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豐銀行，英文名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簡稱HSBC，直譯為香港上海銀行，1865年成立于香港，經過150多年的發展，已經成為世界規模最大的金融機構之一。近代以來，匯豐銀行兼具資金和管理方面的優勢，以及列強為后盾的各種特權，經歷或直接參與了近代中國政治、經濟、外交以及金融等方面的重大事件。本文整理自上海師范大學光啟國際學者中心“匯豐銀行：近代中國與世界”系列講座之一，該專題講座聚焦海外中國近現代文獻的收集、整理與研讀，為上海師范大學宋佩玉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英國藏匯豐銀行涉華檔案整理與研究（1865-1949）”相關學術活動。本場講座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吳景平主講，題目為“抗戰爆發前后的中英金融合作”，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吳敏超研究員與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王釗擔任與談嘉賓，上海師范大學蘇智良教授主持。主講人吳景平教授曾任國務院歷史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副會長，在中國近代政治、經濟與外交史等領域深耕多年，著述頗豐。

1910年的匯豐銀行大樓

講座伊始，吳景平教授介紹了這一選題的背景。他認為，抗戰爆發前后的中英金融合作屬于外交史與金融史的研究范疇，同時也涉及中英日等多方關系。從宏觀角度而言，近代中國處在條約體系之中，國民政府成立后，尤其是“九一八”事變后，中國的領土完整與主權獨立遭到嚴重威脅，作為近代中國條約體系的始作俑者，英國在華擁有重大利益，也希望維持條約體系以維護其在華利益，但英國在華構建的條約體系及相關權益日益受到日本的挑戰，并面臨美國等其他國家的競爭。日本是一戰后建立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的受益者，它順利“繼承”了德國在中國以及太平洋赤道以北地區的利益，但日本又是這個體系的破壞者，甚至要和這個體系完全撇清，直到1931年開始發動侵華戰爭，1937年全面侵華，并在不久后將侵略擴大到亞太地區。從1931年到1945年之中的重大歷史節點，都對中英是否要合作、是否要在金融領域合作、如何進行合作等問題產生重大影響。

談論這一話題還需明確金融領域的特征。金融本身是一個中性的概念，是指對貨幣的經營活動，涉及領域廣泛，是一種商業性的市場行為，受到價值規律、供需關系的支配，由銀行等金融機構為經營主體。吳景平教授認為，近代中國與英國的金融合作本質是商業屬性，也兼具其他屬性。金融合作屬于經濟活動的范疇，無論是政府之間，還是政府與金融機構之間，理應是商業性的，形式上是平等互利、自愿的。但事實上，近代以來的中外金融合作，或者是涉及金融合作中的重大問題，又往往帶有財政屬性，進而帶有政治屬性。中英金融合作涉及多個領域，包括貨幣領域、金融市場、金融機構等。

接著，吳景平教授從五個方面對抗戰前后中英金融合作的具體內容進行了介紹。

第一方面是英國在華的金融機構。鴉片戰爭后，英國金融機構開始進入中國，英資銀行從19世紀40年代開始在華設立分支機構，麥加利銀行、匯豐銀行分別在19世紀50年代與60年代進駐。據統計，到1930年代，西方國家在華設立的外資銀行中，英國銀行分支機構最多，有27家。日本此時的機構也非常多，在華金融機構的數量與規模也在不斷擴展，甚至擠壓歐美銀行的業務。早期英資銀行除了經營存放款、匯兌等一般業務外，對于出口貿易相關的金融活動幾乎是壟斷性的，匯豐銀行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它創立時總行設在香港，同時又在上海設立分行，其業務除了外資銀行涉及的一般業務外，也涉及中國財政領域，例如對中國每年關稅、鹽稅收入的保管和劃撥，進而對中國的政治與社會等方面都產生影響。

從四卷本的《匯豐銀行史》中可以看到，匯豐銀行的業務在中國擴張得很快，到1926年，匯豐銀行對華資銀行也產生了影響，比如中國的第一家華資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的章程條例就參考了匯豐銀行的相關制度文本，也聘請過匯豐銀行的經理人擔任洋大班。匯豐銀行在華經營的業務范圍也不斷擴大，對中國金融領域的影響力也在提高，比如匯豐銀行對中國政府外債的經理份額不斷提高，英德借款、英德續借款都是由匯豐銀行經理，楊格的《1927-1937年中國財政經濟情況》中也統計了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到全面抗戰爆發前，依然在持續償付本息的外債情況，其中英國外債仍占很高比例，這部分外債也大都由匯豐銀行經理。還有一個此時期匯豐銀行與國民政府合作的案例：1932年海關總稅務司幫助國民政府財政部向匯豐銀行墊借款300萬銀元，后在規定時間內還清本息，此時財政部向匯豐銀行而不向華資銀行借款的原因在于，國民政府剛在1932年與中國金融界、尤其是上海金融界達成了整理公債協議，不能再借新債，而海關總稅務司掌管中國關稅收入，故可以此為擔保進行借款，中國政府和在華外國金融機構通過海關形成的隱秘的財政金融聯系是值得關注的。

