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向歷史本身——政治學“歷史轉向”芻議

摘要:

本文提出“回向歷史本身”這一命題，初步思考政治學“歷史轉向”過程中的研究路徑和問題意識。“回向歷史本身”提供了這樣一種研究過程：研究者不斷發現“常識”所無法解釋的歷史現象，這些來自“反常”的困惑，促使他們重新回到國際社會科學的理論傳統中尋找靈感。他們由此可以重新借鑒這些理論認識，在與中國歷史的比照中，解釋之前無法理解的歷史現象。接下來，他們可以根據新的歷史解釋重新構建理論。新的理論也會為人類所共同關注的政治學問題提供來自中國歷史的解答。學者們這樣做，而不是沿著僵化的某些理論預設，自以為中立地展開研究。因此，“回向歷史本身”是一種不斷自我反思的生生不息的研究方式，它將帶給政治學與歷史學無窮的活力。這種活力正是生發于以理論的智慧看待充滿無限豐富性歷史的學理過程之中。

作者簡介:

羅祎楠，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文章來源:

《中國政治學》2021年第一輯

圖為作者羅祎楠

本文希望探討以下問題。在中國政治學與歷史學的學術生態中，追求政治學歷史轉向的可能目的是什么？在中國語境中，這種跨學科研究的方式和在美國的學術生態中發展起來的歷史社會科學研究又有什么不同？在中國的環境中，我們應該如何尋找重要的研究議題，來帶動歷史政治學的發展？基于對以上問題的思考，我們初步提出“回向歷史本身”這一歷史政治學的研究路徑。

之所以提出“回向歷史本身”的研究路徑，是基于對中外歷史學與歷史社會科學的發展歷程的反思。任何一個新興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術領域，要想在中國建立和蓬勃發展，都需要尋找到這一領域中的“中國問題意識”。這點其實對其他國家也是適用的。比如，政治學中的“比較—歷史分析”這個學術領域，之所以能夠從美國的學術土壤中生發出來，也是一批學者以找回政治學理論和方法的想象力為使命感，希望回應美國政治學所面對的一些根本問題。回顧這一學術發展的歷史，可以看出，比較—歷史分析（包括社會學中的歷史社會學）之所以強調對宏大歷史結構變化的長時段解釋，其希望回應的，是美國20世紀70年代開始逐漸占據優勢地位的以“行為主義”為基礎的研究范式。這套范式關注以個體為中心的微觀社會政治現象，在研究方法上以統計定量和博弈論等方法為主導，進而在政治學的各個主要領域（如選舉民主、國家統治、基層治理等）建立起一套圍繞人的行為展開的比較政治學理論系統。而這樣的研究在比較—歷史分析學者，如馬洪尼（James Mahoney）、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彼得·霍爾（Peter Hall）、西倫（Kathleen Thelen）等看來，顯然是過于細碎了。因為他們相信只有回到長時段、跨國別以及宏大的議題中，才可以真正回應那個時代美國乃至全球所面臨的重要時代問題，如民主化、殖民主義、社會革命和國家建構等。如果我們仔細閱讀比較—歷史分析的宣言式的著作《社會科學中的比較—歷史分析》，便會感覺到那一代美國政治學者所具有的強烈的重新尋找政治學學術想象力的使命感、活力，以及他們不拘泥于所謂學科界限、博采眾長的開放精神。也正是在他們特有的問題意識的導向下，英語世界的比較—歷史分析關注宏大的長時段的結構變遷的研究。因為，在那個第三世界國家興起、歐美已有的歷史經驗面對巨大挑戰的革命時代，面對錯綜復雜的政治現象，只有跳出當下的迷局而重新回到更加宏闊的對人類歷史總體趨勢的分析，才可能讓政治學者找到一種穿越迷霧的歸屬感。

中國政治學的歷史轉向同樣需要回應我們時代的問題。但我們所要應對的“問題”，卻恰恰是由美國社會科學所帶來的。這些問題正是它們既往在回應自己所面對的時代問題時探索出的理論與方法。

在筆者看來，如果說以比較—歷史分析為代表的美國歷史社會科學路徑，是試圖跳出“歷史”而去建立宏大的、結構式的解釋框架來回答政治學中根本問題的話，那么中國歷史社會科學恰恰是要在社會或政治理論（social theory and political theory）的啟迪下“回向歷史本身”，從而根據中國的歷史經驗來回答人類不同政治文明所面對的共同問題。

