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徐祖正的興趣，源自于他與周作人志趣相投，彼此知己，品味大致相近的緣故，二人都喜歡蓄書和閱讀，有時也相互借閱交換。如同知堂迷之于苦雨齋，我也曾幻想一窺駱駝書屋蓄存內容，每以無緣一飽眼福為憾。限于材料無多，觸目有限，只見到很少幾篇相關文字。后來在朋友處有幸得見一本徐氏早期藏書，且有其親筆題識，為我多年來所僅見。

徐祖正的外甥李忠霖在遺稿《徐祖正教授逸聞數(shù)則》中，講到了徐祖正的藏書嗜好：“有一次耀辰舅對我說：‘我們的先祖昆山徐氏，過去有徐乾學的傳是樓，是當時江南頗有聲譽的藏書樓，我也有這種興趣，但是我并不想傳之子孫的。’記得我初到北京，考上了清華，原擬進歷史系的，一看到他老人家藏的英文、法文、日文等書籍很多，在他的引導下考入了外文系。”文中李忠霖還說，“張奚若教授在北京將要淪陷的時候，把所藏中文書籍全部轉讓給耀辰舅，他全數(shù)接受下來，以助其離京之行”，“1978年他臨終前把這些家藏的日文書和中文文史書籍都捐給北京大學圖書館，英文書和少數(shù)的法文、德文書則捐獻給國立北京圖書館，該館特地為他另辟專室，兩者總計6226本。”（以上引文刊載于《昆山文史》第九輯）李文提供了徐氏藏書大致種類，也讓我們了解了這些藏書最終去向，且捐贈數(shù)目明確，看來是經過清點的了。

在我閱讀過的材料中，國家圖書館董馥榮先生的一篇《徐祖正駱駝書屋所藏“閨闈叢珍”》（原載《文獻》季刊2007年4月第2期）引起我的關注。董文列舉的書目中，并不僅是李文所講“英文書和少數(shù)的法文、德文書則捐獻給國立北京圖書館”，從這篇文字可知，徐祖正當年捐贈北京圖書館圖書中，至少也包括中文線裝古籍，如歷代婦人著述等——這些與婦女有關的書籍，正是徐祖正藏書中一個重要專題。董文使得像我這樣的普通讀者，也能有機會了解到“深藏”于國家圖書館（原北京圖書館）中一部分“徐氏專藏”的大致信息。文中這樣寫道：

徐祖正捐贈北京圖書館的線裝書有661種627部，約計1400馀冊，多數(shù)為清中期以后的刊本，也不乏清乾隆及乾隆以前的刻本，更有二十四種抄、稿本，其中有周作人稿本《兒童雜事詩》、《往昔三十首》，廢名的《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后》第十八章的謄清稿本，胡文楷抄本《昆山胡氏懷琴堂藏閨秀書目》、《碧桃館詞》、《雙修閣詩存》等18種女性詩文別集。這些書從分類上看，主要是集部著作，約有四百多部；其次是史部傳記類的著作，有三十馀部；其他還有少量的佛教類典籍和子部著作等，這部分文獻的內容絕大多數(shù)與女性有關。徐氏藏書最顯著的特點，無疑是其對婦女著作及與女性相關著作的收藏。……

有關徐氏藏書的來源，沒有更詳細的記錄。從為數(shù)不多的題記中，可以看出其主要來自個人的購買，同時也得益于朋友的贈送。他在《澹仙詩鈔》的題記中特別提到了周作人給予他的支持，他說“啟明知余所好，常將其舊藏中關于閨秀詩文集割愛見惠，或有新得亦時有捐贈。”我們見到的明確由周作人送給他的閨闈著作有5種，其中《紅窗百詠》、《妝樓摘艷》、《歷代名媛雜詠》都鈐有周氏的藏書章，從《澹仙詩鈔》題記中的文字看，應該不止這5種。筆者還發(fā)現(xiàn)有不少書籍重訂后的書簽是由周作人題寫的，也可以看出周作人對徐祖正收藏閨秀作品的支持。而徐祖正與胡文楷之間則是一種相互支持的情形，他們不僅有同鄉(xiāng)之誼，在藏書方面更有相同的愛好，因此相互關照也是順理成章的。在徐祖正藏書中，我們不僅見到了抄本《昆山胡氏懷琴堂藏閨秀書目》還有胡氏抄本《味梅吟草》、《金陵游草》和《吟梅仙館絕句抄》三種詩文集。胡文楷在其所編的《歷代婦女著述考》的自序中也提到了徐祖正的幫助。

