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召開讀音統一會，確立了國音標準，并采用注音字母（注音符號原名）作為漢字標音的工具。但有一些知識分子仍然沒有放棄改革文字的要求。他們認為，注音字母是脫胎于固有漢字、富有民族色彩的文字輔助工具。按照當時的認識，獨體漢字的字母形式違背世界文字的主流發展趨勢；他們還認為漢字極其落后，應予廢除，“與其造世界未有之新字，不如采用世界通行之字母”，全面采用羅馬字來拼寫漢語。于是，精英階層發起了“國語羅馬字運動”，這部分人士后來被稱為“國羅派”。當時新文化運動的領袖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復（半農）等都是“國羅運動”的主要支持者或參與者。

京國之爭，“數人會”確立的新國音

拼音方案是為語言服務的，確立拼音方案之前，先要明確標準音；所以，讀音統一會先明確國音標準，再確立注音符號方案（可見《澎湃新聞·私家歷史》2017年6月25日《沒有被繼承的漢字標音嘗試：注音符號的歷史》一文）。由于老國音是薈萃南北的人造語言，注音符號頗為重視“閏音”即方言音，其聲母里的“兀”即“ng”，“廣”即“gn”，“萬”即“v”就采自南方方言，為拼“閏音”用的；它還設了濁音記號。老國音的聲調是五聲即有入聲，有入聲記號；并有區分尖團這一重要特點。

《國音京音對照表》

王璞《國音京音對照表》是描述老國音和北京音差別的一本書。從例字“七”的讀音可判斷，當時北京音尖團合流，讀書音還保有入聲。

但在1920年，國語推廣不到兩年，全國就爆發了關于京音和國音的大爭論，史稱“京國之爭”。 南京高師（即后來的中央大學）的英文科主任張士一（江蘇吳江人）出版了《國語統一問題》一書，率先挑起了國音和京音之爭。張士一主張從根本上改造注音字母，以京音為國音。王照早在1900年就提出京音畫一全國語言的主張，此觀點也是有歷史淵源的。但如此一來，讀音統一會的成果都付諸流水。當時“京國”勢不兩立，還出現大打出手的情況，《國語運動史綱》記載了下面這些啼笑皆非的故事：

某縣的小學，京音教員和國音教員相打，把勸學所的大菜臺推翻了。某縣開一個什么國語會，也是京國兩音的教員相打，縣知事出來作揖勸解。某鄉的小孩子，兄弟兩人，在一個學校里，各人學習了一種國音，回家溫課，很有幾個字的發音不一致，他們的家長大疑惑起來，去質問校長先生。校長先生只好說：“都不錯！都不錯！”

另一方面，新文化運動后，在“徹底改造舊文化”的旗幟下，“國羅派”提出了廢除漢字的主張，試圖用26個羅馬字母來表示漢字的所有讀法。廢除漢字的第一步當然是簡化其語音。于是，“國羅派”也介入了“京國之爭”，支持京音作為新國音。

黎錦熙是我國著名的教育家、語言學家和文字改革家，也是“讀音統一會”的當事人，1916年“中華國語研究會”發起人，也是我國第一部描寫性詳解型現代漢語詞典《國語辭典》的主編；新中國成立后，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第一屆學部委員。1922年，他在“國語統一籌備會”上提出“廢除漢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同年，籌備會就于8月29日并案議決，組織“國語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員會”。1925年9月26日，“國羅派”在北京趙元任家中發起了“數人會”。“數人會”的解釋是來源于陸法言《切韻》序，“魏著作謂法言曰：我輩數人，定則定矣。”該會于10月17日正式成立，推劉復（江蘇江陰人）為主席，會員有錢玄同（浙江吳興人）、黎錦熙（湖南湘潭人）、趙元任（江蘇陽湖人）、林語堂（福建龍溪人）、汪怡（安徽巢湖人），一同研究制定“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1928年9月26日，“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作為“國音字母第二式” (“國音字母第一式”為1918年公布的“注音字母”)，由中華民國大學院（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一度將教育部改名為大學院）公布，這就是人們所說的“新國音”。老國音和注音符號是幾十人民主協商而成的；而新國音和國語羅馬字是幾個人閉門造車確定，倒真是“我輩數人，定則定矣”了。相比老國音，新國音（京音）的音素是大大減少了，除了聲調刪減入聲變成四個外，還主張尖團合流。1932年5月7日，教育部又公布了《國音常用字匯》，正式確定北京音為全國的標準音。

