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故宮博物院隆重展出北宋劇跡：王希孟《千里江山圖卷》，轟動藝壇，一時名家論述甚夥。其中有些慣常望畫胡扯者，信口雌黃，東拉西扯，隨意抒情附會，滿紙夢囈亂贊，行之有年，盲從者眾，本不值有識一駁，然兩岸外行逐臭之夫蟻聚蚊雷，遂令二三內(nèi)行人士，于齒冷之余，有意為文糾謬，以正視聽。

敝意以為，既為夢囈，實不待拆而穿之；凡有附會，當(dāng)明辨以后銷之，故本文重點不在糾謬，而在開發(fā)王畫研究之新天地。據(jù)《千里江山圖卷》后之蔡京尾跋，此畫作于“政和三年”(1113)，距今九百零四年：

政和三年閏四月八日賜。希孟年十八歲，昔在畫學(xué)為生徒，召入禁中“文書庫”，數(shù)以畫獻，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誨諭之，親授其法，不逾半歲，乃以此圖進。上嘉之，因以賜臣京，謂天下士在作之而已。

從跋中可知，王希孟先前的畫“未甚工”，不符合徽廟要求，“遂誨諭之，親授其法”。希孟既經(jīng)“誨諭”，領(lǐng)會“其法”，六個月內(nèi)，創(chuàng)造出青綠山水長卷一件。徽廟雖然“嘉之”，但卻不真心重視，既沒用他特有的瘦金書為此圖卷題簽，也未為之命名，更不用說將之定為“神品”了。尤有甚者，皇帝居然還順手就把此畫賜給了蔡京，毫無愛惜保藏之意。而蔡京得賜之后的尾跋，主旨在彰顯皇帝與他親密無間的關(guān)系，對王畫并無一字之褒貶。

七年后，宣和二年（1120）夏，蔡京主編的《宣和畫譜》成書，收錄由晉至宋畫家兩百三十一人，畫六千三百九十六軸，根本沒有提到王希孟。可見希孟此畫，只是部分符合了徽廟對繪畫技術(shù)要求：“寫生”與“重彩”，至于全畫在美學(xué)內(nèi)容與“詩意”探討上，均無法滿足徽廟的特殊嚴(yán)苛要求，缺憾實多，置之徽廟創(chuàng)設(shè)“畫學(xué)”內(nèi)的名畫及名畫家中，并不顯得特別突出。

《千里江山圖卷〉前有宋理宗“緝熙殿寶”一印，顯示此圖曾入南宋內(nèi)府；卷后接紙僅有元代高僧書法家李溥光大德七年（1303）的一則題跋。從元末到明末，王畫并未受到鑒藏家及畫論家的特別重視，題跋評論全無。清初梁清標(biāo)入藏后，才為此畫命名為《千里江山圖》，到了1786年，乾隆皇帝才在畫上題詩一首，內(nèi)容俗陋庸鄙不堪，并無引用討論價值。

乾隆皇帝題詩

希孟作此圖時還年輕，畫法恪遵唐代“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的美學(xué)典范，對蘇軾“論畫求形似，見與兒童鄰”的新典范，尚無體會。對徽宗創(chuàng)立“畫學(xué)”，以“詩意”追求“畫外之意”的美學(xué)用心，亦所知不多；僅在技術(shù)上，遵循徽宗“色不掩墨”的原則，將青綠重彩，重新施之于墨筆山水之上，突破了唐人的重彩畫法，并有可喜的表現(xiàn)，受到嘉許。

自王維通過畫“雪景”突破重彩寫實流行的重圍，提倡畫道應(yīng)以“水墨為上”，追求表現(xiàn)個人簡凈情思的意境，經(jīng)過唐末五代諸山水畫大家的努力，“水墨”已經(jīng)無所不能，成為繪畫主流，單以墨色，就可充分表現(xiàn)四季微妙的變化。三百多年后，時至北宋末，水墨山水畫的創(chuàng)作語言及文法，已完全豐富成熟。讓彩色重入水墨山水，只是徽宗繪畫革新在技術(shù)上的一項嘗試，并非絕對必要。我們看完成于王畫之后的《清明上河圖》，便又恢復(fù)到以水墨為本的畫法，只在畫卷中的楊樹枝，設(shè)上淺淡的汁綠。由此可見，在徽宗、蔡京君臣心目中，對繪畫技術(shù)嘉許，只是層次較低的嘉許，彼此隨意收授王畫，顯示二人對此作，并未真正在意。

