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是一位集傳教士、教育家和美國駐華大使三個角色于一身的美國人，他一生中最有影響的事業是創辦燕京大學，并因此成為在中國有根底、受尊重的外國人。如果司徒雷登在戰后不與馬歇爾一起調停國共內戰，沒有在中國的社會劇變之時擔任美國駐華大使，那么他仍能保持教育家的美名，而不至于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犧牲品，遭到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辛辣的諷刺與批判。事實上，自從擔任駐華大使的那天起，他就注定要卷入中國的政治漩渦之中，而1949年的“秘密外交”也為《別了，司徒雷登》做了鋪墊。

《別了，司徒雷登》

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以摧枯拉朽之勢橫掃中國大陸，國民黨軍隊一路潰敗，內戰形勢已然不可逆轉。為了爭取“國際支持”，國民政府開始南遷廣州并通知各國駐華使團一同前往。蘇聯駐華大使羅申率領使館部分人員南遷，而時任美國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卻滯留南京，其他西方國家使團紛紛仿效美國。司徒雷登滯留南京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和中共開展外交接觸，緩和中美間的外交關系，而中共方面也表現出積極歡迎的態度，中美兩國間的一場“秘密外交”隨即開始。

司徒雷登

“試探性”接觸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南京順利解放，黃華被任命為南京市軍管外事處主任。事實上，中共任命黃華擔任南京市軍管外事處主任正是對司徒雷登“滯留”南京的最好回應。首先，黃華是30年代燕京大學的學生，而那時的司徒雷登正是燕京大學的校長；其次，黃華調任南京與司徒雷登會談得到了周恩來的指示，周恩來對于滯留于南京的外交使節尤其是司徒雷登格外注意。5月5日下午，司徒雷登的秘書傅涇波接到黃華的電話，雙方幾句寒暄之后決定于次日進行會談。就這樣，南京易手僅僅13天，中美之間的對話就拉開了序幕。

黃華

5月6日，黃華接見了傅涇波。雙方圍繞司徒雷登“滯留”南京的原因和中共對于美國援蔣反共的態度展開會談。傅涇波提出了美國已經決定停止援蔣，而司徒雷登在國民黨撤退南京后并未隨之南遷并打算與中共展開接觸，也已經得到了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的同意。黃華則對美國援蔣表示強烈抗議，并提出希望美國徹底斷絕與國民政府的往來，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和新政權建立外交關系。在會談快結束的時候，傅涇波“不經意間”提出老校長十分期盼與黃華會見，而黃華也見機回復，他將適時拜訪老校長。可以說傅涇波與黃華的第一次會談只是雙方的一次互相試探和“非正式”接觸，黃華在這次會談中盡量避免使用外交詞匯，也說明了中方對這次會談“慎之又慎”。

對于是否應該面見司徒雷登，黃華不敢擅作主張，只能致電請示。5月10日，毛澤東回電表示，“黃華可以與司徒雷登會面，以偵查美國政府之意向為目的”，但是在見面時要“多聽司徒雷登講話，少說自己意見”。

三天后，黃華以私人身份前往司徒雷登住處與其會晤。司徒雷登首先提出希望新政權能夠建立真正的民主政府，廣泛吸納民主人士參與到政府活動中，并與美國保持以往的友好關系。黃華則轉達了中共中央的意見，指出中國人民對美國援助國民黨的不滿，希望美國在平等互利的條件下承認新中國政府，并表示新中國愿意和外國政府建立商務及其他關系。然而，充滿自信的司徒雷登則堅持認為，若想獲得美國承認，中共必須遵守現行條約，否則，美國和其他國家只能等待中國的局勢發展。實際上，這次會談并沒有觸及到根本問題，即中美兩國間互相“承認”的基本條件，雙方依舊是在試探對方的立場，而且是“自說自話”。不過司徒雷登對這次會談充滿樂觀，他在給美國國務院的電報中認為這次的會談是“十分友好”的，而且也是“更深刻了解的開始”。

