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今天（5月30日），是第六個全國科技工作者日。今年以來，多位中青年科學家接連離世，“早夭現象”再度引發關注。澎湃新聞推出特稿，關注科技工作者超時工作、健康損耗問題。

致敬科技工作者們，愿每一個奮力奔跑的人健康。

“向科學要答案。”

與新冠病毒拉鋸兩年，我們時常看到這句話。那群正在尋找答案的人，就是科技工作者們。

“科學家是一群什么人呢？他們是興趣驅使，專門去研究日常生活常識里邊不能告訴你的事情，求異，找不一樣的東西。”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近日在一場訪談中講到，“既然找不一樣的東西，你可能找到表面現象，你可能找到假象，所以科學一方面幫助你解決問題，另一方面又給你不斷地提出新問題，這就是科學。”

科學之光召喚著一代又一代的探索者。因為病毒、疫苗、藥物的研發，高福等眾多直面新冠的科學家為人所熟知。因為芯片、5G、云計算、載人航天等硬核科技，相關科研團隊、院所開始走入公眾視野。然而，還有那么一批科研人，因為突然熄滅而被人記起。

山東省立醫院臨床醫學檢驗部副主任白曉卉因突發疾病搶救無效去世，享年42歲；清華大學自動化系黨委原副書記程朋副教授因病醫治無效去世，享年48歲；著名血液病學專家周劍峰因突發疾病搶救無效去世，享年56歲；著名分子反應動力學專家韓克利因病逝世，享年59歲。

僅今年3月，我國多位正值盛年的中青年科學家去世。科學家“早夭現象”再度引發關注。

生死疲勞

“這些人正處于科研產出的峰值，還能為整個社會貢獻很多東西，人突然就沒了，太可惜了。”近日，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教授李俠在接受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采訪時候感嘆，科學家早夭會造成社會知識庫存的減少與個人家庭的崩潰，“所以覺得格外可惜”。

2021年5月，李俠等人發表了《為什么科學家早夭現象值得我們關注》一文，作者搜集了2019年來12位早夭科學家的信息，這12人中有9位教授，2位副教授，1位助理教授。他們中去世時年齡最小的僅31歲，年紀最長的也才56歲，平均年齡為44.8歲，大多是70后、80 后。

這12人中，年齡最小的是中南大學湘雅醫院青年醫生、副教授肖育眾，去世時年僅31歲。生前，他是同領域中的佼佼者，求學期間曾獲中國科學院院長優秀獎，2017年博士畢業即被湖南大學聘為副教授，年底調到中南大學湘雅醫院任副教授。2019年7月4日下午3時，他被發現暈倒在實驗室，送醫搶救無效去世。

肖育眾曾在《我與實驗室有個約定》中提及繁忙的科研生活:“有時候會不知不覺忙到凌晨。記得有一次實驗，我接連做了兩個通宵，整個人都累趴下了。”

在李俠看來，科研壓力及生存壓力的疊加在年輕人中尤甚。“年輕時正是各種壓力集體涌現的時期，結婚、生子、房子，業務還處于上升的爬坡期，這些事趕在一起，放在誰身上都不輕松。”

某“雙一流”高校國家重點實驗室的“90后”博后曲譯（化名）正經歷這樣的階段，他已經在該博士后流動站駐站4年。這些年來，曲譯基本保持著“朝8晚10”的作息，忙起來的時候，一天只睡3-5個小時。

“網上流行說‘IT男996’，我覺得這對于科研工作者來說家常便飯，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曲譯說。由于孩子尚幼，他會用周六的時間來帶孩子，其他時間，則全部帶領課題組泡實驗室或開會。

超時工作并非個例。中國科協2016年發布的調查顯示，科技工作者平均工作時長為每日8.6小時，最長工作時長為每日16小時，博士學歷的科技工作者每日平均工作時間最長，為9.29小時。2018年，中國科協發布的《第四次全國科技工作者狀況調查報告》顯示，科技工作者總體平均每周工作49.7小時，比法定勞動時間多24.3%。

“整個環境已經退化成一種原始體力角斗場。”《為什么科學家早夭現象值得我們關注》一文中如此寫到。

排隊效應

“為什么有人會壓力這么大？大到這么勤奮？甚至出現猝死？因為科研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大課題可能三五年不出成果，這很正常。”曲譯說。

曲譯目前正在經歷一場更為漫長的角力，他有一個重要的課題已經做了7年，中間也投過文章，但遇到了問題最終未能刊發，“發不了，我就再補實驗，前前后后7年就過去了，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論文未能如期刊發，給曲譯帶來的現實問題就是未能順利晉升職稱。“其實大概2年前基本上可以升副教授了，就是因為這篇投稿遇到了困難。”

