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父︱憲法之父麥迪遜：小個子有大智慧

秦文華

2017-11-23 18:26

來源：澎湃新聞

詹姆斯·麥迪遜，身高不到一米六，其“慣常舉止態度就是簡單、謙遜、溫和、淡雅，遠離人群，盡量不引人注目”。論聲望，他不如華盛頓顯赫；論名氣，他不比杰斐遜響亮；論個性，也不及漢密爾頓、亞當斯張揚。然而，這位低調國父，早就以“憲法之父”之名，深深嵌入了合眾國的歷史與現實。

麥迪遜

小個子爆發大能量

麥迪遜的從政之路始于為家鄉服務，后舌戰制憲會議，又撰寫《聯邦黨人文集》力促憲法通過，再走上白宮生涯，為初生的美國貢獻良多。

初入弗吉尼亞政壇，他就敏銳地意識到，“官方宗教是對自由的極度威脅，當被明文禁止”；“以州議會規范宗教”是要“給饑餓的人丟石頭，而不是面包”。他強調宗教只能靠理性和信念引導，決不能以外力和暴行強加于人。這一思想迄今保留在弗吉尼亞權利法案中。

任職邦聯議會期間，麥迪遜目睹《邦聯條例》對內無法有效管束商業不公和各州矛盾。1786年歲末的謝斯起義更顯邦聯在政治、財力和對外關系上的捉襟見肘。麥迪遜一再提醒各懷私心的十三個州：枝條必須捆在一起，火焰才能燒得旺。年輕的政壇新秀建立強有力聯邦政府以保障民主自由的主張得到了華盛頓等人的關注。

修改《邦聯條例》這一“唯一且特定”的任務勢在必行。帶著不一定能產生好結果的絕望和無論如何都要拼一回的希望，麥迪遜等人走進了大陸會議會址、獨立宣言簽署地。這就是被托克維爾感嘆，包含了“新世界中所曾出現過的最精挑細選的天才和最崇高的心靈”的制憲會議。

舌辯制憲會議

1787年的酷熱之夏，代表們懷著各自的信念和政治、經濟訴求，在一幢近乎與外界隔絕的房子里，彬彬有禮地吵了116天的架，但始終未見掏槍見紅，更無血光之災。

55名代表進入制憲會議

乍一看，缺乏器宇軒昂體魄的麥迪遜并不是個有魅力的演講者。不過，嗓音低沉不見得不能傳遞洪荒之力。平素沉默寡言、脾氣溫和的麥迪遜在辯論時會一反常日的木訥，不辯則已，一辯驚人，停不下來。他曾叮囑朋友，在他發言過長或過于激動時攔他一把。不過，朋友只會對著他的忘情目瞪口呆：“我寧愿觸摸閃電，也不敢阻止你辯論！”

麥迪遜早十天來到費城，會見富蘭克林，與華盛頓等人交流，整理備好的資料。他設定了“政府不僅要強大，還必須尊重公民權利”這一要旨：財產權、納稅代表權與立法權，乃大眾自由與公共幸福要義；而組成好政府的關鍵是控制權力。

5月31日，第一個議程“國家立法機關由兩院組成”通過；對代議制亦無爭議。而代表人選如何調配，則關系到對中央政府權力的控制。

面對小州頑固反對比例制的僵局，麥迪遜起身發言，以退為進，承認對強而有力的任何人和群體都不信任，乃人類天性，更是獲得獨立的殖民地人的天性；但當務之急是要構建新的替代系統，以免小州在強鄰環伺之下，處境更不安全。盡管低調克制，從他時不時身體如蹺蹺板般猛地前傾的動作中，足見其激動情緒。即便如此，還是有人選擇相信自己的經驗，而不是他的勸說。扼住議題的奴隸制更如毒刺，戳痛著大家最敏感的神經。

直到7月16日，“大妥協”才落定：參院平均兩席；眾院依據人口比例。不同于參議員由州議員選舉產生（1913年第17條修正案改為直選），麥迪遜堅持“建立民主政府，眾議員必須從人民中直接產生”。無奈，在當時的局限性下，奴隸按五分之三算了人頭。麥迪遜對此一生惆悵不安。必須承認，這也是最富務實色彩的妥協，嚴峻的現實迫使他們接受了這一荒謬的條款。

對于西部是否要“有條件加入”，麥迪遜強調，真正的不信任只應投向擁有權力的人和機構，而以羅盤針方位確定人性善惡，太不明智。他同意梅森的警告：一旦擁有同等自尊與感情的兄弟羽翼豐滿，會叛出聯邦。可以假想的是，倘若西部問題未達成共識，美國疆界很可能就只限于阿拉巴契亞山脈以東了。