亮出底牌

6月6日，黃華經請示中共中央后邀約司徒雷登到外事處會晤，雙方就“承認”問題提出了各自意見。黃華提出了美國與新政權建立外交關系的三點準則：（1）外國武裝撤出中國；（2）停止援助國民政府；（3）斷絕同國民政府的關系。而司徒雷登則表示目前中國政局未見明朗且新政權未建立新政府，美國只能“被動”觀望。至于美援則是1948年的決定，現在已經所剩無幾。同時，司徒雷登也說明了美國在建交問題上的障礙，即“美國害怕共產主義，害怕世界革命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和“希望今后盡量吸取一切民主開明人士參加”政府。黃華再次予以批駁，雙方不歡而散。

根據這次會談的內容可以看出，雙方在談到“承認”問題時矛盾十分突出。其實，美國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基本態度都是不急于解決建立外交關系的問題，在1月份的時候中共中央就有了和帝國主義國家“不急于建交”的考慮，恐“帝國主義”和“反動勢力”在人民解放軍接近于全國勝利時，“不惜用承認人民共和國的方法”以求得合法的地位，實施“內部破壞”的政策，所以，擱置“承認”問題比“迫使”美國承認新政權更加有利。而美國從一開始就想利用“承認”問題作為“討價還價”的重要籌碼。

5月13日，艾奇遜提出了美國承認新政府的三項條件：第一，事實上控制該國的領土和行政機構；第二，有能力并且愿意履行國際義務；第三，政府能夠得到該國人民的普遍接受。事實上，中美雙方的對外政策直接導致了這次會談雙方“各說各話”的情況。黃華認為應由“美國首先采取行動與人民民主政府建立關系”，司徒雷登則聲稱美國現在處于“被動地位”。這種關于誰“先走第一步”的爭議后來一直延續了幾十年。

雖然在“承認”問題上分歧很大，但雙方都沒有做出斷絕接觸的決定，而且還在進一步推動接觸。6月8日，傅徑波又一次會見黃華，在這次會談中傅涇波在未經請示司徒雷登和美國國務院，就向黃華提出司徒雷登在回國前希望能訪問北平與周恩來先生會見一次，獲知中共中央方面的意見，順便看看燕大，這樣“回去講話才有力量”。黃華則以中美尚未建交且交通未完全恢復為由婉言拒絕了傅涇波的請求。次日，黃華將會談內容電告北平。北平方面認為以非官方渠道與司徒雷登接觸更方便一些，于是通過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邀請司徒雷登訪問燕京大學。

6月26日，司徒雷登接到了陸志韋的邀請信，信中說：他11日上午見到周先生，而且毛澤東也宣稱司徒雷登要來燕京，“我推測政府將會同意你的”。次日，傅徑波攜陸志韋給司徒雷登的信會見黃華，表示司徒雷登接信后感到十分突然，因為陸志韋在信中表示，他見到了周恩來，而周恩來則當面答應了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黃華解釋說，曾經向北平報告司徒雷登的愿望，但還未接獲指示。如果司徒雷登仍然有此要求，他可以代為察報。28日，周恩來指示：同意司徒雷登燕京一行，司徒雷登希望與當局會面一事亦有可能。司徒雷登當時極為高興，而事后的發展卻是他始料未及的。

重慶談判期間的司徒雷登與周恩來

無果而終

6月30日，司徒雷登將訪問北平一事通報給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報告中司徒雷登對此行的利弊進行了陳述：訪問北平將成為中美間相互諒解的第一步，并將加強中共內部的較為傾向自由主義的反蘇分子的力量。這也將表明美國對中國政治動蕩持有十分坦率的態度，并將對未來的中美關系產生十分有益的影響。與此同時，在他返美前的北平之行去將會在中國引起謠傳和猜測，也有可能引起美國人的批評，使國務院處于十分尷尬的境地。但從整篇報告中可以看出，司徒雷登仍然對訪問北平一事充滿信心。