首先，“回向歷史本身”是在和一些受到經驗主義深刻影響的中國歷史學研究習慣對話。經驗主義歷史學將“經驗”和“理論”視為相互排斥的存在。它們相信歷史學家可以發現客觀真實的純粹歷史經驗，并使之成為歷史知識。理論只是經驗之外的另一種知識類型。在“經驗—理論”的二分框架中，一些研究者甚至生發出某些研究倫理。比如，他們習慣于宣布對歷史真相的考證和還原是“扎實”的，而對理論的探討則只是“玩概念”。由于他們只是將理論視為可以被操作的概念，因此即便一些研究者也試圖對經驗進行理論概括，但他們所做的，只是把那些概念扣在他們所認為的“客觀”經驗之上，而無法公開、明確、理性化地分析出理論概念和歷史觀察的相互關系。

而我們提出的“回向歷史本身”的研究方式，并不是要建立一種所謂擺脫了社會科學理論的、“真實”而“純粹”的歷史知識。對于身處現代學術系統中的學者而言，當他們面對古代中國的歷史時，如何處理自身所浸淫的現代理論知識與歷史的關系，是必須面對的問題。既然學者必須通過現代社會科學知識系統才能建立起歷史的存在，那么如何處理社會科學理論知識與歷史資料之間的關系，也就成為學者們無法回避的選擇。依靠經驗主義宣稱的所謂細致、中立、客觀而對社會科學理論只是保持膚淺的了解狀態，甚至對什么是“理論”都缺乏基本的學術探究熱情，這本身就是一種缺少學術勇氣和學養胸懷的表現。因此，要想“回向歷史本身”，首先需要不斷累積社會理論和政治理論學養，在對現有歷史或社會科學知識背后的理論視角的現象學還原中，不斷地調整歷史與當代視角的契合點，從而融入“風物長宜放眼量”的研究過程之中。

其次，“回向歷史本身”也是在和美國政治學當下的主流研究對話。美國政治學對中國政治學的影響較大。在評價其給中國政治研究帶來了什么影響時，筆者并不想討論所謂定量研究的優劣勢問題，因為筆者始終相信，研究的好壞并不能和研究方法畫等號。筆者想說的是，美國的比較政治學（包括中國政治研究）正在影響著中國學者和學生對政治的基本認識方式，使他們沉迷在所謂的“常識的舒適帶”。筆者最近在《讀書》雜志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也是在說這個問題。下一代的中國學者和學生，可能正在將政治學簡單地歸結為關于利益、權力或是規范信仰的實證研究。當他們認為政治就是關于利益、權力或者信仰的時候，他們也就開始喪失對本真生活世界的興趣、敏感和把握這種生活意義的學術素養。很多中英文的政治學論文給人的第一感覺是，作者運用復雜科學研究方法提出的所謂“理論”，其實和街談巷議的那些“常識”區別不大。這也說明，研究者和在胡同里議論時政的人們都處于同樣的“常識帶”——即使學者有更多的技術方法和學術資源。但是從更廣的意義上說，如果代表一個社會思考水平的學術界在理論認識上和街談巷議沒有什么區別，那其實是比較悲哀的。

簡單說，“回向歷史本身”是研究者不斷朝向歷史生活本身的精神過程。這個精神過程沒有終點，永遠“向著”歷史前進。回向歷史使我們有可能超越常識之見的束縛，在看到歷史的豐富性時，重新思考我們對政治認識的局限在哪里。這代表了一種學術研究的路徑：此路徑強調研究者需要進入不斷變化的歷史過程之中，探索歷史行動者（agent）如何在與周邊人事的關聯中“理解”（understand）他們所身處的世界，而那些所謂的政治制度結構也正是產生、運作和消逝于這樣的歷史理解過程之中。這里強調兩個理解：研究者要“理解”歷史人物如何“理解”他們的世界。

我們提出“回向歷史本身”，是希望擴展歷史政治學的視域，進入中國歷史的本真意義過程，重新探究被以往視角遮蔽的歷史過程。我們提出研究歷史人物如何“理解”他們的世界，就是打破政治學將人簡單地判定為以信仰、利益或權力為動機的行動者。學者需要轉而分析“世界”對于行動者意味著什么，以及這種世界意義（meaning）如何改變著人的行動。在動機驅動的理論范式中，研究者將一切社會行動解釋為目的—手段。為了達成某一種目標——不管這種目標是出于理性的、功利的，還是所謂的信仰的——人會用各種靈活的手段去利用環境提供給他的資源。反觀政治學的主要理論流派，無論是強調制度研究的歷史制度主義，還是根據行為進行定量分析的研究，都隱含著對社會行動特征的基本假設。

但是，中國歷史的豐富性卻提出了這樣的假設難以說明的現象。比如，黃仁宇在《萬歷十五年》里面討論了萬歷皇帝在面對士大夫政治時的那種完全消極抵抗的狀況。這似乎不大符合我們在政治學中將制度解釋為處于權力優勢地位的行動者不斷加強其優勢地位的手段。歷史更多地讓我們去思考，身處于權力優勢地位的皇帝為什么去自主選擇一種消極停滯（standoffish）的狀態？這種消極停滯的狀態如何生成于皇帝對其所處政治世界的理解過程之中？