眼看著“用什么好法子選出總統”這個麻煩事搞得大會又有失去方向舵之虞，麥迪遜適時梳理和評論了此前諸多發言，力薦選舉人方案。

九月初，由他雜糅多方要素的總統制出臺。在回憶錄中，他說，當記下“一個單一的首腦”時，內心充斥著被威脅的感覺——君主制的陰影似乎在頭頂徘徊。好在迄今為止，美國總統有險被彈劾的，也有被責為國王或罵為暴君的，但君主專制從未出現。不用說那還是個四輪馬車的時代，即便是現在，世界上還有人仍在癡盼明君，指望救世主呢！

制憲會議

其后，會議確定了行政首腦否決權。不過，國會可以三分之二票數將其再行推翻——既要讓總統擁有一定權力，又要防止行政、國會一權獨大，麥迪遜真是操碎了心。

身兼主辯手、記錄者的麥迪遜，時不時又像個修修補補的匠人，在州權和統一的中央政府權力、自由的革命理想和現存的奴隸制之間，在各州的猜忌、競爭乃至個人沖突中，做著各種調和工作；還要化解其時的同道漢密爾頓等人的激進主張和極端言辭，以免適得其反——這位奇才甚至提議行政首長和參議員終身制，這麥迪遜可就不樂意了。

后人普遍將美國憲法中的三權分立和權力制衡歸功于麥迪遜。的確，他堅持既要給予政府權力，又要以權力制衡、三權分立以及巧妙分散的批準權、否決權、彈劾權、宣戰權、軍隊控制權等，把每項權力控制在安全范圍內。政府開局后，他仍不遺余力警惕著包括令人尊敬的華盛頓在內的任何人的權力。

《聯邦黨人文集》執筆翹楚

制憲會議落幕后，堅持到底的39位代表友好道別。在崇高的理想主義和無奈的政治交易夾縫中，他們如兩百多年前五月花號、阿拉貝拉號上的先輩一樣，完成了于不可能中創建可能的偉大功績。

憲法并不完美，但制憲者未因利益不均而內訌到底，也沒讓國家四分五裂。就這點而言，憲法亦堪稱完美。

接下來還有道坎：各州的批準。為爭取家鄉州，麥迪遜深入民眾舉行樹樁演說。時值隆冬臘月，長途騎行奔波，耳朵由于裸露在外被凍壞留下了疤痕，他自嘲這是為人民服務的果實。

其實，憲法大論戰在制憲會議三周后就爆發了。爭執焦點是：中央政府是否值得信任，會否出現褫奪州權、侵犯民權的暴政？漢密爾頓、麥迪遜、杰伊（因他寫得少，被戲稱為“上來客串幫忙添了幾把柴火”）在紐約以“普布利厄斯”為名撰文回答人們所能追問的所有政治問題。后匯集出版，史稱《聯邦黨人文集》。

麥迪遜寫了85篇中的29篇。如果不是匆忙返回家鄉促動憲法批準，他可能會寫得更多。誰又比他更清楚憲法的大框架和小細節呢？加之為公眾服務的熱忱，他當之無愧成為最佳寫手。于他而言，用手中的筆安撫抱怨、回應質疑，既是專長，也是興奮點；既是傳授知識，更是表達信念。

文集力求從人性的本質、歷史的真實、理性的啟蒙等角度闡釋憲法。在被譽為美國政治心靈窗戶的第10篇中，麥迪遜指出，新憲法下的聯邦制能防止某派別占盡上風；而容許黨派多元化發展，可稀釋派別肆虐的危害。聯邦與州兩級政府功能分開、眾議院兩年一選等，皆可保證政府不會被一派長期盤踞。具有過濾器功能的代議制也能克服派別之弊，以間接參政彌補直接民主的缺陷和風險，從而有效解除派系政治中的有害成分。

第14和39篇繼續闡述共和政體優勢：人民選擇代理人管理政府，適合廣闊區域，且權力不易旁落到不值得信任的人或某單一階層手中；同時，政府任期有限，且要讓人民滿意才行。

第45篇再次點明新生國家政治譜系平衡點：憲法授予聯邦政府很少權力，且被明確規定；而留給州和人民的權力很大。

第46篇仍強調以人民為本、為尊。第47到51篇詳細闡釋權力制衡：行政、立法和司法既分立，也平衡，仿佛被無形的繩索捆綁在一起，彼此協調，各司其職。這一機制還內置某種和平的自我修復方式。概言之，有了精心設置的三權分立和權力制衡，權力不會被同一撥人占據；任何決策都非某部門壟斷而出。

