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篇題為《驚了！寧波話竟有七個聲調？奉賢方言偒（dàng）傣（dǎi）話笑了……》的文章在朋友圈流傳開來。這篇文章認為，寧波話單字調多達七個，學習難度奇高，難度“噩夢”級；但和上海郊區奉賢的偒傣話相比，仍是小巫見大巫。文章稱，偒傣話的元音多達20個，全世界最多；而使用偒傣話的居民，是“古代百越民族”的直系后裔，語言上保留了百越的“侗傣語系”口音詞匯。

七個聲調的奧秘

七個聲調？比起普通話的四個聲調，寧波話居然有七個聲調乍看起來非常驚人，不過以之作為寧波話難學的理由，卻經不起推敲。

文中以嘖嘖稱奇的口吻強調寧波話聲調多達七個，但是在江浙地區，七個聲調一點都不特殊。七到八個聲調是主流吳語的標準配置。大部分吳語的聲調格局都是按照聲母清濁分陰調和陽調，再配上平上去入四聲，即得八個聲調。

看似聲調很多，但是實際上由于一個聲母基本上只能和陰調或陽調搭配，入聲又和平上去三聲在元音、時長、韻尾方面有區別，實際上聲母韻母相同的條件下，多數吳語只會有三個對立的聲調（例：刀島到；陶稻盜）。比起普通話聲韻相同還可以有四種聲調（例：湯糖躺燙）可說聲調負擔的辨義功能要輕一些，和廣州話聲韻相同的情況下最多可達六種聲調（例：詩史試時市事）更是小巫見大巫。

廣州話九聲六調，聲調體系復雜。

這八個聲調在很多吳語中又發生了一定程度的合并，最常見的合并是陽上調和陽去調合并（例：稻=盜），所謂寧波話的七個聲調就是這種情況。這種類型的吳語分布極廣，從蘇南的常州到浙南的麗水都有七個聲調的吳語。

顯然，七個聲調并不構成寧波話難學的理由，更不可能是寧波話硬的原因——素以軟糯著稱的蘇州話也有七個聲調。無獨有偶，網上也頗有蘇州話聲調數量多所以才婉轉動聽的說法。蘇州吳江地區的部分吳語則有十個以上的聲調，為漢語方言中最多，但是其實也只是在清濁之外又根據聲母送不送氣分組而已。

可能更加尷尬的是，當代寧波話的聲調并沒有七個。

出版于1928年的趙元任先生的《現代吳語的研究》中寧波話尚有七個聲調。不過作為一種變化較快的吳語，當代的寧波市區話和上海話一樣，都屬于吳語中聲調較少的一類。除了陽上陽去合并外，陽平也和這兩個聲調合并（陶=稻=盜），陰調類的陰上和陰去也發生了合并（島=到），總共五個聲調。

顯然，寧波話的聲調在吳語中不算多。實際上對于江浙人來說，寧波話并不算難學難懂。大量人口為寧波移民后裔的上海對寧波話更不陌生，至今上海不少祖籍寧波的高齡老人仍然說寧波話或者寧波口音濃重的上海話——他們和其他上海人的交流并不存在嚴重障礙。

偒傣人是怎么回事

既然寧波話并沒有多特殊，那作為古百越人語言的遺孤，全球元音最多的語言，上海奉賢金匯的偒傣話又是否真有傳聞中那么神奇呢？

必須承認的是，偒傣話中確實存在一些古百越的痕跡，就如所有吳語一樣。

所謂百越，指中國古代聚居在南方的一類族群。從蘇南的吳國，到浙江的越國，浙南的甌越，福建的閩越，廣東的南越，廣西的駱越，古代越人分布極廣，幾乎整個東南沿海地區都曾經有越人活動的痕跡。也有認為所謂東夷和百越也有較近的親緣關系，如此則整個中國東部地區都曾經是越人的樂土了。