至于此圖在元明兩朝不受重視的原因，當(dāng)是受趙孟頫、黃公望師徒的“古意”說及“學(xué)畫如學(xué)詩”此一新美學(xué)典范的影響。趙氏主張畫要有“古意”，真正的意圖是指“繪畫要與古代大師對話”，也就是主張繪畫，不止于“外師造化”，而且還要有“文化歷史感”，反映繪畫的文化傳承。而黃公望主張“作山水者，必以董為師法，如吟詩之學(xué)杜也”，這種畫家習(xí)繪畫應(yīng)如文人習(xí)詩文的理論，確立了日后“文人畫”的基礎(chǔ)。王畫在這個新的美學(xué)典范中，遂遭遇了與范寬《溪山行旅圖》一樣的尷尬命運。

我們以王畫與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對照，便可察覺二畫在徽廟宮中的待遇，有天壤之別。《清圖》大約在《宣和畫譜》成書前后完成，故書中并無記載。據(jù)金朝張著的題記及明朝大學(xué)士李東陽的尾跋，我們知道現(xiàn)存張畫的前面，應(yīng)該還有一窄條幾公分的郊區(qū)景致，隔水處有徽廟以瘦金書題簽“清明上河圖”并鈐有“雙龍”小藏印。可惜經(jīng)過幾次重裱裁邊，此畫的郊景與題簽，都遺失了。由是可知，徽廟對《清圖》較為滿意，不然不會為之題簽，并定為“神品”。在主題、意象及結(jié)構(gòu)上，《清圖》都較花半年完成的《千圖》復(fù)雜數(shù)倍，象征繁復(fù)，寓意深遠。

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張以大河為主題的長卷，密集出現(xiàn)于徽宗在位二十五年的末端，好像要與盛唐玄宗命李思訓(xùn)、吳道子畫嘉陵江山水的故實爭勝一般。而實際的情況可能是，二畫的出現(xiàn)，當(dāng)與徽宗即位初期所發(fā)生的特大祥瑞事件有關(guān)。

宋徽宗在建中靖國元年(1101)登基，前后年號有五，分別為崇寧(1102)、大觀(1107)、政和(1111)、重和(1118)、宣和(1119)。歷代帝王以年號紀(jì)，始于漢武帝十九年，年號“建元”。此后所有新出的“年號”，為求吉祥氣象煥然一新的緣故，都盡量避免采取已經(jīng)用過的字或字組，此一原則，雖非絕對，但歷代君主啟用新年號時，多半盡量遵守，例外不多。可是宋徽宗，這位最講究“祥瑞”與迷信的“道君”，居然一口氣連用了三次“和”：“政和、重和、宣和”。究其原因，旨在慶祝他在位期間所遇到的三次特大祥瑞：“黃河清”。據(jù)《宋史》載，徽宗在位期間，遇到三次“河清”的時間分別為：

大觀元年（1107），“乾寧軍、同州黃河清”；

大觀二年（1108），“同州黃河清”；

大觀三年（1109），“陜州、同州黃河清”。

《左傳·襄公八年》云：“《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歷來都認為“河清”是百年難得一遇的“祥瑞”，史書遂有“圣人出則黃河清”的說法，彰顯其盛。《續(xù)資治通鑒》卷第九十云：“大觀元年乾寧軍言黃河清，逾八百里，凡七晝夜，詔以乾寧軍為清州。”蔡絳《鐵圍山叢談》記錄“黃河清”這件超級吉祥的大事，立刻被譜寫成新曲流傳，還在韓城建立記念此一祥瑞的“河瀆碑”。據(jù)和吉《司馬祠——黃河札記》所述，此碑至今尚在。

大家都知道，徽廟道君是個非常迷信的藝術(shù)皇帝，不但對祥瑞之事，極端重視，對記錄祥瑞的繪畫美學(xué)及內(nèi)涵，也要求極高。他認為建于北宋開國初的“翰林圖畫院”不堪擔(dān)當(dāng)繪畫更上層樓之重任，遂于登基三年后，另外在“太學(xué)”系統(tǒng)中成立“畫學(xué)”(1104)，開科招考畫士。不過六年后，“畫學(xué)”的表現(xiàn)，似乎不盡如人意，他在大觀四年(1110)三月，又讓“畫學(xué)”脫離“太學(xué)”，歸并入“翰林圖畫院”，又在1125年，將之全部裁撤。

徽廟登基不過六年，居然就遇到此等“河清”超級大應(yīng)瑞事件，而且還是連續(xù)三年三次，真乃帝王家國之幸，除了譜曲立碑外，更應(yīng)以繪畫隆重記之。而紀(jì)念“黃河清”的繪畫工作，無可避免的，要落在已創(chuàng)立三四年之久的“畫學(xué)”肩上。不過此圖一直沒有完成問世，到了1109年“陜州、同州黃河清”時，依舊沒有下落。次年，徽廟把“畫學(xué)”歸并入“翰林圖畫院”之舉，應(yīng)該是反映了他對“畫學(xué)”的失望。