曲譯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可以比同齡人更進一步，甚至是“遠遠超越”。為此，他愿意承受更大的壓力。

李俠為這種趕超競爭提煉出了一個概念，“排隊效應”。“大家都站在那排隊買票，你必須在那個時間段，拼盡全力搭上那班車。”

李俠舉例解釋到，“比如晉升職稱，晚一年你就會迎來更多的競爭對手，門檻也有可能提高。如果你不在這個階段把這個事解決掉，后來人越來越多，你該怎么辦呢？”

更為典型的例子是目前許多高校實行的“非升即走”的長聘教職制，在六年聘期內只有一次屆滿評估的機會。“6年后，如果你沒有完成升格升級，你就可能被解聘了，這種壓力是很現實的。”李俠說。

我國內地引入長聘制已有十年左右，在取消高校事業編制的呼聲下，長聘制被認為是一種有前景的人事管理模式，更具激勵效果。也有質疑聲認為，從事學術職業需要一定的職業穩定性，而“長聘制”會使高校教師缺乏安全感，不利于安心工作。

事實上，在日益嚴密的考核邏輯下，有編制也并不意味著更踏實。

“說實話，有編制，你在這做得不好，不開心，還不如沒有編制，自己都想走了。”曲譯解釋到，如果一個國家重點實驗室引進的PI（課題組組長）分為ABC三檔，“你進來的時候可能是B類，如果過一段時間發不出文章，你就變成C類，如果再發不出文章，不管單位是否要按照合約解聘，PI自身心理上承受的壓力也是巨大的。”

而到了年底，科研考核指標會更多，“除了發了多少文章，還有帶教了多少學生等等，各方面都會評估你的貢獻。”曲譯說。

在他看來，一個有激勵的評價體制無可厚非，關鍵是“你能不能在這樣的體制之下從千軍萬馬中殺出來。”

拐點

僅在一年前，在2021年3到4月份，一個多月的時間內，國內高校3位“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先后去世，年齡在42歲至51歲之間。

其中，最年輕的是我國知名材料學專家周軍，他因工作積勞成疾去世時，年僅42歲。2009年，周軍以教授、博士生導師身份入職華中科技大學武漢光電國家研究中心時，只有30歲，這在科學領域是不多見的。

在李俠等人文中分析的12位早夭科學家中，周軍等4人都曾獲得過“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4人中，周軍和另一人還曾獲得了“長江學者”稱號。

業內有種說法，“杰青”和“長江學者”都是院士的備選。

李俠等人寫到，這些高級人才稱號在科技界是很難獲得的，“這些青年科學家在同齡科學家群體中是杰出的，除了天賦之外，也能約略體味到其背后付出的超常勤奮與努力。”

該文分析稱，“在僵化的科研評價體制下，最大限度擠占生理時間就成為增加時間投入的唯一渠道，畢竟科研產出與時間投入高度正相關。”

現行科研評價體制下，論文是一大硬通貨。那么，時間投入與論文產出間的關系是怎樣的？

早在約10年前，就有學者進行了專門研究。該文為《對科研人員的時間投入與論文產出的實證分析》，于2014年刊發于北大核心期刊《科學學研究》。

該研究發現，科研時間與論文產出之間存在倒U型聯系, 科研論文產出并不總是隨著投入時間更多而增長。

研究分析表明，隨著科研時間的增加，論文產出先表現為數量增長，可當科研時間超過一個拐點后, 論文數量反而隨著時間增長而下降。進一步計算發現，論文總量的時間投入拐點為每天研究時間9.8小時，而高水平論文（SCI/EI論文)更短，其時間投入拐點是每天5.7小時。

也就是說，從總體上看, 過多增加科研時間投入只會導致普通論文數量的增長, 同時還會減少優秀論文的產出。

據此，該文作者提出，過于強調論文數量的科技評價體系, 事實上是一種激勵科研人員增加時間投入的政策，而這類政策很難達到最初的政策目標——難以保證增加了論文總數的同時增加高質量研究成果。

在李俠看來，這種數量導向的激勵可能導致更深層次問題——激勵機制的內化。“個體開始出現無意識的自我剝削狀態，沒有人強迫你，但是你卻樂此不疲。”

內外受壓

“長時間高強度的工作會使交感神經長期處于高度興奮狀態，從而導致血管收縮、血壓升高，給心臟帶來極大的負荷，此種情形下極易導致猝死。”李俠等人在《為什么科學家早夭現象值得我們關注》一文中寫道。

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心血管內科副主任醫師、心臟預防評估中心副主任黃慧玲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介紹，工作生活壓力過大會導致交感神經系統活性的過度激活，這在冠心病、高血壓、心衰等疾病的發生發展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黃慧玲介紹，從病因來看，80%的猝死都是心源性的，“也就是由心血管疾病引起的急性心肌梗死，或是室性惡性心律失常，早期篩查并進行生活方式干預很重要。”

