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鴉片戰爭被迫開埠后，外國在華勢力逐漸成為中國權勢結構的組成部分。外報作為一種外力，與使館、教會等機構一樣，成為列強影響中國的一支重要力量，卻又在傳媒特性的作用下，比使館和教會的影響更即時、更廣泛、更便利。袁世凱死后，北京政府內部分裂成各個軍閥派系和政治集團，但軍閥間派系斗爭的局面“卻為思想的多元化和對傳統觀念的攻擊提供了大量機會，使之盛行一時。中央政府和各省的軍閥都不能有效地控制大學、期刊、出版業和中國智力生活方面的其他機構”。中國報界在這分裂與混亂中獲得了“繁榮”之機，到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之前，全國約有362種報刊，這其中既包括國人主辦的報刊，也包括外國人來中國創辦的中文與外文報刊。外報既是中國近代報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西方各國各自報刊體系與輿論關系在國際范圍內的延伸。

熊玉文的《在華英美報刊與五四運動》一書從傳播媒介入手，審視輿論、媒介與政治的關系，考察了在華英美報刊對五四運動從爆發到結束所起的“不可忽視卻又一直為人們所忽視”的作用，主要關注英國人在中國創辦和發行的《北華捷報》《字林西報》，美國人在中國創辦和發行的《密勒氏評論報》《大陸報》等。在此書中，在華英美報刊既是引起五四運動爆發的信息源頭和導致五四運動結束的外部壓力，也是研究五四運動的基本史料。通過對在華英美報刊與五四運動關系的考察，熊玉文指出，五四運動從醞釀、爆發到結束，每一步都有在華英美報刊引導、支持和企圖控制的痕跡。而在華英美報刊對中國有限支持的背后，既有戰后英、美與日對華重新爭奪的現實考慮，也有正義和公理的道義考量。

《在華英美報刊與五四運動》，熊玉文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

作為研究對象的在華外報

外報分兩種，一種是創辦和發行都在外國、讀者也在外國，它們派遣記者來華，記者將新聞稿件發回母國本部，向母國的讀者介紹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這一類外報的報道活動對中國受眾的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并不在本書的研究范圍之內，但其報道作為一手史料，也可作為了解五四時期中國政情外交的背景資料之用。第二種外報即本書的主要研究對象，其創辦者為外國人，創辦與發行都在外國，讀者由僑民和有能力閱讀外文的中國人構成。到五四前夕，在華中文報刊除日本中文報刊繼續出版外，其他國家的中文報刊基本不在自己掌握之中，或停刊，或轉讓于中國人，本書所言在華英美報刊僅指五四時期的在華英美外文商業報刊。如《字林西報》( North China Daily News) 、《北華捷報》( The North China Herald) 、《密勒氏評論報》( Milliard’s Review) 、《上海泰晤士報》( The Shanghai Times) 、《北京導報》( Peking Leader) 、《廣州時報 》( The Canton Times) 、《大陸報》( The China Press) 、《京津泰晤士報》( Peking＆Tientsin Times) 等。在華外報中，英國報刊實力最為雄厚。國人對外報的信任，美國報刊占據首位。在華英美報刊對華態度也有差別。

《密勒氏評論報》

外國人在華辦報的受眾，除了在華外國人，亦包括那些能夠閱讀英文報紙的中國知識分子。例如《密勒氏評論報》從1917年創辦之初起就獲得了一批年輕一代的中國讀者，他們來自于中國學校或教會學校。這些年輕人很關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世界局勢，想通過美國報紙知道美國人對于一戰的態度，《密勒氏評論報》既被用來了解時事，又可學習英文，許多大、中學校的學生也將其之作為練習英文的教科書。許多學校還組織了研習時事的俱樂部和班級。更進一步，將在華外報的影響擴大到更大范圍的是中國本土報刊對外報內容的翻譯與轉述，至于選擇什么樣的內容來翻譯、譯述中如何措辭，則是又一重傳播與政治的博弈。熊玉文在本書結論中指出，對五四運動而言，在華英美報刊的首要功能在于利用自身優勢，進行內幕揭露、熱點追蹤和輿論引導，然后中國報刊對在華英美報刊揭露的內幕、追蹤的熱點和刊登的輿論進行翻譯，付諸報端，向不能閱讀英文的廣大民眾及時公布，引起巨大的民情激蕩，形成不可遏制的社會洪流。