再比如說，在傳統時代，中國國家治理的過程并不是遵循著一種所謂的“國家理性”在運作：統治者不是去靈活地解決和調適政策以解決各種實際問題。同樣，他們也并不是整天死板地按照某種儒家道德來統治。正如筆者在對北宋熙寧變法的研究中看到的，此時朝廷經常處于一種“兩極跳躍”的狀態。在某些時候，統治者不再按照之前一直延續的“和而不同”的治理方式解決經濟問題，卻會突然基于道德的判斷來看待不同的意見，而且通過不斷強化宣稱某種意識形態立場的方式來應對問題，盡管那些立場根本無助于解決國家面臨的多變的市場問題。這兩種方式可能在不同的治理領域同時存在，也可能在同一個領域內交替出現。換言之，傳統國家治理方式并不能用政治學中的某種單一理論模式來概括。統治者既不只是如韋伯所說那樣想方設法動員資源以生存，也不是只會以某種意識形態為指導僵化統治。這種動態的跳躍性和多種模式并存，恰恰構成中國傳統儒教國家的統治動態。要解釋這樣的轉換過程，則需要回到歷史之中，去分析行動者如何在不斷的相互交流互動中，改變對整體政治情勢的判斷，從而重新改變對自我和他人的認識。

“回向歷史本身”是研究者建立對歷史人物的理解的過程。這不僅僅是本體論的更新，更是關于認識論的思考。在“回向歷史”的過程中，研究者不斷反思以往理解歷史背后的局限，在擴充自己心量的過程中，體會歷史中的那些“質”，在同歷史“共同成長”的過程中，將歷史與自己的思想世界連接起來。從這個意義上說，研究者永遠在用自己的精神世界體驗、審視、洗練著那個歷史世界。每一次“回向歷史”的理解沖動，都會重新改變歷史之“質”；每一次“回向歷史”的歷史沖動，都可能會將之前的認識轉化為被反思的常識，從而使我們對歷史之“質”的理解變得更加深刻。

舉個例子，我們經常會看到討論士大夫之間因為信仰利益等發動黨爭、皇帝和士大夫爭奪權力、地方精英和國家爭奪社會支配權等研究。學者動用了大量史料來描繪這種爭權奪利的過程。這樣的研究沿著我們之前說的目的—手段的方式來討論歷史。雖然研究者可以具體處理到某個士大夫或皇帝人物的心理狀態，甚至把一些歷史細微的事件寫得惟妙惟肖，但其背后對歷史的理論認識卻依然是常識范疇。一方面，這樣常識式的研究當然很容易為廣大讀者所接受，從而成為他們論爭自己對所謂政治認識的談資。但另一方面，研究者卻缺乏對于自身所構造的歷史知識背后理論的反思。這樣來看，研究者其實并沒有去理解歷史人物，而是按照自己的常識之見去把歷史套裝起來。即使他們動用了豐富的歷史資料，依然是在歷史之外。

因此，“回向歷史本身”就是不斷反思已有的解釋歷史的理論模式的特點與局限，在對自身所處理論系統的不斷體察中建立對歷史的理解，而不是聲稱建立一種可以放棄理論反思的純粹歷史知識。正如上面例子所反映的，如果我們可以明白那些研究只是基于對社會行動模式化的理解，我們也就有動力重新回到歷史中，分析歷史人物如何理解世界，從而超越常識之見的束縛。