第二方面，吳景平介紹了有關國民政府法幣改革前后的中英金融合作問題。法幣與此前近代中國流通的鈔票、或者說兌換券的最大區別在于，以前的鈔票是憑票兌付，發行方負有兌換義務，實質上是銀元或其他金屬貨幣的兌換券，而法幣的發行方不再承擔兌換義務。法幣的制度設計，涉及到白銀風潮爆發與中國向英國（也包括美國）求援的交涉。吳景平從英國財政部高級顧問李滋羅斯來華的相關活動，中英圍繞幣制改革、借款、銀行等領域的合作，英國如何對新四國銀行團的規則進行維系與規避等內容為切入點，介紹了英國與國民政府法幣改革的關系。1935年初中國就向英國提出過2000萬英鎊借款方案，英國認為需要考慮新四國銀行團其他成員美、日、法等國的態度，派李滋羅斯在1935年9月作為英國政府代表訪華，商談幣制與借款問題。英國在華商業利益較多，故希望與中國就幣制改革進行合作，孔祥熙與宋子文都對他的訪華有很高的期待，但蔣介石卻持保留態度，認為中國當下主要應處理與日本的關系問題，英國的借款與援助不如中日交涉重要。李滋羅斯在回憶錄中談到了當時與國民政府高層的商談情況，大致內容就是讓中國放棄銀本位，采用英鎊本位，英方要求國民政府將法幣發行權集中在中央銀行，中國、交通兩行只能有2年的過渡期，2年后取消發行權。英國愿意提供1000-1500萬英鎊借款作為法幣的發行準備金，條件是中國維持現有的海關制度，因為現有海關總稅務司是英國人，故實際上英國是要維持對其在華利益與對華貿易有利的中國海關制度，并由英籍人員出任中央銀行顧問，同時中國也必須把白銀出售給美國，獲得的外匯收入用以維持貨幣發行。

李滋羅斯代表英國財政部與工商界的態度，而代表英國政治外交界態度的英國外交部，雖然原則上也同意幣制改革的方案，同意讓英國強勢介入中國的幣制改革，讓中國加入英鎊集團，但也要求英國不要輕易宣布此事，要為中英的交涉預留更大的空間，同時也要求李滋羅斯與日本及美國政府協商，就中國的幣制改革方案達成一致，也符合新四國銀行團規則的要求。而英國當時也有另外一條要求，就是此事也必須獲得駐華大使賈德干的同意，但賈德干對李滋羅斯代表財政部壟斷了與國民政府幣制改革相關交涉的現狀非常不滿，認為自己成了擺設。

英國內部各方未能迅速達成一致，而中國此時也出現意外情況。1935年11月1日，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上發生了汪精衛遇刺事件，引發國內對局勢的恐慌，各方認為可能有更大的危機發生，銀錢業面臨巨大的擠兌風險。所以國民政府在尚未與英國就幣制改革與借款問題協商一致的情況下，果斷在11月3日宣布將于11月4日實施法幣改革。

國民政府法幣改革中的很多方案采納了孔祥熙、宋子文與李滋羅斯協商的結果。例如第一條，中央、中國、交通三行所發行的鈔票為法幣，但是中央銀行發行為主，中交為輔。換言之，其他銀行沒有合法的發行權。一切公私款項的收付，一概以法律為限，不得行使現金，對于是否包括外商銀行的交易沒有明確說明。外商金融機構在中國要使用法幣，就要向中方指定的發行準備委員會與銀行來兌換，外商銀行認為這是強制其交出白銀。第五條規定，在任何領域以白銀作為貨幣，哪怕是作計價單位，都是不合法的。第六條很關鍵，由中央、中國、交通銀行無限制買賣外匯，此處的“外匯”并非原先計劃中的英鎊，原因在于英國最終收回了向中國借款的計劃，但英國還是以其他方式表示了對法幣改革的支持，1935年11月4日，英國駐華大使賈德干公布了英王敕令，要求在華英僑及法人團體必須遵守中國政府有關法幣的規定，否則就將受到懲罰，這也是第一個外國政府明確表達對中國法幣改革的支持，對于法幣改革的成功實施有很大的意義。

