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5月31日，周汝昌先生溘然長逝，享壽九十五歲。周先生著述豐贍，代表作《紅樓夢新證》初版于1953年，是紅學史上一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集大成之作，影響至為深遠。今天，我們特刊發周先生生前為新版《紅樓夢新證》所撰序言以為紀念。這個新版即中華書局2012年9月出版的《紅樓夢新證》（增訂本），后又于2016年1月出版了精裝本，至今長銷不衰。

《紅樓夢新證》（增訂本平裝）

《紅樓夢新證》（增訂本精裝）

本書之作，起步于一九四七年秋冬之際，主體形成于一九四八年暑假；以后略有零散補充，定稿于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三年秋，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印行問世，迄今整整五十載。回憶“而立”之年“立”此一業，種種經歷，富于“傳奇”意味，又兼“風云際會”與“陵谷滄桑”的奇致，可以勒為此編紀敘，非本文所能盡述。如今只說，當此新版又將付梓之時，自己愿意一表衷腸的幾點愚意，粗記在此。不成序文，聊供評正。

粗淺的理解認識，大約是如下幾點——

一、《紅樓夢》是以“小說”“野史”為外貌的著作，其本體內質是一種歷史文化的、“詩化”了的“自寫心靈”的書——而這是讀時的直覺感受領會，不是由于什么“考證”的“證驗”而后方“知”。

二、正因如此，我堅信不考察研索作者曹雪芹其人，就談不上針對其書的理解和賞析。

三、欲考察研索其人，必須是從時代背景中尋求一切的來龍去脈，所有能得的直接、間接的“媒介”。割取片段、斷章取義的做法，是會患上“歷史短視、淺視癥”的下策。

四、由胡適先生的《紅樓夢考證》而得知敦誠《四松堂集》的重要，也即得知求而未得的敦敏之詩集的同樣重要。恰好四兄祜昌又將此事重新提醒我，于是一索而得，在燕京大學圖書館發現了《懋齋詩鈔·東皋集》。此后，承鄧之誠先生指點，查獲了《永憲錄》中對曹家的極為難得的關鍵性史跡的記載。大約同時，在燕大東門外成府街一個地攤上買到了故宮印的《掌故叢編》，方知李玄伯氏發現的曹氏奏折檔案資料。于是，我這個“西語系”的學生便一步一步地“陷”入了“曹學”的“泥坑”——這是后來人家譏嘲我的話。

五、我這“曹學”的成果是從根本上揭示了曹家的政治身份（是內務府包衣，不是“漢軍”）、政治處境（在康熙眾多皇子爭謀嗣位的旋渦中），以及他家的悲劇命運。還有首次考明了雪芹的幾門至親的政治身份、處境，幾位至友的家世情況。平郡王、傅鼐、富察家諸人、佟氏隆科多等人的千絲萬縷的政治牽連，更有至親李煦一門的重大情節——以上這些，都屬于“曹學”大范圍——卻是關系到理會雪芹《紅樓》內涵的斷乎不可或缺的研究工作。

總管內務府為皇上穿用褂面掉色請將江寧織造曹頫等分別處分事奏折（局部）

六、由這工作的收獲，印證了魯迅先生的灼見真知：“不知何因，是后曹氏似遭巨變”（《中國小說史略》論雪芹生平）；同時也就證實了雪芹著書是以“小說”為載體而抒寫形容自己的奇作（不是像胡適先生當時認為的“坐吃山空，樹倒猢猻散的自然趨勢”。恰恰相反）。

七、這樣，可以展示一個事實：《紅樓夢新證》并非是一種簡單的承接胡氏《考證》的著作。它是正式建立“曹學即紅學”的這門專題學術的專著。

八、《新證》之所以可以稱為是一種“建立”（而不是簡單的接承延伸），有其時間的和內涵的理據。《新證》是胡氏《考證》的二十五年之后，又一次的從頭作起。胡先生考后的繼武者，未見其人其作（俞平伯《紅樓夢辨》是另一性質的論著，對于考察雪芹其人的身世時代、處境生平，不相干涉，不宜相提并論）。繼出行世的卻都是“索隱派”（我曾列過一個詳表，今不贅）。如謂胡氏《考證》為源頭，則二十五年為一個世紀的四分之一，并未有對雪芹其人之研究的任何發展。因之，可以說《新證》是新的建立而非舊話重提的重復翻版。然后再來審視其建立的內涵，便可看到幾項重要分科密切聯系的學術體系的構建，已然展示清晰。這個體系是新的開始，包括了曹學、脂學、版本學、探佚學四大分支，相互依伏鉤互成一種新整體研究方法，而非支離破碎的“多立名色”。

九、《新證》體系成功建立的一個最明顯的事實驗證，就是它引發的強烈而廣泛的影響。

《新證》引發的影響，沒有像胡先生考后二十五年之久方有真正的發展建構。一九五三年《新證》出版后，立即形成了一種“紅學熱”的明潮和暗流。幾乎所有海內外的《紅》文、《紅》評、《紅》書、《紅》刊……都是在它的影響之下而萌生的，蔚為大觀。也就是說，如果以歷史目光展望一下“紅學史”的來龍去脈、起伏升沉，即不難看到從一九五三年開始以迄于今的——與以前迥乎不同的研《紅》場面、格局、興榮……以及一些十分特別的文化觀。

