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不是某個時間段，而是一個特定的歷史情境和脈絡。在東亞，進入“現代”的過程復雜曲折，且與殖民主義相伴始終。一直到1920年代前后，我們所熟知的“現代”生活圖景：工業化、城市化、金融資本崛起、公共輿論日興……才變得日益明顯。這種強勢到來的殖民現代也破壞了原有的自然經濟和社會結構，令國家政治整體失序。

假想一下，你站在1925年的首爾。

那時候，這座都市叫“京城”，這是日本殖民者為朝鮮首都起的新名字。那一年，新建的京城火車站落成使用。紅色磚墻，配著灰白色的條形裝飾和綠色的拱頂，氣派非凡。它代表了這個既古老又新興的城市里最“現代”的一道風景。朝鮮時代的宮殿，有的被拆除、有的被遷移，代之而起的，是前所未有歐式建筑——包括總督府、銀行、百貨大樓、飯店、醫院、公園等等。寬敞的馬路上跑著有軌電車，到了晚上，東亞世界最早的路燈系統點亮了街市。

一年前，京城帝國大學成立，成為日本帝國大學系統中的新成員。它是朝鮮半島上第一座綜合性大學，今天首爾大學的前身。京城居住人口不斷增加，這里不但是殖民地的交通、文化和資本中心，更是工業中心。除了日本財閥開設的企業外，幾年之前，民族實業家金性洙也在這里創辦了“京城紡織”。借助殖民者的資本、技術和新涌入的城市勞動者，京紡逐漸崛起，成為日后韓國民族資本主義的起源之一。

京城驛

19到20世紀，殖民主義背景下的這一輪資本擴張，靠著新的運輸系統——特別是鐵路——打通沿海與內陸。京城火車站作為朝鮮半島的交通樞紐，連接著南到釜山、北至新義州的鐵路網絡。它落成這年，朝鮮鐵路剛剛轉為由總督府直營。此前，總督府委托日本在中國東北的殖民機構——南滿鐵道株式會社來經營鮮鐵。由滿鐵掌握東北和朝鮮的鐵路系統，極為方便地打通了資本、資源、商品和人員在殖民地間的流動，強化著帝國對新拓疆土的控制。

從京城乘火車北上，可以抵達京義鐵路的終點新義州。從那里跨過鴨綠江鐵路橋，就進入了日本在中國東北經營的南滿鐵路。滿鐵最早由俄國人修筑，目的是為了把遼東半島南端的旅大港同縱貫東北的中東鐵路相連，再由中東路接入跨西伯利亞鐵路，溝通俄羅斯帝國的腹地與邊疆。日俄戰爭后，日本獲得滿鐵經營權，并在鐵路周圍開辟附屬地，掠奪礦產，蠶食主權。滿鐵總部設在大連，而最大的車站，則是在奉天，也就是今天的沈陽。

如果你像當時的日本、朝鮮人一樣，由京城站一路北上，跨鴨綠江接南滿鐵路，至奉天下車，那么在出站的一剎那，你可能會覺得恍如昔日重現：怎么奉天火車站也是紅磚綠頂，從結構到樣式像極了你動身出發的京城站？這不奇怪：滿鐵奉天站的設計師是太田毅和吉田宗太郎，鮮鐵京城站的設計師是塚本靖，他們共同的老師是日本第一代留洋的建筑師辰野金吾。奉天站和京城站都是仿照老師設計的東京火車站而建。隨著日本軍事和資本拓殖東亞，辰野風格建筑也遍及臺灣、朝鮮和東北，有著極鮮明的時代和政治烙印。

奉天驛

在奉天，滿鐵株式會社在奉天站附近劃出附屬地，成為獨立王國。鐵路以東是市街區：和在京城一樣，你可以看到新規劃的齊整的馬路、電車、歐風建筑、飯店、公園、百貨大樓和銀行。鐵路以西是工業區：日資開設工廠，后來這里就成為共和國重要的工業基地：鐵西區。附屬地由滿鐵及日本軍警管理，中國政府無權涉足。