麥迪遜反復申明，要“用憲法的鏈條控制政府的暴力”。權力有慢慢滲透的天性；擁有權力的人，自戀和貪欲擴張傾向更甚、危害更大。為提防憲法中“羊皮紙柵欄”的不足，人民必須虎視眈眈地盯著掌權者。

除撰文勸導，麥迪遜還允諾并催促通過《權利法案》。憑著對憲法原理、框架、條款乃至缺陷的爛熟于胸，他親自捉刀。1790年，《權利法案》通過。

與杰斐遜共譜政壇佳話

麥迪遜與杰斐遜的政治友誼，始于家鄉的宗教自由法案。有人認為麥迪遜功勞更大——杰斐遜雖草擬了法案，但他赴法后，幾乎是麥迪遜單槍匹馬促成了法案的通過。制憲會議期間的麥迪遜，則是獨立性和創造性大爆發的時期。

作為弗吉尼亞天賦之子，麥迪遜曾被指責在國家主義和獨立革命信條間搖擺，史稱“麥迪遜方式”。其間既有性格和地緣因素，也因了與杰斐遜的私交；部分也是從獨立戰爭到立憲建國就暗藏的在憲法和立國原則上的張力所致。或許，只有務實的調和主義能解釋這種“開明的模糊策略”。

在華盛頓任上，擔任眾議員的麥迪遜因償還國債計劃與漢密爾頓相持不下，立法幾近癱瘓。他憂懼的是聯邦政府會以幫助各州承擔債務為名僭越州權。1790年6月中旬，時任國務卿的杰斐遜邀眾議員和財長到家做客，杯酒交盞，言談和煦，達成默契：麥迪遜同意由聯邦接管州債務；漢密爾頓則同意建都波特馬克河上——以補償和安撫南部。

漢密爾頓

這頓斡旋晚宴，結局皆大歡喜。也有人斥之為“秘密交易”。然而妥協是必須的，沒完沒了糾纏，定是死局。在那個人們還無從想象互聯網為何物的年代，建都之選不經意間還成功地將政治與經濟中心隔斷，從空間上有利于防范政商權錢交易。

杰斐遜辭職國務卿時，華盛頓曾有意讓麥迪遜繼任。他不僅拒絕了，還和杰斐遜共同辦報寫文章，創立新政黨。二人進入無條件信任對方之佳境。

第二任政府期間，麥迪遜和杰斐遜共同反對亞當斯總統的《客籍法》和《反顛覆法》，譴責這是要復辟“政府官員是人民的主人，而不是人民的仆人”這一“已被駁倒的原理”。最終，不得人心的立法被宣布無效。

當亞當斯刻意削弱民主共和黨時，麥迪遜婉言勸說，以執著的憲法邏輯，軟化了杰斐遜萌生的退出聯邦之意，堅定地將好友從迷霧中拉將出來。

在《弗吉尼亞決議》中，麥迪遜沒有挑戰聯邦政府的權威，只訴諸憲法第一修正案中的言論自由和聯邦對州權的保障；且強調聯邦法院才是憲法的最終裁判者。由此沖淡了分離的味道。如果非要找出兩位政壇好友的細微差異和始料未及的后果的話，杰斐遜的思想被1861年的南方不當利用；麥迪遜的觀點則為司法復審權以及憲法保障言論和新聞出版自由打開了一扇窗。

得益于麥迪遜具體又得體的工作，杰斐遜當選總統，贏得1800年革命，也正式啟動了政黨機制。比之好友，麥迪遜對人性和政治的認識更透徹、深遠，考慮和處理問題更務實、更懂妥協，也更關注民主在憲法框架內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可貴的是，他并不在意誰占主導地位，外界亦未曾聽聞他們有過沖突。

路易斯安那購買功勞歸于總統，其實少不了國務卿的政治決策和大膽行動力。當反對者冷嘲熱諷甚至橫加指責時，二人共同擔當、據理力爭。在美國，哪怕是最功勛卓絕的立國者、最高權力擁有者；哪怕做的是有益國家和人民的事，都會有反對的聲音。

杰斐遜第一任期內，歐洲相對安寧，英法少有挑釁。從白宮到民間，歲月靜好；第二任期內的禁運法惡果延續到麥迪遜當選。第二次對英戰爭使他成為開國以來最不受歡迎的總統。隨著被不滿的國人咒罵的“麥迪遜的戰爭”變成幫助國家贏得徹底獨立的“第二次獨立戰爭”，麥迪遜重獲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