諾瓦茨博物館的廢墟遺址探尋。在此，二戰時的克族對塞族施行了大屠殺。戰后的鐵托推平集中營，建起這座博物館，曾希望兩個民族能通過“向前看”（《序言》）來忘卻、和解。但這當然從未達成。至1990年新獨立的克羅地亞國公開否認大屠殺，終于開啟了戰爭之門。塞族人相信這正是當年法西斯的回歸，因此要求懺悔。然而，要讓民族主義者承認自己的民族國家曾是法西斯是不可能的。于是，歷史在克族人的集體逃避中，遭到了不斷改寫。如玩弄統計手法減少死亡人數，將暴行淡化成一般罪行；或干脆摧毀歷史遺跡，如這座博物館。而罪惡變得如此不可承受，不僅因為它的沉重，也因為不公平，——殺人者，曾經也是受害者，這才是更全面的事實真相。

當歷史與現實的底層邏輯被如此揭示，葉禮庭沉思的是自由主義的虔誠。作為《伯林傳》的作者，他比人更懂得只有揭開歷史真相，直面過去，誠懇懺悔，——像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那樣下跪謝罪，就過去達成一個共同、真實的版本，各民族才能重新凝聚。然而，站在由雙方炮火輪番轟炸、摧毀的博物館前，他以為，人們很難繼續相信歷史真相的治愈力量，這里有某種比真相更強大的黑暗靈魂在運行。因為沒有時間。戰后的南斯拉夫從來沒有足夠時間，——那或許需要幾個世紀，治愈戰爭的創傷。如今它以大規模的炮火表達其虛無主義本質，并使得民族主義淪為如此自我免責的道德言辭。一切行為都是被迫的，是命運。城鎮必須被摧毀，是為了解放它們；人質必須被打死，大屠殺必須進行，因為對方先開始，他們是野獸。

所以，這場戰爭的性質，足以表明一個自由民族的世界新秩序、新時代，并未隨著“冷戰”作為“最后一個帝國時代”、最后一個“恐怖制造和平”的時代結束而自然開啟。其時，1989年柏林墻的倒下，曾以沒有一人犧牲的革命，成為希望的標志。而如今統一后的德國卻仍然處于“種族民族主義”的過去——“公民民族主義”的未來之間，成為歐洲最掙扎、彷徨的社會。無疑，浪漫派關于“種族民族主義”的思想發明與希特勒的出現，將給葉禮庭的德國一站，投下濃重的歷史陰影。經過四十五年的分離，這里發生的問題是：民族塑造國家，還是國家塑造民族？其中還蘊含一個誘人的故事：失散兄弟相認。然而，對于要重新開始學習做一個具有優良品質的“德國人”-“德意志人”的東德人，“統一”的感受卻可能不是兄弟重逢，而是“殖民占領”。在當年民眾游行的萊比錫，卡爾·馬克思廣場恢復了百年前的舊名——奧古斯都廣場；曾屬民主德國的建筑被深度拆建，等于去除了“城市的內臟”。而當原來的秘密警察審訊中心變成慕尼黑式的迪斯科舞廳，年輕一代已開始推卻歷史：“那不是我的過去。”

一切都被“統一”掉了。問題不在東德人想要回到過去，而在這種對于民主德國的抹殺，正是德國式的。每隔五十年，這個民族的過去就被重新書寫，那些生活在其他狀態下的生命突然被剝奪了他們所有的感覺，——這經驗出于一位曾是民主德國黨員的博物館館長，與他父親所經歷的納粹時期代際相承。作者由此觸摸到了德國民族主義的歷史脈搏。博物館緊鄰的，正是代表“德意志”的民族會戰紀念碑，堪稱歐洲最大的戰爭紀念碑。1813年來自德意志各公國的百萬士兵首次在此會戰，擊破拿破侖，從而宣布德意志民族的誕生。然而，站在這個充滿意志表達，并以條頓武士形象致敬德皇威廉家族的巨型石堆構造前，人們卻可了悟1930年代元首的日耳曼武士形象的承續何來。同樣的頭盔、蛇與條頓式激情、男性陽剛崇拜，足以顯示在運用德意志民族主義的人物和形象中，納粹的政治藝術并不像現今許多人，包括作者自己認為的具有多少創造性——那種能夠激發人們極端狂熱的全新呈現方式的創造。它根本是媚俗的。實質上，沒有不媚俗的民族主義藝術，因為它從定義上就不可能是個人化的。它也不可能創新，因為它固著于可資利用的傳統。就如希特勒對于日耳曼歷史的拿取，只限于十九世紀中期某種龐雜、不知所以，因此自己也不能完全相信的民族主義形式。