《國音常用字匯》

雖然老國音和北京音不是一回事，但其實兩者差別極小，至多只有百分之五的漢字讀音不同；而且根據官方確定的“國音京調”原則，除入聲則按標準南京音外，陰陽平、上、去全按北京音。但“國羅派”還是嫌音過多，“國音的音多，京音的音少；多則難記，少則易知；減少幾個讀音，裁撤幾個字母，由難趨易，誰不歡迎？”（《國語運動史綱》）他們的最終目的是要消滅漢字，讓漢字走西洋的拼音化道路，所以音素當然是越少越好，拼法也越省事越好。這就是都是南方人的“數人會”學者們會盯上北京音的道理，理由就是因為北京話的音素構成簡單，且尖團音合流。

“越少越好”的心態可能對“國羅派”作品也有影響。眾所周知，方言調查一般要取老年人作樣本為宜，而趙元任的《現代吳語的研究》方言調查樣本多是十幾歲少年，譬如寧波。這導致了20年代《現代吳語的研究》記載的寧波音反而不如50年代《鄞縣通志》的保守（后者樣本為30年代寧波城廂老年人）。

蟄伏龍飛，“數人會”確立的新拼音

在漢語拼音發展史上，很長時間都是外國人為學習漢語而制定羅馬字漢語拼音方案；直到清末切字音運動興起，愛國精英為普及教育才主動想到改良文字。在國語羅馬字之前，兩位英國領事館漢學家威妥瑪和翟理斯發明的威妥瑪——翟理斯式拼音及其變體郵政式拼音已經在清末帝國郵電聯席會議上取得了半官方的地位，并成為國際中文交流的通用標準（可見《澎湃新聞·翻書黨》2017年4月28日《20世紀上半葉最有名的漢英字典，收錄了12種方言的讀音》一文）。按道理可以現成使用威妥瑪拼音，但這點上，主張走西化廢漢字的“國羅派”卻不干了，錢玄同就認為這是英帝國堅船利炮帶來的產物，必須要有自己的羅馬字拼音方案。

趙元任是制定出國羅之前進行拉丁化方案制定實踐最多的學者，他在1923年、1924年就連續發表過兩個方案，為國語羅馬字奠定了實踐基礎。1925年9月到1926年9月，“數人會”用了整一年的時間，經過22次的聚談與討論后，終于決議出了一份“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此時的他們已經對北洋政府完全失去信心，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為了有朝一日的厚積薄發。這個階段，當事人黎錦熙稱之為“蟄伏”。到了1928年9月，就是得志“龍飛”之時。“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借助于大學院(教育部)院長蔡元培的威望正式公布，完成了從民間方案向官方標準的升級轉變。它是第一個由官方頒布的、中國人自己制定的羅馬字漢語拼音方案。

國語羅馬字拼音方案（來源維基）

國語羅馬字所用符號限于26個羅馬字母，其中有x、v不當拼音用，所以一共只用了24個字母。此方案有兩大特點。首先是去掉了注音符號的聲調符號，用字母拼聲調。如威妥瑪式拼音和漢語拼音的ai，在國語羅馬字可寫成ai、air、ae，或ay（分別表示四聲）。這里的r、e、y不發聲，僅表示聲調變化，不代表實際的音節。另一個是用濁音字母b、d、g表示不送氣清音聲母[p]、[t]、[k]；用不送氣清音字母p、t、k表示送氣清音聲母[p']、[t']、[k']。因為此方案是給國人使用的，不需要考慮西方人的使用習慣，這樣處理好處是省掉了符號。早在清末，劉孟揚《中國音標字書》中的切音方案就如此設計，國羅便是繼承者之一。

《中國音標字書》的聲母方案

國語羅馬字的頒布，也迫使“注音字母”不得不改名。由于國語羅馬字終極目標是替代漢字，原來的注音字母也包含著“字母”二字，容易使大眾產生誤會：注音字母也要替代漢字。1930年4月21日，吳稚暉提出《改定注音字母名稱為注音符號及推行辦法案》：“教育部前頒注音字母……與假名相同，僅適注音，不合造字，稱為字母，名不副實，……亦宜改稱為注音符號，以昭核實。”此案于當日通過。

