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范圍內，性別比失衡的狀況時有發生，在有些國家地區卻長期存在，都有其背后歷史、社會、文化成因。這種因素，在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可能體現得更為明顯。

上一篇里，我們對韓國的性別比失衡及其對策進行了分析。那么，亞洲其他國家情況如何呢？

印度，失衡的性別比

2007年，聯合國人口基金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由于生育子女數量減少，越來越多的亞洲父母采用科學技術工具來預知胎兒的性別，打掉不想要的女性胎兒，導致地區的出生性別比開始偏離國際社會公認的正常值域。報告指出，印度2001年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新生兒的男女性別比例已經達到108，在有些地區甚至達到120，遠遠超過了正常值域的上限；報告同時指出，越南和尼泊爾兩國的出生嬰兒比例失調的情況也在日趨嚴重。

從印度歷次人口普查結果計算，當時，印度出生性別比有不斷升高的趨勢，上世紀80年代以后，印度出生人口性別比（每100個女嬰對應的男嬰的比率）一直偏高，尤其是90年代后，趨勢更加明顯。1961年，印度0-6歲兒童性別比為102.46，1971、1981年分別為103.73、103.95，到1991年升高，2001年進一步上升。雖然，經過多方努力，印度2003年人口統計數據表明，印度的出生性別比略有降低，但是，據印度2011年公布的第15次人口普查數據，６歲以下兒童性別比率，仍是1947年印度獨立以來最高。

在印度，城市出生性別比往往高于農村。1981-2001年，城市地區0-6歲兒童性別比由104.28升高到110.38，農村地區由103.84升高到107.07。在旁遮普邦城鎮地區，如果第一個孩子是女孩，出生性別比是162.87，在拉賈斯坦邦城鎮地區是189.75，在比哈爾邦城鎮地區是174.83。

其不同地區的差別也較大。南部基本正常，北部偏高比較嚴重。西北部地區的出生性別比高于東部、南部地區的出生性別比。印度全國的0-6歲兒童性別比1991年為106，2001年為108。從各地的情況看，1991年性別比最高的旁遮普邦和哈里亞納邦達到了114，而2001年性別比最高的旁遮普邦和哈里亞納邦分別為125和122。

多國和地區的性別比失衡

在越南，有關出生性別比的數據主要是來自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和一些健康機構對６歲以下兒童健康監護的統計數字。其1989、1999、2009年的三次人口普查，提供了有關越南的出生人口性別比的數據。根據1999年第三次越南人口和家庭普查的數據結果顯示：越南的出生人口性別比是107，這個數字比1989年的第二次人口和家庭戶普查的數據略高一點，但已接近國際統計標準的上限。2007年，越南國家人口、家庭暨兒童委員會提供的最新數據表明，越南全國新生兒的男女性別比例失衡狀況日益嚴重，其大半省份之男女嬰比為110:100。2008年，根據聯合國人口基金的報告，越南的出生人口性別比已經達到了112.1。首都河內市2011年上半年新生兒男女性別比例為118。

從尼泊爾看，2001年其人口普查數據統計結果顯示，1歲以下年齡組兒童的性別比為104.2。總體來說還算正常，但其增速值得注意。1961年和1971年兩次人口普查結果中，這個年齡組的性別比分別只有102和98.6，1991年，已逐步上升到103.5。此后，根據1996年、2001年和2006年三次尼泊爾人口和健康調查的數據，尼泊爾的出生人口性別比一直穩定在103至104左右。

中國臺灣在性別失衡這件事上也曾飽受關注。其出生性別比失衡出現于上世紀80年代中期，在1990年和1991年出現了大幅度上升，達到110.3的高值，1992年以后開始有些回落，但仍高出正常的出生性別比。2002年開始出生性別比又繼續上升，2004年達到111.0的最高值。同時，臺北的出生性別比大大高于高雄，農村的出生性別比略高于城市。

既有相同，也有“倒掛”

各地的性別失衡發生時間似乎都大致相同，也擁有一些共性，同時，還有一些相異之處。

總的來說，地區差異、城鄉差異和孩次差異都非常明顯。

通常而言，務農地區對男性勞動力的需求較為有“實用性”，因此也形成了較為根深蒂固的男孩偏好，在能夠進行出生干預的背景下，往往會傾向于采取偏好男孩的生育方式，導致男女性別比失衡。