就在同一天，北平方面的態度卻急轉直下。毛澤東發表了《論人民民主專政》，公開宣布“一邊倒”，而周恩來也針對黃華來的關于27日、28日兩天的會談情況電告南京市委：（1）陸志韋給司徒信稿，曾由我同志交來一份，內容第一句只說見過周，未提周告陸任何事；（2）望告黃華謹守中央去電原則，即我們系準許司徒去燕京一行，決非我方邀請，此點必須說明，不能絲毫含糊，給以宣傳借口；（3）司徒及傅如來北平只能掛一臥車派人保護，不能許其乘美機來平。如司徒借口不乘美機即無法趕回華盛頓，可置之不理，因美國國會閉會與否，不應予以重視，我們對美帝亦決無改變其政策的幻想。實際上，就在黃華與司徒雷登在南京開展“秘密外交”之時，劉少奇也秘密訪問了莫斯科，中蘇雙方就多項議題達成共識，正是劉少奇的訪蘇成功增加了中共中央的外交底氣。

7月1日，美國國務院向南京發出了由國務卿批準的代號為“夜間行動”的電報：“根據最高層的考慮，指示你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訪問北平?！倍碛蓜t是司徒雷登在6月30日發給艾奇遜的那份電報中所提到的訪問北平可能產生的弊端。事實上，當時美國的社會輿論和公共心理取向都靠近“扶蔣反共”，美國國會中的“中國幫”、“院外援華集團”、共和黨保守派等勢力相互勾結，在對華政策上對杜魯門政府給予了很大的壓力。

蔣介石與司徒雷登

就這樣，中美間溝通的“最后一扇大門”隨之關閉。8月2日，司徒雷登像1947年初的馬歇爾一樣帶著遺憾離開了中國。8月5日，美國政府發表《美中關系白皮書》，隨后毛澤東發起并親自參與了對《白皮書》的批判運動，中美兩國間長達20余年的全面對抗開始了。

“失去的機會”是否存在？

北平之行被否決一直是傅涇波和司徒雷登的一個心結。司徒雷登在返回美國途中經沖繩島時，還強調要承認中共并與其恢復商務關系，而傅涇波在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依舊認為這次“失去的機會”完全是艾奇遜的“辦事不利”，在他看來如果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能夠成功，或許后面的“朝鮮戰爭”都能夠避免。

司徒雷登與傅涇波

但筆者并不這么認為。雖然司徒雷登對于這次“秘密外交”的前景十分看好，但是杜魯門顯然沒有將它看作是恢復中美關系的主要通道，最多是看作是一次“試探性接觸”，一旦“試探性接觸”在國內國際引起不滿，杜魯門就將隨時斷絕這次“秘密外交”。杜魯門在6月中旬與副國務卿韋伯的一次談話中指示國務院，“要十分謹慎，不要表現出對共產黨人的任何手軟”。此外，當時的杜魯門面對著強大的國會壓力，就在6月份的時候，有議員致函杜魯門總統說，根據他收到的大量郵件，選民們感到承認中國共產黨人“對我們的真正的中國朋友和宗教將是一個重大的打擊”。在參議院為反對承認新政權而舉行的辯論中,多數議員如諾蘭、布里杰斯、史密斯等人指出莫斯科對中共的影響，認為承認新政權就將“給世界共產主義蓋上認可的圖章”。因此，杜魯門否定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也就不奇怪了。

未能成行的“北平之行”，不免令司徒雷登和他的秘書傅涇波有些失落和遺憾，然而在美蘇兩國對抗的冷戰大背景下，僅憑司徒雷登個人意志是無法扭轉中美兩國的對抗局面的。

參考文獻

【1】U.S.StateDepartment，ForeignRelationofUnitedStates，1949，vol.9.

【2】黃華：《親歷與見聞：黃華回憶錄》，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年。

【3】林孟熹：《司徒雷登與中國政局》，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年。

【4】【美】司徒雷登著：《在華五十年》，李晶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5年。

【5】牛軍：《未確定的開端：內戰末期中共對美政策再探討》，《冷戰國際史研究》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