其實在1925年，誰是“中國政府”本身就是問題：山海關內，軍閥廝殺混戰；孫中山當年3月逝世后，南方的國民革命政府于7月宣布成立，其時尚無力北伐統一。東北相對動蕩較小：從袁世凱時期開始，張作霖就持續控制著東北，政治經濟秩序穩定。但張作霖也很警惕日本對東北的覬覦，他一面和日本保持一定合作，一面著力發展殖產、積累實力，希圖擺脫日本的束縛。

其中一項關鍵舉措，就是自主興建鐵路，以抗衡滿鐵。也是在1925年，張作霖開始修建從奉天到海龍再到吉林的鐵路，沈海、吉海鐵路連接起清末建成的京奉鐵路，不但平行于途經長春的滿鐵，且直通關內，客運價格也較低廉。兩年以后，他開始在沈陽另建一座屬于京奉路系統的火車站，稱為奉天總站，也就是沈陽人說的老北站，其規模和容量大大超過滿鐵奉天站。與此同時，他在靠近車站的位置開辟商埠區，吸納歐美資本的注入。商埠區南北兩市場緊圍滿鐵附屬地，同樣展開大規模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柏油路、下水道、電燈、洋樓、公園、市集涌現，城市風貌一新。

于是沈陽的城市現代化，就在張氏帥府和滿鐵的復雜互動中開端。它的背景，是由鐵路串聯起的兩種資本形態的爭奪：殖民帝國資本和軍閥—民族資本。日本當然不能容忍這種公然挑釁，關東軍在1928年策劃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坐火車回奉天的張作霖。安放炸藥的地點在三洞橋，正是南滿鐵路和京奉鐵路的交叉點。但日本沒有料到，此事促使少帥張學良改旗易幟，加入蔣介石領導的南京國民政府，推動了中國名義上的政治統一。

京城和奉天，以及在殖民現代性中崛起的其他大型都市：上海、臺北、天津、南京等等，代表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東亞被納入了殖民帝國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看看高樓、工廠、霓虹燈、有軌電車、電影院和商場，我們或許覺得，發展與建設是當時的時代潮流，東亞已經越來越“現代”。

不錯，如果僅以經濟數據看，1920和1930年代是東亞高速發展的時期。大正到昭和時期，日本本土的GDP年增長率超過3%。淪為殖民地的朝鮮半島，GDP年增長率在4%以上，超過日本，更遠超歐洲的1%。中國也是一樣，年增長約3.9%，所以有人用“黃金十年”來形容南京國民政府從1927到1937年的建設成就。東亞經濟的急進，都市的脈博與歐美都會日益接近，東亞進入了“現代時間”的序列。

但是，表面繁榮掩蓋了背后巨大的社會政治動蕩。東亞進入“現代”有其契機，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歐洲經濟社會的破壞。資本永遠尋求新的增長點，未受戰火摧殘的東亞世界成為新的應許之地。但資本又要沖破國家對它的控制，因此它的擴張必須輔之以殖民的深化。殖民勢力深度介入，使本就孱弱的國家政治能力更為弱化。

在朝鮮，以總督府、東洋拓殖會社為代表的日本殖民機構以土地調查為名，大規模兼并農田，以擠壓傳統農業經濟的方式刺激城市工商業。大量失地的朝鮮農民或者進入城市成為工人，或者背井離鄉，遠赴中國東北、蘇俄和日本尋求機會。到二戰結束前，超過10%的朝鮮人口移出半島、流落海外。這批人的政治選擇，極大影響了戰后半島政治的狀況。