第三方面，吳景平談到了英國與中國銀行體系改革的關系。李滋羅斯訪華與國民政府高層商談幣制改革條件時即提到了中央銀行改革一事，即由中央銀行單獨發行貨幣，中交兩行僅為輔助。國民黨政權最早成立中央銀行要追溯到廣東時期的1924年，到后來的武漢國民政府時期，中央銀行都是從屬于財政部的，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雖然中央銀行總裁獲得了與財政部長平級的待遇，但財政部又被賦予管理貨幣金融事務的全權，此時期大多由財政部長兼任央行總裁，所以財政部與央行以及其他金融機構都屬于財政大系統之下。實際上央行在一定意義上是財政部的下屬機構，承擔管理國庫等財政職能。李滋羅斯提出的要中央銀行完全獨立于任何政府機關，獨立掌握發行權的方案，遭到中方的反對，孔祥熙與宋子文認為英方不了解中國貨幣銀行的歷史與現狀，當時中央銀行在貨幣發行、流通等其他主要業務上的能力乃至國內金融市場上的影響力均不如中國與交通兩行，由中交兩行出面進行信用擔保活動要更好。如果取消中交兩行的發行權，那么單由中央銀行發行的貨幣能否在城市與鄉村、沿海與內地等不同的地區都站得住腳，國民政府高層尚缺乏信心，所以中方還是希望中交兩行與中央銀行一同參與貨幣發行。但李滋羅斯認為，如果要英國支持中國的幣制改革，就必須進行銀行改革，明確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的地位，并將商業銀行的資產凍結，由發行準備委員會保管準備金，此方案涉及到中國的央行制度，以及其與財政的關系，又是其與政治關系的體現。當時蔣介石的名分只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他的考慮是將中、中、交三行合并為一個銀行，由財政部長來做這個合并后的銀行行長，這并不是李滋羅斯提出的方案。

法幣改革后，1936年國民政府就成立了專家委員會，醞釀成立中央準備銀行的方案。擬成立的中央準備銀行股份40%歸政府，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雖然頒布過中央銀行條例，規定中央銀行的官股份額40%或其他數字，但實際上到1936年初從未實施過，中央銀行并無股東會與董事會，有的是銀行理事會與監事會。中央準備銀行除了40%的官股外，其余60%的股份由以法人名義持股的各個銀行持股和個人名義持股，各占30%，且政府持有的40%股份沒有分紅權，因此銀行獲利的大頭都將歸投資的銀行與個人所有。到1937年6月，立法院通過了中央準備銀行的方案，但隨后全面抗戰爆發，國民政府不再著力于央行的改革，而是希望進行全面的金融統制，由四聯總處進行金融管理，籌建中央準備銀行的方案擱淺。

第四方面，吳景平介紹了英國與中國的平準基金。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國的局勢發生重大變化，英國也必須重新考慮對華金融合作一事，其中較為重要的是在貨幣領域，維持法幣的外匯匯兌本位。中英平準基金的背景之一，是1937年的2000萬英鎊金融借款談判。1937年孔祥熙曾率領代表團赴英，與英國政府就重談1935年李滋羅斯來華時商談過的金融借款一事進行談判，英方原則上同意采取傳統的融資方式，由匯豐銀行等英資銀行出面，在以倫敦為主體的國際金融市場為中國政府發行2000萬英鎊債券，但后因全面抗戰的爆發，匯豐銀行認為這個借款無法被公眾接受，且英國財政部不愿意出面擔保，故這筆借款亦未能付諸實施。因全面抗戰爆發，中國以關稅與鹽稅擔保償付的外債與賠款（主要是庚子賠款）的本息面臨違約，原因是沿海的主要海關都被日本占領，中國無法動用關稅，故認為違約的責任在日本。處理方式是，先把欠賬記下，等戰后向日本索要賠償支付積欠英美等國的舊債，這個方案也獲得了大多數西方國家的同意。