也因為如此，家庭對于男孩的要求會隨著孩次的升高而愈加迫切。即如果前幾胎都是女孩，則家庭就越來越傾向于必須要有個男孩。從印度看，大多數的邦在第二、三胎上出生性別比比較高，從第四胎開始趨于下降。這可能意味著，印度大多數家庭決定在三胎以內就要達到理想的子女結構。根據1997和1998年的多項調查分析顯示，第一胎是女孩的印度家庭中，第二胎的出生人口之比為132。若前兩胎都是女兒，第三胎出生人口性別比上升為139。若第一、二胎是男孩，二、三胎性別比基本上正常。越南的孩次性別比也基本遵循這個規律。

特別值得一說的是，各國都在性別比失衡后進行了一些干預，但當時似乎效果并不太理想。而且，在印度，性別比失衡產生了城鄉和階層“倒掛”，2001年人口普查報告揭示了印度農村出生性別比為106，而在富裕和受教育程度高的城市，出生性別比為111。十年后，印度衛生部報告指出，富裕的新德里西南部地區6歲以下年齡組的性別比118，在名流薈萃和富人云集的新德里南部地區，出生性別比竟為131，是全印度最嚴重的地方。

而且還出現了“文化程度倒掛”。即與通常的研究結果不同的是，婦女受教育層度與性別比成反比，1997年在印度部分地區的調查表明，在受教育年限達到10年及以上的婦女中，兒童性別比為146.41，而在文盲婦女中，為115.07。

這或者是因為，印度的貧富分化較為嚴重，而農村和貧困地區的醫療保健條件較差，其進行胎兒出生性別干預的意識、技術手段和資源等更少的緣故。

社會經濟發展才能帶來根本性改變

多國在平衡性別比上所做的努力基本趨同，主要是針對出生時的性別鑒定和歧視性墮胎等建立相應法規、更加重視保障女性權利等。整體來看，也都取得了一些效果。韓國在取消其計劃生育政策后，性別比就趨于平衡。2020年越南男性人口占比為49.9%，人口數量為4857.2萬人；女性占比為50.1%，人口數量為4876.7萬人。男女性別比為99.6。印度在2019-2021年進行的第五次全國家庭與健康調查的結果，對約65萬戶家庭的調查發現，印度女性人數首次超過男性，性別比為1020：1000，即印度現在每1000名男性中有1020名女性。這表明人口結構發生了變化。

但更加值得玩味的是這個過程。即在普遍偏好男孩的大文化背景下，韓國對于性別比失衡“糾偏”的時間較短，而越南、印度較長，尤其是印度，一度出現反復和“倒掛”現象。

綜觀歷史，不同國家和地區除了文化背景，在工業化現代化的歷史演變也頗有不同，而與其性別比失衡“治理”成敗亦有一定關系。

韓國屬于較早完成工業化社會的國家，其性別失衡治理也較快成功。這或者與男孩偏好的基礎邏輯有關。男孩偏好或是在農業社會下形成的，尤其經濟學價值和意義上的社會風俗和文化。因農業社會更加需要強壯勞動力作為社會和家庭經濟的推動力。因此，當一國或地區進入工業化社會，即使其文化中的男女不平等性仍強，但對于性別偏好導致的性別比影響已經實質性降低。而對于那些尚未完成工業化、農業仍然占據主要產業經濟結構的地區而言，性別比調整就事實上的更加困難。

與此同時，當一國的工業化、現代化未完成，或社會階層分化嚴重，甚至在政府干預下，會出現富裕、高知人群反而有更多資源、技術實施出生性別干預的結果，如印度曾經遇到的狀況。唯有隨著整體社會的經濟發展和工業化程度增高，社會偏見和歧視才會真正逐漸消解。

后記

不同國家和地區出現性別比失衡的原因既不完全相同，在進行“再平衡”過程中的遭遇也不盡相同。由此可見，社會偏見和歧視并非無根之木無源之水，其來有自。在治理的時候，需要立法規、改習氣、做宣傳，但更重要的是，找到根本緣由，在社會經濟形態的改革上不斷進步，社會問題才能迎刃而解。

性別比失衡，標是觀念，本是經濟。

（作者萬喆為經濟學家，澎湃新聞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