在中國，外國資本扶植在東北、江浙、華南、華北等地的財團勢力，相互勾結競爭，尋求政治上的代理。一個意味深長的現象是，現代金融業在上海、天津興起、外資銀行開始將中國市場與國際市場對接時，恰好是軍閥混戰、國家政治能力衰微之時。各個地方的農村經濟都遭到工商業、金融業的侵入，傳統鄉村政治、社會結構開始松動、垮塌。但分裂的國家又沒有能力深入到農村基層建設新的秩序，只能任由金融資本的代理人左右其間，造成許多地區農村矛盾的激化，這成為中國革命一個最核心的問題。

1930年代的上海外灘

而在地方政權建設相對自主有序的地方，比如東北，殖民資本采取政治、經濟，甚至軍事上的壓制手段，防止本地國家能力過強。發生在沈陽的皇姑屯事件，就是這種壓制的表現。同理，民族資本和工人階級如不選擇合作，也被殖民資本抑制，以杜絕威脅。

即使是新興殖民帝國日本，國家能力也被削弱。大正時代，主導了明治政治的藩閥領袖逐步退場，代之而起的是政黨政治。后世學者稱這個時代為“大正民主”。可是所謂“民主”的表象下，是毫無制約的金融資本擠壓農村和城市貧民，是大財閥主導國家權力、扶植利益代表，是政府能力的空洞化。由于政黨競爭架構，政治家實際行為能力有限，連自身安全都難保。而軍界人士、特別是強硬派軍人得以一步步擺脫國家控制，惡性膨脹。1932年石原莞爾等策劃九一八事變，侵占東北，強行綁架了日本政府的對外政策。

1920和1930年代，是一個建設與動蕩、發展與頹敗、秩序與失序并存的時代。不獨東亞，全世界幾乎都掙扎在這種矛盾和混亂之中。一戰是歐洲現代性危機的第一次總爆發，它的政治和文化震蕩經由1917年蘇維埃革命和1919年巴黎和會波及東亞，催生出韓國和中國知識精英們徹底告別儒家禮教、革新自救的巨大動力。

在這之后，“破舊”的意識深入人心，但“破”之后“立”什么，卻是一個更大的難題。本來，擁抱“現代”是個必然的選擇，可東亞進入“現代時間”之時，恰恰也是這個現代性暴露巨大危機之時。20到30年代，經濟蕭條和金融災難接踵而至，歐美工人運動風起云涌，社會批判思潮層出不窮，文學藝術領域的反叛浪潮（被冠以“現代派”之名）前赴后繼。本以為“現代文明”是解藥，可“現代”和“文明”本身失序了；本以為是民族的危機，原來是全球性危機一個組成部分。

于是，東亞的思想者和實踐者提出了各種替代性的思路、方法和論述。它們面對的困境相似，但對問題的理解和解釋則大異其趣，從左翼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到右翼的國家主義、法西斯主義；從倡導個體解放，到重建鄉村社會，思想光譜異常復雜多元。東亞成為各種社會理論的試驗場。眾多思想都在訴諸實踐，很多直接失敗了，也有的在艱難摸索。在中國，以國共兩黨競爭為主線的歷史敘事，可以說是當時最具代表性的對“現代”的探索。

在統一的時間序列中，東亞和歐洲面對的沖突和危機幾乎合拍：一戰后試圖規范、約束戰爭行為的國際努力最后都歸于失敗；經濟衰退，宣揚民族主義、種族主義的政治勢力在遭受重創的中部歐洲獲得中下層民眾的支持。1933年，希特勒上臺，德國由一個弱勢的民主共和國一變而為強勢的“第三帝國”。宣揚反共、國家至上、極端民族主義的法西斯主義迅速傳播到東亞，在日本和中國的青年軍人中頗有擁躉。

1936年，是法西斯主義在東亞發展的關鍵一年。2月26日，日本皇道派軍官發動兵變，要清除元老、財閥、官僚、政黨這些“破壞國體之元兇”。兵變雖被鎮壓，但導致日后日本政治更受軍方把持，無可逆轉地倒向軍國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