“隨著現在種種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心梗的發病年齡正在大幅提前。”南京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心血管中心主治醫師耿直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表示，“長期的疲勞，心理壓力大，熬夜，生活不規律、不健康的飲食習慣、煙酒嗜好等，這些都是心梗的誘發因素。”

2019年，日本國立癌癥研究中心、大阪大學等研究團隊發布報告指出，與一天工作時間7小時到9小時的標準組相比，一天連續工作 11個小時以上的人群急性心肌梗死的發病率提高了63%。

“在大科學時代，科學通常伴隨著激烈的競爭與壓力，今天科學家的工作時間比過去增加了。”李俠等在文中寫道，“對于一個大的科技共同體，應該適當降低外部的激勵機制，因為當群體規模足夠大的時候，系統自身就會在內部形成強烈競爭，此時如果再輔以強大的外部激勵，這個系統就會變得非常不友好。”

李俠解釋到，外部刺激主要是指“帽子、獎勵、項目與論文”等制度安排，這些都是外部激勵的政策工具。“科技界規模很大，原本內部就存在很強的競爭，如果外部再去給它加把火，那人就很難停下來了。”

近年來，科技成果評價體系的改進一直在路上。

2018年10月，科技部、教育部、人社部等發文提出“破四唯”，即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當年11月，教育部再加一條，提出“破五唯”，新增“唯帽子”。

2021年8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完善科技成果評價機制的指導意見》，指出要堅決破解科技成果評價中的“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問題，創新科技成果評價工具和模式，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開發信息化評價工具。

在李俠看來，當前正是科技界評價機制“新舊規則轉換的時期”，“轉軌時期，難免付出代價。只是希望這份代價越小越好，因為在時代洪流面前，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科研長跑

張沛錦把科研比作“沒有道路的長跑”。

“現在回想起來，完全沒有想到科研路線會是這個樣子。其實我感覺這就是科研的魅力，充滿競爭，是一場比賽，任何時候都有各種指標進度在頭頂跳動，而且是個長跑，從開始科研到有一個安穩的位置可以繼續科研，少則8年多則上不封頂。但是這個長跑又沒有路，每一步都充滿未知，不知道自己現在向前走的一步步會不會真正讓自己靠近終點。”

在知乎上寫下這段話時，張沛錦正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地球與空間科學學院碩博連讀，研究空間物理方向。2021年6月博士畢業后，他來到歐洲加入STELLAR 項目做博后，該項目由保加利亞、荷蘭、愛爾蘭聯合資助，旨在培養射電天文學家。

在他看來，科研者是不存在假期的，因為工作永遠都做不完，“即使是開會，也會見縫插針地做一些工作，比如說，會場里改改文章，機場候機廳處理數據。”

但他認為，這只是利用時間、提高效率的方法，并不代表科研應該用時間“大水漫灌”。

“如果長跑時，你在一小段時間里面消耗了很多能量，或者心血來潮，沖刺了幾百米，那么你后面就不想跑了。科研也是一樣，熬了兩個通宵，做了一些成果，看起來是糊弄過去了，其實這是很不健康的。”

在他看來，做科研應該在較長的時間尺度內，有節奏、創造性地去工作，而不是做很短時的事。現在，張沛錦仍會給自己安排充足的時間長跑、爬山，調劑生活。

對于“科研PKI”，張沛錦有自己的看法。“在沉心做關鍵問題的時候，可以抽出一些時間，搞一些能體現科研KPI的東西（比如寫寫文章，申申專利），這些東西可以保證自己下場不至于太慘，降低風險。有科研KPI之后，向大家證明了自己的科研實力，方能沉下心來鉆研關鍵問題，安靜地等待自己閃光的一天。”

張沛錦出生于1994年。“我剛剛博士畢業，放到游戲里，就是剛出新手村。”未來，他打算在國外積累幾年經驗，“提升作戰能力”再回國，“最終肯定是回來服務國家科研發展”。如果有一天成為學生的導師，他希望給學生的第一條建議是，“身體狀態比科研工作要更重要”。

另一位青年科學家潘安也在知乎上留下了他的建議。潘安出生于1993年，在中國科學院西安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任副研究員，去年剛入選“福布斯2021年30歲30人榜單”。

“科研路上，大家有什么經驗教訓？”

面對這個提問，潘安寫道，“分清欲望和理想。欲望會讓你焦躁，你害怕落后于同齡人。保研、出國、GPA、文章、體面工作、年薪等等，這些都是欲望，只能驅動你努力一兩年時光。而人生很長，理想才是驅動你一輩子的事情。而這是擊敗焦慮最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