有人說，沒有《新證》，就沒有這五十年來的紅學。這話雖然抬舉了它，但也確有其一定的道理。

《紅樓小講》（插圖典藏本）

十、影響是多樣的，好的壞的都有。好的是導引了加深加細的研究，從而出現了青年一代的杰出研《紅》專家，成就令人鼓舞。這是這門專學大有前途、可望層樓更上的最好征兆。

壞的影響是“引誘”了一些人，誤以為治紅學弄考證是個成名成家的“門路”“捷徑”，于是模仿、“效顰”之現狀層出不窮，沒有真學力真見解，假裝巧扮，弄虛作偽，沽名釣譽——甚至由“專家”就索性充當了“霸主”，妄想壟斷這門學術，讓它成了“一言堂”，不許對他的論點說法表示任何異議。這已然不再是《新證》的責任，但它竟讓人如此眼紅，千方百計地謀劃如何“壓倒”并“打倒”《新證》，豈不也是“無罪之罪”？至于明目張膽的剽竊、稗販（材料、論證、觀點……），并且以“反戈一擊”為其手段，以遂其私者，因已越出了學術的范圍，無有詳列的必要了。

十一、《新證》的缺點和遺憾，說來那是太多了。比如不少評論者把“材料豐富”列為本書的特色和優勝處，甚至有人認為這是本書的唯一可取處，其他是談不到或看不出的。但事實上“材料”也并不“豐富”。創稿時，那情形是很寒傖的：四七年掙扎回到大學時，已是老大徒傷悲的荒廢之人了，僅僅由于未過三十歲，還有點生氣，就在課馀摸索《紅樓夢》的事情。翻看了一些書，隨手摘錄資料。這些資料后來就成了本書的組成部分。書稿粗具形體之時，我已無有條件再去搜求各種書物原件去核對一遍。原稿的樣子是很不夠體統的——百般碎紙條拼粘而成，臨到說是可以有付梓的可能，只好努力繕鈔一個可以拿給人的清本。這個任務是家兄在困難中擔當起來的。幾十萬字，鈔是鈔完了，可我們兩個人又誰也沒有再去拿原底稿來核一下鈔本的條件了，就那樣子交付與了出版介紹人。一九五二年，我到了成都在大學外文系教英語，這時排出的校樣便陸續寄到我手。面對著這么些“轉頭陳跡”的“舊作”，成堆的鉛字紛紜錯亂的排樣，實深有“望洋”之感，很多疑問，無法核對解決，又只好以“意”為“斷”。很顯然，這不但會“遺留”下不少問題，而且還會自己“制造”問題。一九七六年出版的重排增訂本，整理時精神主要放在增刪內容上，舊版遺留下來的需要核正的那些地方，依然無法獲得解決，也曾查對了一部分書物史料，但全書所引書目、篇目粗計有六七百種，實已無法盡核。當時我目病已甚，又只能委之于我的一個孩子。然而就是這樣一本書，也發生了不小的影響。

周汝昌先生

十二、《新證》的可存，是因為它以考證為手段，卻以思想研究批評為目的，這方是一部書的“靈魂”——這就是我對高鶚偽續篡改、冒充“全本”的思想本質的批揭，指出它是與雪芹的精神意旨處于針鋒相對的地位，是一個有政治背景的文化陰謀。

這一揭示，接受的人日益多起來了，目前在高校學子群中，已出現了可貴的良例，是個吉兆。當然，還有反對的，甚至出言不遜、難以醒悟的，還有待時間的推移與更多人的努力工作，逐步爭取。這個工作還十分艱難，這是個文化思想領域中從來就存在矛盾斗爭的規律性問題，不是張三李四某幾個人的事情。《新證》是激烈批判程高偽本“陣營”中的忠實戰士，它能于五十年后之今日又以新版形式問世，表明了它的學術大方向是經受了考驗而可以站立于百家爭鳴之中仍有其凜凜之生氣，并將繼續接受考驗，聽取雌黃毀譽——凡是與人為善的指教，感切無內，永志弗諼。別有用心與所圖的，則聽隨尊便，所歷既多，就見怪不怪了，恕不多及。

癸未寒宵試表愚衷于東皋陋室

（本文是二〇〇三年作者為新版《紅樓夢新證》撰寫的序言未完草稿，副題為“《紅樓夢新證》出版五十周年感懷述要”。）

《紅樓夢新證》（增訂本）（精裝全二冊）

周汝昌 著

9787101112979

紅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集大成之作，

胡適、顧隨、張伯駒一致贊賞的名著，

周汝昌先生生前定本，

紅學研究者、紅迷必備之書。

197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紅樓夢新證》增訂本，此版在篇幅上大大多于*版。除增加了第八章“文物雜考”外，每一章的內容都得到了充實。此版《新證》取消了王耳的代序，把它并入引論之中。迫于政治情勢，卷首增加了李希凡、藍翎的《評〈紅樓夢新證〉》（原載1955年1月20日的《人民日報》），同時去掉了初版第七章“新索隱”。此版《新證》1985年重印，刪去了李希凡、藍翎的文章。

原標題：《周汝昌：我堅信不考察研索曹雪芹，就談不上理解《紅樓夢》| 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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