具體地說，“回向歷史本身”的工作，可以從行動、氛圍和思想過程三個本體性（ontological）領域展開。

第一，我們需要重新考慮社會行動的基礎究竟是什么。如果目的—手段的理解模式不能解釋中國歷史中的那些反常現象，那么我們如何建立更加合理的分析框架？這樣的問題引導我們重新回到社會理論豐富的土壤中尋找靈感。我們可以發現，對社會行動的反思在歐美社會理論中具有很深厚的積淀。實用主義（pragmatism）社會學、現象學社會學等，都是在力圖超越目的—手段的分析方式，超越將政治理解為權力、利益或信仰決定下的過程，而重新回到生活本身，展開對社會行動能動性（agency）的分析。比如，芝加哥學派的托馬斯（William Thomas）等，很早就開始對人如何理解其所處的情境（situation）展開分析，從而以此解釋人如何在與他人的互動中采取行動。這種對情境的討論，可以啟發我們如何找到一個合適的分析本體，去分析中國歷史中的人物對周圍世界的理解過程。我們進而看到，傳統中國政治思想如何強調對“情勢”的理解。正如著名漢學家余蓮（Fran?ois Jullien）所討論的那樣，傳統中國的行動者的世界圖景并不是以目標—手段的方式呈現的，他們也并非只是對一草一木、一人一事即具體的情境的理解來采取行動。他們的著眼點在于自己身處的超越了具體人事之上的整體的“情勢”。他們相信一草一木背后體現著情勢的特征。這種情勢是無法用動靜來拆分的。整體的情勢穩定中孕育著變化的端倪，而人需要體察這種蘊含在具體中的整體之勢，并在整體之勢中找到自己和他人的具體角色。中國的士大夫在決策的時候，更多考量的是他們所處的情勢如何，他們會根據分散的經驗，利用儒家思想將這些經驗整合起來，從而建立對情勢的判斷，以決定自己的行動。因此，我們看到，國際上的實用主義和現象學理論視角可以啟發我們，去看到中國歷史人物理解世界的獨特方式，從而使我們在中西社會理論的雙重滋養中，重新反思我們該如何建立對歷史的敘述、擴展社會科學的理論界限。

第二，我們需要體悟歷史具體行動背后那些不言而喻的背景氛圍。這些背景氛圍要求歷史學家去體悟歷史人物背后那些掩而不談的屬于他們時代的東西。也只有如此，才能展現出那些看似平常實則反常的言語背后的歷史原因。比如，鄧小南先生在對北宋祖宗家法的精彩研究中發現，歷史人物的言談舉止背后，有著一些不言而喻的背景。這些背景使歷史人物說的很多話具有了特殊的意義。當文彥博在與神宗說皇帝“與士大夫治天下”時，他重新強調了來自祖宗家法的已經成為無言而喻的共識，而在強調此共識時，卻透露出他的言外之意：他反對熙寧變法，因為變法破壞了使政治體系得以穩定的這種共識。回到歷史背景中去，研究者就不會簡單地將文彥博的話語理解為士大夫要和皇帝爭權。當政治學者重新回到歷史中，去體會屬于歷史的氛圍時，他們便不會再簡單地用那些所謂古今貫通的變量、結構去建立所謂對歷史的宏大幻覺式的分析。“回向歷史本身”意味著對歷史的尊重。因為只有尊重歷史，才可以為政治學的想象力提供生長的土壤。

第三，我們需要進入對思想過程的討論。比如我們可以分析儒家思想如何在具體歷史過程中成為人對社會現實的理解。儒家思想是士大夫每個人內心存有的東西，但這種存有并不意味著他們無時無刻在按照這種思想行動——他們不是被思想決定的。在歷史過程中，儒家思想是被人所處的過程激活的。就好像兩個人的思想中可以有很多差異和沖突的信仰，但在某些過程中，他們依然可以是朋友，他們不會關心那些差異。但在有些時候，他們就會吵架乃至斗爭。研究者需要回到歷史中，去勾畫出這些過程如何激活了思想。儒家思想中既有務實的、實事求是的部分，也有君子—小人之間互相斗爭的部分。比如從對北宋熙寧初“青苗法”辯論的研究就可以看到，辯論者一開始都是就具體政策問題展開討論的，他們互相尊重，和而不同。但是當一系列的歷史事件發生后，他們開始動用君子—小人的理論框架理解他們所處的情勢了，原先的相互尊重此時也被互相將對方視為小人而替代。當我們進入將思想激活為對世界理解的過程分析中時，我們有可能重新建立對中國政治新的理論理解。因為這樣的理論基礎不同于信仰、權力或利益這樣的理論本體。新的理論基于對意義產生過程的分析而產生——或者說，是研究者“回向歷史本身”后開始的理論分析。

如何處理國際社會科學理論知識與中國本土經驗的關系？這是當今中國政治學所亟須回答的問題。“回向歷史本身”的研究路徑為這個問題提供了可能的回答。研究者不斷發現“常識”所無法解釋的歷史現象，這些來自“反常”的困惑，促使他們重新回到國際社會科學的理論傳統中尋找靈感，他們發現了那些曾經被忽視的學術脈絡。他們由此可以重新借鑒這些理論認識，在與中國歷史的比照中，解釋之前無法理解的歷史現象。接下來，他們可以根據新的歷史解釋重新構建理論。新的理論也會為人類所共同關注的政治學問題提供來自中國歷史的解答。因此，“回向歷史本身”是一種不斷自我反思的生生不息的研究方式，它將帶給政治學與歷史學無窮的活力。這種活力正是生發于以理論的智慧看待充滿無限豐富性歷史的學理過程之中。

政志觀察

原標題：《理論評論 | 羅祎楠：回向歷史本身——政治學“歷史轉向”芻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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