1935年11月4日國民政府公布的法幣改革方案中，明確規定中、中、交三行無限買賣外匯，直到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前，雖然國民政府為了促進出口，讓法幣進行了小幅貶值，但法幣的官方匯率都能保持相對的穩定。全面抗戰爆發后，日本于1938年初在華北的偽政權組建了聯合準備銀行，發行聯銀券，宣布在華北地區與法幣實行1比1等價交換，偽政權方面用聯銀券在市面上大量換取法幣，再用以套取國民政府的外匯資源。前面講到，戰前英國對華的金融借款均未借成，國民政府目前的外匯資源無法維持法幣，國統區法幣匯率大跌，對在華英商與英國對華貿易的沖擊也很大。經過雙方反復磋商，1939年匯豐、麥加利兩家英資銀行和中交兩行訂立了第一次平準基金借款合同，總數為1000萬英鎊，兩家英資和中資銀行各出500萬英鎊。匯豐銀行與麥加利銀行是商業銀行，但與英國政府關系比較密切，而中交兩行在1935年改組后，實際上已經是政府銀行，主要負責人形式上是由董事會提名，后由政府認定，甚至委派。第一次中英平準基金名義上是由商業銀行提供借款，但合同中的擔保等相關規定中已經加入了英格蘭銀行、英國財政部、中國政府等，中英兩國政府的相關機構實際上已經包含其中。一年多以后，由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和匯豐銀行訂立了乙種基金，依然執行此前基金委員會的規定。1941年4月中英簽訂了第二筆平準基金合同，與第一次相比，匯豐、麥加利銀行等商業銀行和中交等中方銀行都不再是簽約人，而是由英國財政部與中國、中央銀行為締約方，等于兩國政府直接簽訂合約。

1942年10月，在太平洋戰爭爆發近一年后，財政部應蔣介石的要求，清查平準基金的使用與剩余資金情況。因為平準基金委員會主要在上海和香港運作，隨著日本對上述地區的占領，日本也查封了平準基金委員會的資金，總共封存了4.7億元法幣。

第五方面，吳景平講到了對英國在華金融思維的思考，包括英國對華的戰略研判。全面抗戰爆發后，日本的侵略從東北進入華北，接下來華東乃至華南主要地區都被日軍占領，相應地沿海的主要海關也被日本占領，日本占領后即由日方人員掌握日占區海關的管理機構，并掌握了關稅的保管與分配權。對于英國而言，這是一個既定事實，日本希望將此情況合法化，但中國堅決反對，不過英日還是簽訂了有關中國海關的協定，實際上對日占區中國海關的處理做出了規定。而英國在中國的租界區上，包括天津、上海等地的租界區都答應了日方的要求。除此之外，英國對華借款一事上態度也較為消極，1935年的幣制借款、1937年的金融借款都未成行，1939年英國雖然提供了平準基金借款，但要求就是維持中國的貨幣、維持法幣匯率穩定等技術性問題。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美國提供了5億美元對華借款，中國希望英國像美國一樣提供大額財政援助借款，數額為1億英鎊，英國則表示只能提供5000萬英鎊，在此份額內與中國談判，但雙方分歧仍舊很大，直到1944年5月才簽訂借款協議。英國的態度與其戰略研判相關，駐英大使顧維鈞1942年曾給國民政府報告說，英國提供的5000萬英鎊借款，實際上由中方自由支配的只有1000萬英鎊，在這種情況下還不如不要，蔣介石也同意了此意見，這對中英關系的打擊很大。

抗戰爆發前后的中英金融合作，不是單方面的要求，是雙方自愿的，具有商業屬性，受價值規律與市場需要關系的支配。每一筆外債與賠款的處理上，雙方都有各自要承擔的責任或風險，實際上各有需求，風險各擔。日本全面侵華中斷了中國的近代國家建設，財政銀行、海關體系受到重大打擊，有了中英金融合作后，對中國貨幣的維持起到了一定作用，上海租界的外匯市場仍在運行，中、中、交三行仍在買賣外匯，從這一點上講，中英金融合作的預期基本上達到。

1939年9月歐戰爆發后，英國也面臨與德國的戰事，壓力巨大，如果不是德國執行巴巴羅薩計劃向蘇聯進攻，而是全力進攻英國的話，英德戰事的后果很難預料，另一方面中國的情況也不容樂觀。因此英國方面大的戰略預判，就是已經是時候逐步從中國撤退了，因而英國與中國的合作有限，規模不像美國對華金融合作那么大，美國對華提供了多筆經濟援助，目的是要把中國綁在美國的戰車上，讓中國持續抵抗日本，以幫美國在太平洋戰場贏得有利地位，相比之下，英國保持在華存在的決心與中英合作的決心都不足，和中方的金融合作也缺乏長遠的恒心。