研究五四運動的一個國際視角

如周策縱在《五四運動史》英文初版序言中所說：“在中國近代史上，再沒有任何的主要事件像‘五四運動’這樣惹起各種的爭論。”《在華英美報刊與五四運動》一書分七章，在緒論中首先辨析華報與外報、在華英美報刊與日本報刊的立場區別，以及五四運動的定義。五四運動之所以會“惹起各種的爭論”，是因為與其說它是一個歷史名詞，倒不如說它更像一個外延逐漸擴大的概念。熊玉文將五四運動定義為“因巴黎和會而起、由學生主導的從1919年5月4日開始到6月28日結束的全國性反日愛國運動”。為了研究精確和表述準確，把其中5月4日這一天所發生之事稱為“五四事件”。這一定義突出了巴黎和會這一五四運動爆發的直接原因，亦突出了五四作為“反日愛國”運動的性質，從五四運動發生的原因及其性質來看，對五四運動的研究需要研究者多從國際視角出發，在華英美報刊便是國際視角之一。利用在華外報研究五四運動，還有一個特殊的好處，即當時關于中國的報道，尤其是涉及中日關系和政府內幕的信息，中國報紙要么無緣采訪，要么不敢報道，所有這類性質的信息只能譯自在華外報。從在華外報的角度來研究五四運動，能開闊視野，把巴黎和會與五四運動聯系得更加緊密。

在華英美報刊與五四運動關系的具體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在華英美報刊與威爾遜“十四點”；（2）在華英美報刊與中國對和會要求；（3）在華英美報刊與中國代表團；（4）在華英美報刊與巴黎和會的轉折點“日使恫嚇事件”；（5）在華英美報刊對學生運動態度的前后變化對五四運動結束的影響。全書分七章，一一論述了這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章《在華外報與外交》梳理了外國人在華辦報目的與五四運動前在華外報的勢力分布狀況，在分析在華外報的立場時，作者指出，在華外國人與母國政府對中國的立場有不一致之處。在開發和掠奪中國方面，在華外國人與母國政府立場沒有什么兩樣，但在如何獲取對華利益的政策上有時會出現分歧，這些分歧就體現在在華外報對待母國政策的言論上。在這一點上，英美在華報刊呈現出了一定區別，主要在“條約口岸心理”、上海租界新聞自由的爭取和對日態度上。在華外報突出反映了美日兩國之間的矛盾，在華美國報刊全部反日，在華英國報刊在一戰后期也加入反日行列。而與英美在華主要創辦外文報刊不同的是，日本在華創辦的主要是中文報刊；與英美在華報刊更大的不同是，日本在華報刊與母國政府保持高度一致。

群眾運動的發生首在信息流動，五四運動的爆發緣于巴黎和會的消息源源不斷地從巴黎傳遞到中國。五四運動因報刊所賦予的時間上的即時性、空間上的共時性和地域上的廣泛性這些新的特點載入史冊。對五四運動前報刊生態的考察，有助于我們從新文化運動之外的角度來了解這場運動是如何爆發的。與外報和在華外報稱呼相對應，國人自辦報刊被稱為華報或中國報刊。在北洋政府的統治下，華報為了避免迫害，不得不設法將報館設在租界內，并向外國領事館注冊，掛上“洋”招牌作為護身符。第二章《在華外報與華報》主要關注五四運動前的中國報刊與在華外報之間的關系。巴黎和會期間，華報報道了大量不利于日本的新聞，絕大多數風平浪靜，未被日本駐華公使館抗議，原因在于華報的報道幾乎都出自對在華外報的翻譯。而華報如何翻譯在華外報，就不只是一門專業技術，更是政治的“藝術”。譬如作為研究系機關報的《晨報》與商業報紙《申報》）對《華北明星報》同一篇新聞的翻譯，顯示出兩報性質的不同所帶來的立場差異。原文標題“Chinese Traitors in Paris”，《晨報》以《異哉！賣國之駭聞》登載，《申報》則用較為溫和、保守地以《歐和會內之中國不祥消息》為題，兩者用詞對事件危害程度的判斷有天壤之別。

