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上半段，在中華民族的現代化進程中，中國人在西方人眼里的形象欠佳，辮發、纏足，不講衛生，愚昧無知，其中自然少不了東方主義式的遐想與虛構，但我們自身也免不了自慚形穢。

于是，我們剃發放足、改觀易服，將一種民族主義的情結連同對現代性的求索投注到身體和形象之上，只有改造身體才能改造個人，而只有改造個人才能改造國家和民族，在這樣的背景下，身體在近代中國已經變成了一個政治性的、充滿教化權力的場域。

在李蓉編的《中國近現代身體研究讀本》中，集中關注這段時期個人的身體中充滿的各種話語的張力，清末民初的發式改造、軍國民運動、女子纏足由美變丑的歷程、中山裝的流行、性話語的興起等一系列圍繞身體的話語開始產生。

臺灣學者黃金鱗在其著作《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中，以國家化、法權化、時間化和空間化四個維度挖掘身體在近代中國的經歷。其中身體的國家化是分析的重點，作者以出現在清末民初的系列國民改造運動，以及伴隨而來的教育體制改變，來省察身體的國家化發展，如蔡鍔牽頭的軍國民運動，用軍事化與尚武改造國人孱弱的身體，而梁啟超的《新民說》也是站在囯族竟存的立場上所進行的一次理想國民的整體塑造。

葛紅兵與宋耕合作的《身體政治》探討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身體觀念、階級的身體、疾病的身體和身體的倫理學，在書中身體成了近代政治的場域，革命、解放、自由、文明的話語透過身體傳達出來。

楊念群在其《再造“病人”——中西醫沖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透過醫療史連接起了中國的文化與政治傳統，病人不僅是罹患疾病的身體，同時也承擔了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思想和制度內涵。

《教養身體的政治》同樣可以放在這一脈絡中，它所關注的是1934年至1949年國民黨推行的“新生活運動”，后者同樣將身體作為政治改革的重要對象，其實質與軍國民、新民等論述有內在一致性。

新生活運動

新生活運動始于1934年，蔣介石在2月至3月期間在南昌發表了一系列演講，內容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主張“我們現在挽救國家、復興民族的道理，就在‘蔬米布帛’‘家常便飯’之中，就是要從‘蔬米布帛’‘家常便飯’做起，我們要有合乎禮義廉恥的新生活，就要從不亂吐痰做起。我們要提倡新生活，就可以從扣扣子做起”。7月1日，為了統一指導全國各地的運動，南昌新生活運動促進會改組為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蔣介石任會長。

隨后，蔣介石的心腹鄧文儀起草《新生活運動綱要》，圍繞著“規矩、清潔”對日常生活各項行為設置了一些極其具體、廣泛、細小的規定，如衣服要整齊、帽子要戴正、不隨地吐痰等等。

這一系列對身體規訓同樣帶有民族主義的情結、國家化的策略等等，蔣介石在自己的演講中不斷提到，“我們中國何以至今不能和各國平等，也就是我們一般國民的智識道德，不能和人家的國民平等，趕不上他們”，中國國際地位的低劣被歸咎于國民生活禮儀的鄙陋，不僅身體不如外國人強健，日常生活中舉止動作的“不美”也引起了外國人的污蔑。

但有意思的是，面對這一局面，新生活運動不是簡單地仿效近代西方的身體美學及公共意識，相反這場運動卻援引了大量的中國傳統思想，尤其是“禮義廉恥”的觀念。

“這種文明做人的生活，本來是我們祖先向來所過的，不過最近因為社會的墮落、教育的腐敗，一般國民將他固有的禮義廉恥忘掉了……現在我們提倡新生活，并不是勉強一般國民做特殊的‘洋派’生活，只要拿‘禮義廉恥’的道理，來指導他們，他們便自然會照著這禮義廉恥的德性去過生活的！”

在新生活運動中，屢有拿古代典故來解釋其所提倡的身體觀、社會觀，如《論語》中的“灑掃應對……立身行道”，《禮記》中對個人清潔、飲食的論述，“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洗，衣服，斂枕簟，灑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孺子早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等。

總之，國民黨的新生活運動一開始就充滿矛盾，繼承的是中國的傳統思想，想要達到的結果卻是一種西方人意義上的身體美學和公共意識，而在此期間國共內戰正酣，東三省幾乎淪陷，對于國民黨來說正值內憂外患之際，處在夾縫中的新生活運動多少有些不合時宜。

時任北大文學院院長的胡適，毫不客氣地對新生活運動加以批評，他的核心論點在于，生活禮儀的改良不能解決國民正在面臨的重大問題，《新生活須知》中沒有什么救國良方，不過是一個文明人最低限度的常識生活。再有，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去促成生活習慣的改良遠不如通過教育運動。此外中國的經濟水準過低，缺乏提高道德的物質條件。簡言之便是，在國難當中，即便開展政治秀，也不能靠文明吃飯。