徽廟以圖畫喜慶祥瑞的例子，現(xiàn)存多件：政和二年壬辰(1112) 徽宗示意畫的《瑞鶴圖》（遼寧省博物館藏）及政和七年丁酉（1117年）他親自繪制的《祥龍石圖卷》（北京故宮博物院藏），都是以圖畫慶祝紀(jì)念祥瑞出現(xiàn)的例子。

宋人鄧椿《畫繼》記《宣和睿覽》冊中有《瑞鶴圖》，上有徽宗題記并詩如下:

政和壬辰。上元之次夕。忽有祥云拂欝。低映端門。眾皆仰而視之。倏有群鶴。飛鳴于空中。仍有二鶴對止于鴟尾之端。頗甚閑適。余皆翱翔。如應(yīng)奏節(jié)。往來都民無不稽首瞻望。嘆異久之。經(jīng)時不散。迤邐歸飛西北隅散。感茲祥瑞。故作詩以紀(jì)其實：

清曉觚稜拂彩霓。仙禽告瑞忽來儀。

飄飄元是三山侶。兩兩還呈千歲姿。

似擬碧鸞棲寶閣。豈同赤雁集天池。

徘徊嘹唳當(dāng)?shù)りI。故使憧憧庶俗知。

《瑞鶴圖》徽宗題記并詩

新歲伊始，元宵剛過，正月十六日，忽有仙鶴群聚飛翔于汴京宣德門上，眾臣工皆以為吉兆，徽宗立刻指示“翰林圖畫院”以圖志此祥瑞之慶，畫成結(jié)果令他非常滿意，于是在圖后題記并賦詩贊之。小小一樁群鶴飛鳴皇宮之上事件，便被視為稀有的瑞應(yīng)，要隆重制作詩圖，以為紀(jì)念，彰顯今上的盛德。那五年前開始發(fā)生的“黃河清”超大連串瑞應(yīng)事件，應(yīng)該受到更隆重的圖畫謳歌，以彰顯帝王的圣明。

《瑞鶴圖》后過了五年，政和七年十二月，徽宗依道士劉混康之言，在汴京東北建“艮岳”抬高地勢，改善皇室風(fēng)水。宰相蔡京特設(shè)“花石綱”，專司其事。其間，臣工得太湖石狀如祥龍以獻，徽宗大喜，視為大宋國運祥兆，因親圖《祥龍石》一卷，并以詩贊之曰：

彼美婉蜒勢若龍，挺然為瑞獨稱雄；

云凝好色來相借，水潤清輝更不同。

常帶瞑煙疑振鬣，每乘宵雨恐凌空；

故憑彩筆親模寫，融結(jié)功深未易窮。

《祥龍石圖》徽宗題記并詩

徽宗愛奇石入髓，得此“祥龍石”，當(dāng)然要竭盡全力，躬自精心繪制。此事證明，徽宗對應(yīng)瑞畫要求極高，“畫學(xué)”及“翰林圖畫院”的生徒，等閑不能迎合上意，符合要求。必要時，他會親自下筆制圖，不愿假手他人。

比“祥龍石”還重大的“河清”祥瑞，理當(dāng)受到更隆重的對待。大觀三年，黃河第三次清，而徽宗卻在大觀四年(1110)，將“畫學(xué)”撤消。合理的推測是，徽宗自大觀元年（1107）第一次河清起，就下令“畫學(xué)”生徒為此作畫紀(jì)念，結(jié)果皆不稱旨。接下來兩年，“河清”祥瑞再三的傳來，而“畫學(xué)”生徒，依舊沒有令皇帝滿意的畫作呈進。

兩年后(1112)，也就是《瑞鶴圖》繪成的那一年，徽宗遇到了少年天才畫家王希孟(1096-1119)，畫作居然有稱旨的潛力，大喜過望，立刻召入大內(nèi)“文書庫”，親自調(diào)教。次年，也就是政和三年(1113)，王希孟以《千里江山》圖卷進獻，希望能符合徽宗紀(jì)念慶祝“河清”祥瑞的雅意。不過，據(jù)蔡京在此卷的尾跋顯示，徽宗此一期望，似乎又告落空。大約在六后，徽宗改年號為“宣和”，命張擇端繪畫卷志慶，他終于等到了符合心中理想的“河清”應(yīng)瑞畫作，因此賜名《清明上河圖》并為之題簽。而此時北宋內(nèi)憂外患加劇而來，皇帝已無心賦詩題跋大肆慶祝了。

從藝術(shù)品味多元化的今天看來，少年天才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圖》，是難得一見的北宋青綠山水長卷，雖不能完全符合徽廟的藝術(shù)理想與品味，但仍是唐代“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美學(xué)典范的代表作之一，人與畫，均為絕世稀有，列為國家一級重寶，誰曰不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