《華北明星報》

第三章《在華英美報刊與威爾遜“十四點”》梳理了威爾遜“十四點”從一條普通新聞傳入中國到被中國人奉為“公理”的宣傳過程。美國公共情報委員會、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與在華美國報人與報刊的互動聯系學界已有一些研究關注，熊玉文在本章則指出在華英美報刊的報道與克勞和克蘭的在華活動，共同構筑了一個“激發傳播”威爾遜及其主義的媒介環境。

五四運動爆發的直接起因是中國提案中直接歸還青島的要求沒有被和會采納。在對五四運動的研究中，中國在巴黎和會提案顯然是一個不可忽略的要點，從中國對和會四個提案的形成過程來看，里面既有中國代表的貢獻和政府的意志，也有中國民眾的呼聲，然而在華英美報刊在其中的作用并未為大眾所知曉，本書第四章即側重考察從在華英美報刊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密勒氏評論報》《字林西報》《大陸報》或撰文提出中國應提出什么樣的訴求，或借指出中國當前問題來倒逼國際問題的解決方案，在巴黎和會拒絕中國代表的提案時，《密勒氏評論報》還刊文建議在華的美國機構，無論是教會、專業團體還是商業機構，都應該向美國駐華公使抗議，請其轉達給美國國務院和威爾遜總統。北京英美僑民協會亦受此呼吁啟發，將抗議書寄往巴黎，在巴黎和會對德和約簽字之前送達。然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華英美報刊之所以支持中國提案，其出發點是針對日本在華利益，因為在對付日本這一點上，在華英美報刊與中國的利益是一致的。

第六章《在華英美報刊與中國代表團》著重關注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展現這個代表團在和會期間如何受人輕視、內訌不斷，對中國在巴黎和會的失敗，這個代表團也應負一定責任。在中國聯合代表團的籌建過程中，作者認為在華英美報刊不僅起到了鼓吹作用，也對代表團成員的選擇施加了壓力，使其排除了所有的親日派，成為一個純粹的反日親美代表團，然而它們也沒有找到更好的解決中國和會代表問題的辦法，進而導致中國代表團的“結構性損失”，所謂結構性損失，指的是中國代表團成員結構性地缺少知日外交官，在中日密約某些方面沒有話語權，導致和會對中日密約的理解完全聽從日本的解釋，從而導致山東問題交涉失敗。

過去在五四運動爆發的敘事環節上，直接從中日代表辯論跳到“中國外交失敗消息傳來”，中間缺乏五四運動的動員環節。第七章《在華英美報刊與五四事件》則追溯了在華英美報刊對“日使恫嚇事件”的披露與追蹤，指出中外媒體對“賣國賊”問題的議程設置，緊張了氣氛，動員了民眾，為廣大群眾接受梁啟超與林長民的一電一論做了鋪墊。

第七章《在華英美報刊與五四運動的結束》先呈現了華英美報刊對五四學生的觀察與同情，而當學生的斗爭內容增加了“抵制日貨”，在華英美報刊的態度則隨之發生轉折。在華英美報刊既希望看到中國民眾對日貨進行抵制，又不愿抵貨運動損害英美在華商業利益與在租界引起騷亂。而在華英美人對學生運動發展到抵貨運動階段態度的變化，以及對租界內集會游行的嚴厲預防措施，直接影響到了五四運動的結局。

以報刊為史料：關心“未刊之故事”

早在1998年，美國史學家漢斯·施密特（Hans Schmidt）就曾展開研究，探究公共信息委員會在華宣傳與五四運動爆發之間的聯系。近兩年來亦有學者關注到美國于一戰前后開展的輿論宣傳，熊玉文此書則將視野擴展到在華的英美報刊，通過英美報刊的立場、行動、態度轉變對比，結合五四前后的重要事件如威爾遜個人代表訪華、聯合代表團選派、“日使恫嚇事件”、抵制日貨等，強調了在華英美報刊的作用。盡管這些報刊的根本出發點是維護英美在華利益，但這些報刊的努力也確實有效鼓動了中國民眾的民族意識以及對國家利益的維護意識。整體而言，該研究的研究視角頗有創新之處，書寫方式亦兼具學術性與可讀性，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研究空白。