這是作者對于“民族主義”何以成為德國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深層機制的考察和批判。無疑，東德人沒有紀念碑代表的這種“德意志”理念，然而并不意味著堅持與法西斯及資本主義劃清界線的民主德國的“新創造”，沒有借助同樣媚俗的民族主義圖騰。在此，作者針對的是這樣一種已成為德國歷史學傳統之一的歷史決定論。即將希特勒的惡性民族主義追溯到赫爾德為先驅的浪漫派，以至德國民族主義的歷史變成一次漫長、冷酷的通向希特勒的進軍。而正是借助深入的批判，作者為觀察如今深陷民族-國家錯位、斷層的德國，開辟出了“公民民族主義”的思想空間。聯邦德國四十五年民主的事實，已然寓意著德國歷史不是其命運，未來不是過去的囚徒。今天，隨著多種族面孔的混合，白人種族主義青年黨作為唯一對國家有強烈自豪的群體，使得德國面臨新納粹主義的興起。在此，記取人類歷史開始于該隱殺亞伯的《舊約》訓誨，是有益的。

顯然，民族主義問題是如此臨近原始的“血緣”，以致可能擊中所有民族國家的心。在加拿大，魁北克主義作為一種發達民主社會中的民族主義，三十年來都在撕裂這個國家。在政治、經濟等外部壓迫全然撤除的條件下，它的出現引發了這樣的問題：一個享有高度自治的民族，還需要一個獨立的國家嗎？而在英倫群島，民族身份已支離破碎。七十五年來，貝爾法斯特的忠誠派新教徒族群，一直在對抗西歐最暴力的民族主義運動——愛爾蘭共和軍，以捍衛他們做一個英國人的權利。然而，當忠誠派在與英國本土關系的扭曲中失去其忠誠對象，它也就成為了“英國人”的一面鏡子。這足以擊中所有自以為在“民族主義”之外、之上的世界主義者的自負。在此，能夠為“新民族主義”添加另樣圖式的，是庫爾德。作為世界上最大的一個沒有國家的民族，它在海灣戰爭中獲得生存機遇，并面臨二十世紀最致命的幾種世俗化宗教民族主義的包圍。如今，在一塊由西方軍隊創立的領地上，他們為擁有自己的家園而斗爭。問題是，民族主義能夠創造一個民族嗎？

隨著作者的腳蹤從最深墜入戰火深淵的民族，到居于最高地的發達國家，這一“新民族主義”之旅展開了一幅“灰色甚至是血腥的畫卷”（《前言》）。伴隨著行動的，則始終是緊張的思想與反思。唯此，能夠開放被僵化的思維、觀念所禁閉的現實世界，讓各種經歷、處境的人們真實呈現，以至成為“民族主義”的生命解說。南斯拉夫那些挎槍行走、炫耀自己陽剛與權力的青年軍人，與戰火之下艱難生存的老人和哭泣的女孩；庫爾德那位基于民族認同而從澳大利亞來此參戰的游擊隊青年女戰士；拋錨在烏克蘭的克里米亞海灣、猶如群山排列的俄羅斯黑海艦隊，與不遠處蜷縮街頭、流下“完全絕望的淚水”的老婦人，都構成了另樣的全球化感知。而更有歷史反諷意味的，或許是那些曾參加1989年10月游行、推倒柏林墻的人們。當時“他們全都一起擠靠被鎖上的門”，未料“它也許會突然打開，讓人們滾入一個陌生的新世界”，以至后來有人說：“我們想要的只是多一點民主，多一點尊重。沒人想要統一。”

而當一條又一條邊境線被跨越，人們終將看到無法被割斷的大地山河綿延及其間人類遷徙、混居的歷史縱深圖景；從來沒有一個民族以純粹種族的方式存在過。然而，作者在此強調，像自負的世界主義者表現的那樣無視“血緣”、以至輕蔑他人的民族主義感情，更是致命的。即使“血緣”作為“歸宿”根本是個神話，它也是如此真實，不可超越。因而在崩潰與恐懼中，最先來告訴你安全所在的聲音總是：種族——一個最清楚明白的原則。它毋寧代表了人類的絕對有限。

正是這點，使得全書的基調成為溫和與悲憫的。而烏克蘭一站因為同時是作者的“尋根”之旅，顯得尤為動人。作為蘇聯十五個后繼國家中的一個核超級大國，烏克蘭首次從俄羅斯幾個世紀的統治中掙扎、獨立出來。如今，葉禮庭作為一個俄羅斯地主的子孫回到基輔，探索烏克蘭和俄羅斯人的身份是如何相互滲透的。他從這塊土地上幸存下來的人們對于他祖輩的親切記憶，獲得自己家族故事的開始。更在古修道院的地底墓穴，觸碰到兩個民族根部的交織與歷史文化發源。事實上，它是如此令人惡心、壓抑、窒息，以致他快速出逃，但這恰恰證明這是自己從未挖掘過的一個“歸宿”。所以，當作者開篇聲稱他是一個“并不超越民族”的世界主義者，也就是正視這屬于人之有限的“血緣”存在，并以充分的思想空間容納“民族主義”。而只有當“歸宿”是能夠“選擇”的，褊狹的愛國主義才不致真的成為人們“最后的避難所”。

或許，民族主義問題本身已為全球化的構想設下了基本限度，并將愈益成為民主的挑戰。而作為一個“血緣”深厚的民族國家，這本書自也給予我們深思和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