以上引文中，我感興趣的是作者引用的徐氏藏書題記六篇，其中，清人熊璉撰《澹仙詩鈔》為嘉慶二年（1797年）刻本，鈐“駱駝書屋所藏”印，徐氏題記寫道：

澹仙詩鈔共五卷，系廿四年秋季所購，分訂四冊。今承啟明兄惠假原裝一部，燈下無事，從事校讀一過，前在目錄卡片中注明有缺頁者，計缺題詞七頁以下三頁，今又查得缺邵文鴻氏序文一篇，所引為錯異者，除賦鈔、文鈔外，其馀詩鈔、詞鈔皆于每卷之末缺短數(shù)首，內中亦有原頁中行數(shù)不減而詩與題皆經改易者，冊壹跋文皆同，未見提及，是可怪也。向來對于板本之覆雜少所當意，以為小家數(shù)之詩文集不比窮研經典，出入有限，今知欲追蹤一部集子之究竟，亦非多多搜集異本不可。擬將此周氏異本假而不還，宣告沒收，但啟明知余所好，常將其舊藏中關于閨秀詩文集割愛見惠，原裝本之《澹仙詩鈔》本有移贈之說，余以為笥中已有，一度以假閱為名而帶歸者，今燈下校讀之馀，覺非出此窮兇極惡之態(tài)度不可，殊為愧汗也。

時在念陸年九月七日燈下之北平

駱駝馀生述

從這篇徐氏題記中，可窺見周徐二人不分彼此，交情確是不淺，同時也可看到徐氏性情的另一面。董文同時選錄了徐氏舊存中另外五篇題記，這五種舊存分別是：

一、《繡像玉連環(huán)》八卷，清朱素仙撰，清樵云山人訂，清道光三年（1823年）刻本，鈐“徐”、“駱駝書屋所藏”印；

二、《澹鞠軒詩初稿》，張褶英撰，清道光間刻本，題詞處鈐“駱駝書屋所藏”印；

三、《韻香閣詩集》，清孔祥淑撰，光緒十三年（1887年）刻本；

四、《虔共室遺集》，清曾彥撰，光緒十七年刻本，鈐“駱駝書屋所藏”、“昆山徐氏”、“ 閨闈叢珍”印 ；

五、《紅萼軒詞牌》，清孔傳鐸輯，清刻本。

因篇幅所限，這五篇徐祖正題記文字內容這里就不再贅引，感興趣的朋友讀者不妨閱讀《文獻》原作。

其實在周作人日記中，也能找到二人相互借閱、贈書的文字。比如“耀辰贈文房小說一部”（1926年8月31日）“下午耀辰來，以英書一本見贈”（1929年7月13日）“耀辰來，贈以若子遺影及《名媛雜詠》一部。攜來《竹居小牘》四冊見贈”（1929年12月7日）“上午遣張三送《香咳集》贈耀辰”（1932年2月3日）“下午耀辰來，以《辭源》丁種一部見贈”（1932年4月1日）“得耀辰送來《尺牘類便》六冊見示”（1932年7月14日）“耀辰來，贈書一冊，下午去，攜去女才子詩及尹默所書字”（1933年1月30日）“耀辰交來嚴既澄詩詞一冊”（1933年8月11日）“從耀辰借《俳文文學雜記》一冊”（1933年11月24日）“還耀辰書一冊”（1933年12月22日）“以《擬曲》贈耀辰一冊”（1934年2月22日）“以《萬葉名物圖會》二冊送致耀辰”（1934年10月18日）……兩人相知甚深，當然了解對方需求。其實這只是1934年之前，周作人日記中二人圖書交流的部分記載，至于徐氏本人早年間于舊籍購尋收蓄的細節(jié)，以及“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中，有否遭遇抄沒貲財書籍，是否經歷秦火劫灰，因未見相關文字依據(jù)，致今日仍茫無所知。然而在不久前，我竟有幸親睹曾是駱駝書屋的一冊舊存。

就在今年夏初，承友人尹君相告，他于北大外語學院圖書館見到一本徐祖正舊藏日文書。他知道我關注徐祖正，便把這個發(fā)現(xiàn)告訴了我。適小尹畢業(yè)在即，我便很快趕去北大。這是一本夏目金之助寫的《彼岸過迄》，紅底花布面的小精裝，典型日式裝幀，小巧雅致。書是日本春陽堂版，大正七年（1918年）二月一日十六版。作者夏目金之助，即日本近代文學大家夏目漱石，據(jù)說他自小深受東方傳統(tǒng)文化熏染，名字便出自《晉書?孫楚傳》“潄石枕流”句。這本《彼岸過迄》也被譯作《過了春分時節(jié)》，是作者嘗試將四篇看似獨立，然互有關聯(lián)的短篇串聯(lián)寫成。