百越人到底對應今天的什么族群并沒有完全的解答，根據分子生物學和語言學的證據，目前學界傾向于認為現代說壯侗語系（即原文所謂“侗傣語系”）的人口和古百越可能有較近的關系。也就是說，古代百越人說一種較接近今天壯語、傣語、泰語的語言。

二次拾骨葬是一種常見的百越葬俗，至今仍然存在于南方。

長江下游古代本是越人聚居之地是無可辯駁的事實。古書中對當地“斷發文身”風俗的描述和今天江浙居民遺傳學上和壯侗諸族的某些相近之處都意味著當地上古越人的存在。如果說什么最能體現古越人影響，毫無疑問是蘇南浙江大量存在的古代百越語地名。余杭（杭州）、姑蘇（蘇州）、無錫三座重要城市的名字用漢語均不能有合理的解釋。早在漢朝，“無錫”之名就已經令人困惑，兩漢間的王莽新朝改名時甚至強將“無錫”改名“有錫”，顯然是根據漢字字面意思對地名誤解所致。

今天江浙地區早已在滄海桑田的變遷中完成漢化。除了地名以外，百越語言的存在也較為難以捉摸。但是對于足夠仔細的研究者來說，吳語的一些特征仍然追溯到百越語言。

壯侗語系的語言語法上和漢語一個很大的不同是修飾語放在中心語后。如漢語的“公雞”侗臺語會說成諸如“雞公”一樣的結構。這類漢語使用者看來屬于倒置的現象在吳語中相當普遍，甚至在最靠近官話的吳語地區都保留不少，常州話中農歷大小月稱為“月大“、”月細“，出生的月份稱為”月生“。溫州話中諸如”菜咸”、“菜頭生”、“天色熱”、“甘蔗淡”之類的詞組更是不勝枚舉。

竹篾根據顏色在吳語地區一般稱為篾青、篾黃。

詞匯上說，吳語也有少數詞匯來自百越語。如溫州話柚子說“泡“，和侗語一致。各地吳語中往往有一些寫不出字的口語動詞，有些可能和古百越語也有關系。可以說偒傣話確實保留了百越語的成分，就如所有其他吳語一樣。

偒傣話的特殊之處可能在“偒傣”這個奇特的自稱。到底“偒傣”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真和傣族的傣有關系？

基本所有會說偒傣語的奉賢金匯居民都認為，“偒傣”就是“這里”的意思。雖說語言使用者的語感不一定完全準確，但是本地居民的理解在這里是完全說得通的。

“偒（蕩）”用作近指方位的形容詞在吳語中較為常見。常州話表示“這里”就可說“蕩塊”，寧波話說“蕩頭”。而“傣”在偒傣語中的發音為daeh，對應上海市區的tah，這個詞表示地方在吳語中司空見慣，蘇州無錫上海都有使用，不過一般寫“搭”而已，所謂“偒傣”，實際上就是“這里”的意思。說“偒傣話”的人把自己的語言稱作“偒傣話”，大略和關中人習慣把自己方言稱為“此地話”一個道理。把當地方言稱為本地話是再正常不過的現象，江蘇金壇本屬吳語區，太平天國時人口大減，戰后大量說江淮官話的人遷入金壇，今天金壇城區吳淮雙語，金壇本地的吳語也被稱為“本地話”以和移民的“江北話”區分。香港英屬早期在英文文件中也把當地粵語稱作“Punti”，即“本地”的意思。

“偒傣”解作“這里”沒有任何問題，那解作“傣”的分支又能否說通呢？

壯侗語系中的臺語支有自稱為Tai或者Thai的習慣。這個詞來自古代的Dai，由于臺語各支清化后輔音變化不同，也就有了“傣”、“泰”的區別?！按觥钡木唧w詞源暫時還不明朗，有認為可能來自語臺語支對“人”的稱呼。