1928年上海外灘建筑群中的匯豐銀行大樓

與談人吳敏超從吳景平教授的講座內容出發，談了三點體會。首先，抗戰爆發前后的中英金融合作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它不僅與金融史有關，也跟抗日戰爭的進程有關，同時也是中外關系史里一個很重要的議題。吳景平教授對這一議題已經有相當長期的研究，其一大特點，就是建基于中外原始檔案、基于扎實的史料基礎上的研究。其次，金融史屬于一個相對專精的領域，吳教授的研究把金融史放在中國近代國家發展的歷史中，國民政府的各項制度建設中，在國際關系、尤其是中國與英國、美國、日本等國的關系中，視野廣博。李滋羅斯來華、法幣改革與后續的事件都和中國國內政局息息相關，所以金融史的影響超過經濟領域。評價李滋羅斯來華以及后來的平準基金時，確實需要考察政治上與國際關系方面的影響。最后，吳敏超認為，吳教授本場的講座重點在于法幣改革，以及李滋羅斯在其中的作用，但沒有就事論事，而是將其放置于整個近代中英金融合作的視野下進行考察，正是由于19世紀60年代以來諸多英商銀行在華經營以及隨之產生的在中國國際貿易、海關、內外債等領域的影響力，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國民政府進行法幣改革時考慮選擇與英國合作。吳教授也詳細分析了各方的態度，實際上李滋羅斯來華之前先去了日本，與日本政府高層就中英經濟合作問題也有一定接觸。李滋羅斯作為一個外國專家，對中國的財經與銀行等領域并不很熟悉，認識有偏差。這也提醒我們，對近代來華的外國專家的觀點要給出恰如其分的評價。在研究平準基金時，吳老師對中英與中美平準基金都有深入的研究，在這一升一降的對比之中，可以更加準確地看待中英金融合作的特點。

與談人王釗表示，吳教授對抗戰爆發前后中英金融合作的解讀比較全面，包括但不限于銀行、外債、貨幣、海關等等，文獻資料也比較全面。金融史應該不限于金融史，而是將其作為一個視角來推進對時局的認識，對整個中國內政以及中國外交，乃至于整個全球局勢的認識。

王釗認為，中英金融關系，若以中國為本位，可分為對內和對外，對內是指其與中國國內金融機構與金融體系的關系，這方面英國確實影響力很大，因為英國是最早以武力打開中國大門的國家，也是近代中國條約體系的主要締造者。對外主要是指外債，根據《中國近代外債史統計資料》統計，近代中國向英國借了92筆外債，南京國民政府借了14筆，在全面抗戰爆發前，英國與南京國民政府舊債整理進行了交涉，也達成了幾筆小額借款。1934年國民政府曾向英國提出大額借款，但英國沒有同意，英國當時擔憂新四國銀行團的限制，也擔憂日美等國的態度。李滋羅斯來華時，英國外交部在1935年10月24日明確給他致電，希望對華幣制改革與借款談判時要考慮美國和日本的態度，美國方面是希望可以由其購買中國的白銀，日本方面則是希望其至少不反對英國提供借款。雖然此后李滋羅斯向英國外交部表示這兩個問題都可以解決，但英國外交部還是在10月30日明確指示李滋羅斯，不要在沒有美日同意與配合的情況下對華借款。法幣改革后，李滋羅斯在1936年初也向英國外交部明確建議繼續對華借款談判，可由此保護英商在華利益，并將此前的談判獲得的有利條件進行落實，但英國出于對日本態度的擔憂，還是拒絕在此時對華借款。但李滋羅斯來華比較重要的貢獻，是推動了中英舊債的整理，例如津浦鐵路與湖廣鐵路舊債的整理，成為中英其他舊債整理的模板，此外，他對新四國銀行團的態度也發生變化，回國后積極推動英國政府尋求跳出新四國銀行團的方案，1936-1937年英國陸續對華提供了一些新的鐵路借款。1937年中英2000萬金融借款談判時，英國曾提出了海關、央行顧問、改革預算、借款運用、擔保條件等較為苛刻的條件，但中國都接受了，蔣介石日記里面就寫到，英國在華權益非常多，中國可以通過讓渡部分的權益給英國，以密切英國對華關系，讓英國在將來中日爆發戰爭時支持中國。

全面抗戰爆發后，英國政府的預判是，如果日本獲勝，則會全部侵奪英國在華利益，如果中國獲勝，則英國還有參與戰后中國經濟重建的機會，故對華提供了幾筆借款，實際上條件與戰前相比有了明顯的提升，某種程度上達到了中國戰前的期待，但此時中國對英國的態度與英國在中國外交戰略上的重要性排名反而降低了，原因在于中國在戰時對英國借款的期望也有提高，但英國因自身也面臨戰爭壓力，故對華提供的借款與經濟援助有限，未能達到中方的期待。戰后英國自身也面臨經濟困難，而國民黨政權也在1949年敗退臺灣，故英國未能通過戰時對華借款獲得其所期望獲得的戰后在華經濟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