書的內頁有徐祖正鋼筆題記，大意是：他于1918年夏天買到這本書，攜去熱海海岸閱讀，它曾陪伴自己度過了半年中煩悶的時光。后來把此書又借給了朋友濟訚，以慰其在東京、仙臺間往返的寂寞。之后朋友來信說，這書被愛人遺失。我只能又買來一本，因為我與這書有特別的關系。這頁及正文首頁鈐有“徐祖正章”姓名小印。在 “緒言”（據(jù)明治四十五年一月于《朝日新聞》刊載時的緒言）之后，有施色插畫一幀，不知是否為潄石手筆。書中另有“徐祖正先生贈書”、“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印”各一枚。這是我第一次，也是僅有的一次觸摸徐祖正舊藏實物，冥冥中仿佛觸碰到老先生翻閱這本書時的手指，然而，時光已跨越了近一百個年頭。

徐祖正鋼筆題記

在我仍沉浸于這次“艷遇”徐氏舊藏的喜悅時，幾天之后，小尹再傳消息，他于昌平校區(qū)儲存館又尋覓到一冊徐祖正藏本《心》，同樣是夏目漱石著。從發(fā)送來的書影看，開本、質地、裝幀，甚至書面顏色悉與《彼岸過迄》相近，不同者是由巖波書店出版發(fā)行，大正七年九月二十日十一版。這本書的正文后也有徐氏親筆識語，字劃稍微潦草，意思大約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一日風雨交加之夜，在東京麻布地區(qū)叔父寓舍讀完這一卷，弟弟妹妹都已經安睡了......祖正。在這本書前的環(huán)襯頁上，留有 “徐祖正章” “徐祖正先生贈書”“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印”印跡。從徐祖正上面兩段題識，特別是在《彼岸過迄》識語中提到的，書看過后借予朋友，得知朋友家人將書遺失，他又重新購置一冊……不難看出，夏目漱石在他心目中應該有著重要特殊的位置。

徐祖正購讀這兩本書，是在夏目潄石病逝不久的一兩年中。夏目潄石當年就讀于東京帝國大學英文學專業(yè)，后曾留英國學習兩年，深受基督教文化影響——他的作品《心》寫的便是人性善惡問題，作者對罪與罰、生與死的思考，生動地體現(xiàn)神（愛）就在你心中的基督教的精神本質。徐祖正在京都帝國大學也是英文學專業(yè)，同樣也曾留英學習（參見方紀生在日本重印《駱駝草》序言，載《明報月刊》1984年五月號），他是虔誠的基督教徒。兩人經歷頗有相似處，不知是巧合還是徐祖正受到這位日本文學前輩的影響。

據(jù)小尹見告，徐祖正捐贈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圖書中，尚包含部分被稱作“巖波講座叢書”的小冊子，是巖波書店當年舉辦面向普通市民的學術講座，之后將學者的演講稿排印出版。從拍照書影看，這類書多數(shù)很薄，數(shù)量應在百種以上。

出于好奇，我很想知道徐祖正當年捐贈的圖書細目，至少受贈方也應有一紙接受清單。我輾轉問詢過北大圖書館，結果沒能如愿，這也在意料之中，畢竟近四十年了，誰能說的清楚，何況一般圖書館的捐贈書目不對外公開。不過經間接途徑，朋友幫我檢索到北大圖書館古籍部編目的四十六種徐氏捐贈藏書，其中的七種屬善本，據(jù)說仍有不少徐氏舊藏尚未編目。其實不單徐祖正，圖書館中還有不少名頭更大人物的舊藏，至今還躺在書庫等待整理。

我曾設想，徐祖正早年赴日期間便著手購存書藉，以保守計，四五十年出入書鋪門店應該還是有可能的，如果他勤于搜討，加上朋輩轉讓，舊友饋贈，積月累歲，想來收存也頗有可觀，駱駝書屋所存應遠不止六千多冊。這些藏書在歷次世局動蕩中有否遭受劫難而減損，因所見材料有限，則不能盡知其詳。

徐氏沒有子嗣，其歿后藏書歸了兩家國內著名圖書館，也算是物得其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