前面已經提到，根據壯侗語言的習慣，修飾詞一般放在中心詞后面，傣族各個分支都稱作“傣某”，如云南德宏的傣族稱作“傣那”、西雙版納傣族稱作“傣泐”、瀾滄上允的傣族稱作“傣崩”、金平傣族稱作“傣端”等等。“偒傣”這一稱呼假如真和傣族之傣有關系的話，將修飾成分放在中心成分前的漢語式做法并非壯侗民族常見的習慣。

傣泐傳統服飾

更為致命的是，臺語民族自稱的“傣”屬臺語的A2調，相當于漢語的陽平調，聲母歷史上是普通濁音。而“偒傣”的“傣”如前所述，屬入聲，聲母是內爆濁音，屬陰聲調組的陰入聲，相當于臺語的D1調。漢語和臺語關系詞聲調多有對應關系，拿來自古漢語中收“-p、-t、-k”韻尾的陰入字去對應一個臺語中的陽平聲，收-i尾的字。兩者存在關聯的可能性可想而知。

上海東部成陸很晚

上海東部大片地區成陸是近兩千多年的事，位于杭州灣北翼的奉賢成陸更晚，東半部成陸甚至是唐以后的事情。偒傣話所在的金匯鎮雖然成陸相對較早，但是真正有發展也是宋朝以后的事情，以常理推斷，這樣的地方要想較為保留南北朝以前活動的越人文化，是困難重重的。實際上熟悉上海本地話的人聽懂金匯方言并不困難，至少并不比其他上海本地方言困難，偒傣話在諸多上海本地話中并無特殊之處。

世界元音最多？

當然，理論上說，偒傣話仍然能以所謂世界元音最多而自豪。然而，在這項指標上拔得頭籌也并非那么容易。

北部吳語元音多在漢語方言中可謂獨樹一幟，然而這種元音數量眾多的表象是近幾百年的音變所致。

在近幾百年中，北部吳語普遍發生了鼻音韻尾和塞音韻尾弱化的音變。作為代償機制，元音數量迅速增長。例如，原本a元音出現在am an ang ap at ai aw等環境中。但是由于韻尾的弱化消亡，這些韻母演變成oe ae aon aeh aoh e au等。如此一來元音數量就大大增加了。反映明朝北部吳語的王應電《韻要粗釋》中，北部吳語的元音結構尚和漢語主流差別不大。元音數量的增多不過是小幾百年的事而已。

艾約瑟記錄了開埠初年的上海話，彌足珍貴。

松江府地區舊時較為偏僻，語音保守。在演變出眾多元音后合并速度慢。龐大的元音系統一直保留到近代，而其他的北部吳語則往往又發生了繼發性的合并，元音系統縮減而已。事實上所謂偒傣話的元音在1853年傳教士記錄的上海話中都能找到，甚至還比當時的上海話少一個元音。類似規模的元音系統在今天的舊松江府各地的上海本地話中也比比皆是，偒傣話算不得多突出。只是上海市區開埠后五方雜處，又受蘇州吳語影響，元音合并劇烈而已。

況且一般情況下，吳語入聲由于聲調不同，單念時又有喉塞韻尾，一般的音位系統處理中不把入聲元音算作獨立的一套。如果采納類似的元音音位劃定標準的話，元音數量可以達到類似規模的并不罕見。世界主流語言中，法語的元音音位如果加上鼻化元音即能達到16個。文中提到的另一處元音高地，日耳曼語言中的丹麥語，算上長短元音就可有30個元音，而如果再考慮和吳語入聲有相通之處的st?d現象，則元音數量比偒傣語多出一倍穩穩妥妥。

丹麥語密密麻麻的元音圖

把自己語言神秘化，以“難學難懂”為自豪的風氣并不鮮見。無論是“中文神級難度”，還是“我們村說話鄰村都聽不懂”，都是這種心理的體現。不過既然“偒傣話”已經出了教材，想要在當地推廣，從避免嚇跑學習者的角度看，還是不要妄自夸大自身難度才是理性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