蝸行“龜”步，“國羅派”失敗與遺產

國語羅馬字成為官方方案后，“國羅派”雖然積極宣傳和推行國語羅馬字，但結果卻不盡如人意，國語羅馬字自始至終都沒有走出精英圈子。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內憂外患的社會背景下，它更是幾乎銷聲匿跡。 黎錦熙感嘆出現了“龜走”的局面。有人將國語羅馬字難以推行的原因歸咎于當時的戰亂環境，這顯然是有失偏頗的，國語羅馬字的失敗原因其實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政府支持不利和注音符號地位的穩固。國語羅馬字自公布以后，并沒有在學校里和社會上得到廣泛應用，而只是出版了少量的課本或教材。課本只有黎錦熙的國語羅馬字《國語模范讀本首冊》和趙元任的《新國語留聲片課本》。而它的國內對手注音符號，卻是一直受教育部門青睞。1930年7月，教育部頒布《各省市縣推行注音符號辦法》，第一條便指出，“推行注音符號，應當在最短時間，使全國識字的人利用注音符號，教導全國不識字的人從使用注音符號，進而認識文字，以達到全國人人識字的目的”。1933年，教育部規定“小學教科書一律加注注音符號、兒童讀物及民眾讀物一律用國語文編輯并附注注音符號、各種書籍雜志等印刷品上最低限度須于名稱上加注音符號”。1934年1月，教育部發布第869號訓令，要求：“(一)各級教育機關辦理社會教育人員，必須認識注音符號。(二)民眾學校首應教授注音符號，以便幫助識字。(三)民眾讀物以及各項文告，應用國語文編輯，文字旁邊酌量加注注音符號。(四)民眾學校、教育館、圖書館、閱報處等公共場所，應購辦國語圖表、注音書報、注音符號機片等，設法陳列，廣為傳習推行。”這是對社會民眾學習使用注音符號和學習漢字的再次強調。這個時候，別說是取代漢字了，就連取代注音符號地位也是個問題。

《國語模范讀本首冊》

其次，威妥瑪拼音的強力阻止。1892年，根據英語母語人士使用習慣設計的威妥瑪拼音經翟理斯《華英字典》改良后，迅速成為西方人使用最多的漢語拼音方案，國羅無法撼動它的強勢地位。“則規定拼音法式爾傳播最廣的，當首推清道咸年間駐華英公使威妥瑪，他著有《語言自邇集》；后來把好幾萬字注明官話和方音的，則以蓋爾（即翟理斯）的《華英大字典》為最大。”（《國語運動史綱》）《華英字典》也成為了清末民初外國公使翻譯、海關官員及留華學生人手必備的日常工具書。當時社會風氣仍處于一種“稅關、郵局、公牘、報章、人名地名，必經西譯”的局面（1926年11月9日《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公告》）；更有甚者，像中國海關總稅務司這個要害部門還掌控在英國赫德家族的梅樂和（赫德外甥）手中， 國羅如何能夠從威妥瑪拼音中搶得地位呢，毫無可能成為國際交流的工具。

1912二版《華英字典》

第三，自身體系過于繁瑣。國語羅馬字以字母變化來標聲調，在推行過程中，這些繁瑣又復雜的拼寫規則使得它的傳播和普及受到很大阻力。方案頒布當年的12月，就發生了一件令“國羅派”灰頭土臉的事情。教育部規定北平的羅馬字拼音為“Peiping”，錢玄同、黎錦熙立即致函部長蔣夢麟提出抗議，指出：按“國音字母第二式”（即國語羅馬字），其正確拼法應是“BeeiPyng”；而“Peiping”按國羅的讀法，對應的漢字是“胚娉”。教育部都搞不明白，民間就更不用說了。魯迅也拿此事開測“國羅派”，說：“幾個讀書人在書房里商量出來的方案，固然大抵行不通。”（魯迅《門外文談》）

最后，拉丁化新文字的異軍突起。1931年9月，海參威召開了中國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會，確定了“北方拉丁化新文字”的拼寫原則。自此之后，中國引來了人人做倉頡的年代。從1934年到1937年，繼“北拉”之后，中國拉丁化新文字又編出了寧波、上海、福州、廈門、廣州、客家等多種方言方案，遠比國羅成氣候。魯迅當時正在搞大眾語運動，他不看好國羅，卻對拉丁化新文字高度贊賞：“現在的中國，本來還不是一種語言所能統一，所以必須另照各地方的言語來拼，待將來再圖溝通。”（魯迅《關于新文字》）

《江南話工人新文字課本》

國語羅馬字前有注音符號和威妥瑪拼音阻擋，后有拉丁化新文字沖擊，自始至終都沒有得到很好地推行。在當代，它的知曉率也不如注音符號。不過，國語羅馬字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首先是確立了“北京音為全國的標準音”的原則；其次，給當代漢語拼音方案提供了借鑒。周有光說：“漢語拼音方案的聲母和韻母差不多一半相同于國羅，一半相同于北拉,而標調方法來自注音字母。”

參考文獻：

市川勘，小松嵐：《百年華語》，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

黎錦熙：《 國語運動史綱》，商務印書館，2011年

劉振平：《趙元任與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紀念趙元任先生誕辰120周年》，《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3卷第4期，201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