正如作者在書中指出的，在華外報對中國民眾產生影響的主要途徑，是其新聞和評論被國人翻譯并登載于中國本土報刊上。作者比對了在華外報原文與中國本土報刊的譯文，從不同報社的譯文取舍、遣詞用句分析五四運動時期外刊與華報的立場態度，相較以往以文本分析為主的報刊研究又更進了一步，亦能為對該領域感興趣的讀者提供按圖索驥之“圖”。

然而，通觀全書，在研究視角的創新之外，還有幾點遺憾之處。

首先，作者盡力跳出文本分析，用盡量多的歷史細節充實論述，盡量還原巴黎和會前后的歷史現場，惜乎多用二手史料，而少用一手檔案，讀來印象深刻的仍是某某報紙如何發文，某某報之撰文有何不同，或是幾個作者著墨較多的大事件本身。

其次，媒介有發布的一端，也有閱讀與反饋的一端，無論是在華英美報刊的直接受眾，還是閱讀華報轉譯的新聞內容的間接受眾，在五四運動期間如何閱讀、如何行動，作為報道對象的人們如何看待在華外報的報道，似乎都未能在本書中有足夠體現。而缺失這一環，在華英美報刊的作用，于行文中不免顯得有些牽強或夸大。就如同傳播學者韋爾伯·施拉姆所言：“通常是信息流的增長播下了變革的種子，也是信息開闊了人們的眼界，從而孕育了‘全國性’的氣候。”

“全國性”氣候究竟如何生成？以今日之媒體內容之生產觀之，與當下時代之變動真正有關的往往是“未刊之故事”，譬如因為媒介審查刪去的內容，記者在撰文時對呈現某個主題的思考，讀者閱讀后與編輯部之爭鳴、修訂。換句話說，“采訪手記”和“讀編往來”是作者在這一研究中應該展現，而未能展現的。以至于當我們試圖從該研究觀察五四運動時期的在華外刊與政治如何互動，卻仍如隔岸觀火，似乎在作者的論述中尚缺一環，讀者讀來對當時“發生了什么”似乎有所了解，但是該報“為何撰文”、“如何撰文”，編輯部如何運作，卻還是被遮蔽在報章雜志的文本之下。譬如上文所舉北京英美僑民協會受《密勒氏評論報》呼吁影響，將抗議書寄往巴黎，其中細節如何、結果如何，如果能更詳細展開，則更能達到作者寫在緒論中的研究目的，更有助于讀者理解在華英美報刊如何“既是引起五四運動爆發的信息源頭和導致五四運動結束的外部壓力”。

最后，作者在緒論中指出由于五四運動主要針對日本展開，與日文報刊對日本的辯護及對中國的攻擊不同，英美報紙能相對中立客觀地對此進行報道，且大多同情支持中國的民族民主運動。然而日文期刊或是日本勢力如何攪動媒介傳播，本書中著墨較少，這一點也頗為遺憾，如果能將日本報刊及其背后親日勢力的互動一并呈現，讀者對英美報紙的“中立客觀”，以及在中國這方舞臺上，英、美、日與其代理人們是如何基于各自的利益做出不同的選擇，將有更為豐富的認知。

筆者近期嘗試研究《密勒氏評論報》與美國的公共外交，尚在搜集資料、閱讀檔案階段，深知做到以上這些并不容易，對于年輕的研究者來說尤是如此，這不僅需要有對史料盡可能多地掌握，更要有對當時中國內政外交史實的清楚把握，還需要有清晰的問題意識，即厘清“我想用報刊資料說明的是什么問題”，而不是“我有前人未用過的報刊資料”。熊玉文在緒論中亦以指出使用報刊資料研究五四運動的利與弊。其中特別指出的是，當時關于中國的報道，尤其是涉及中日關系和政府內幕的信息，中國報紙由于新聞渠道與新聞管制，只能從在華外報翻譯一手信息。因而從在華外報的角度來研究五四運動，能開闊研究視野。將巴黎和會與五四運動聯系得更加緊密。而他也指出了報刊傳播信息是“瞬時的、表面的、碎片的”，甚至有時是錯誤的和虛假的，利用報刊資料研究歷史問題必須時刻保持警惕，要與檔案、日記、書信等多種史料對照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