新生活運動在胡適這里，成了蔣介石的政治秀，那我們不禁要問，通過這樣一場運動，蔣介石得到了什么？在蔣公的新衣下面，又打的是什么算盤？

新生活運動與派系斗爭

從新生活運動的結果來看，可以說蔣介石借由新生活運動塑造了自己“精神領袖”的形象，他用一種抽象化的策略，將中國傳統的禮義廉恥觀念加入新生活運動，讓自己站在一個文化道德的制高點，成功煽動了他的親信各派系之間的競爭關系，來促使他們盡力向他效忠。

不僅如此，他還迫使其他競爭對手（西山派、改組派）對此前所未有的群眾運動表態，迫使他們認為，與其站在旁觀者的立場，不如親自參加，并將他們拉入由自己掌握的運動體制之中。

當時，國民黨雖然通過國民革命統一了全國，但在其內部仍然存在著激烈的派系斗爭，因而處于四分五裂的狀態。南京“黨政中央”內部也分了擁蔣派（蔣介石心腹各系）和非蔣派（西山派、改組派），西山派主要由林森、居正、葉楚愴、戴季陶、邵元沖等，他們反對孫中山的“聯俄聯共”路線，反對當時仍在廣州的“中央黨部”，改組派則主要有陳公博、顧孟余、汪精衛等，他們屢次策動地方軍事勢力舉兵，企圖由此奪取蔣介石的權力。

新生活運動開始后，擁蔣派希望通過它改變原有的政治機構，因此擁蔣派積極組織各種活動，成立各種大會，選取理事，以此吸納非蔣派的黨政領袖。這引起了其他派別的緊張，但新生活運動看起來太政治正確了，他們很難表達對立的態度，非蔣派只能寄希望于限制它的范圍，防止它獲得、行駛實際權力來影響、改變原有統治體制。

“關于新生活運動應注重于感化及力行，不宜過度干涉，致起騷擾”，“組織應力求簡單化，避免機關化，其他如處分須注重感化、教育、勸導，避免似行政之處分、司法之懲罰”，這些是從非蔣派那里常聽到的聲音，但在新生活運動如火如荼的進程中基本上沒什么影響。之后，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會議決議，交組織、宣傳、民眾運動三委員會及內政、教育兩部，會擬新生活運動推行辦法，這意味著“中央政府”、“黨部”正式承認了蔣介石在新生活運動中的領導地位，并利用行政力量將運動推行下去。

西山派和改組派盡管在理念和實際操作上與擁蔣派有異議，但還是積極參與了此次運動，汪精衛也認為，“規矩、清潔兩項是新生活的基本條件，也是共赴國難、共挽危亡的基本條件”，但汪精衛贊同的是通過新生活運動普及近代性身體美學與公共意識，對于依靠政治權力推進運動的方法，表現出很消極的態度，他所警惕的是把蔣介石推崇為倡導精神價值之“教主”的意圖。

在地方上，新生活運動也對各省領導人形成壓力。蔣介石的親信在各省市力推新生活運動，使得一些地方的實力派人物也不得不采取措施表示呼應。其中尤其以山西的閻錫山為典型，中原大戰后閻錫山和蔣介石的關系頗為微妙，閻錫山擁兵自重，儼然形成了地方割據。新生活運動后，各省市的呼應對于地方割據勢力來說無疑形成某種心理壓力，為此閻錫山不得不像北伐時期一樣，對此表示呼應盡忠，以此確保自己的地盤。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四川，劉湘雖然很積極地承認運動的意義，但卻一直以四川社會的落后性為借口，為新生活運動在該省的遲滯辯護，這背后其實是地方當局對“中央權力”滲透的警惕。因此我們看到蔣介石為拉攏川軍，多次到四川督促新生活運動，使得四川的新生活運動看起來由中央、地方攜手發起。

這么一輪運動下來，新生活運動仿佛星火燎原般擴大到全國各地，汪精衛和閻錫山等人的承認非常具有象征意義，蔣介石通過新生活運動獲得了更高的威望，大大鞏固了自己的地位，并導致了對原有統治體質的改編。

如何評價新生活運動？

新生活運動施行15年，之后國民黨敗退臺灣，算是徹底銷聲匿跡。我們很難簡單說，新生活運動是失敗或是成功，蔣介石通過它進一步鞏固了自己的領袖地位，而一些日常生活的規定確實有利地改善了當時的衛生條件，在抗日戰爭開始后，“新生活運動”涵蓋了很多戰時支援活動，如戰地服務、傷病慰問、難民救濟等等，它有著現實性的成效，但無論怎么說，新生活運動的行政性色彩過于濃厚，免不了出現形式主義的問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陰奉陽違的反應并不少見，在這樣一場大規模的運動中，宣傳和口號顯然走在了現實前面，過高的抽象主義和行政命令讓運動脫離了大多數群眾，因而一場“教養群眾身體”的運動，似乎并沒有將中國人民“教養”成具有近代性身體美學和公共意識的國民，其結果多少有些令人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