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正義？正義是可能的嗎？從亞里士多德到羅爾斯，均對此聚訟不休。9月22日，京都大學教授冨谷至做客華東師范大學，講演《殺人而義——中國古代的正義》，分享了他對中國古代正義觀的最新思考。鑒于“正義”概念源自西方，為順應語境，減少歧義，冨谷至采用英語報告，由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李磊副教授翻譯。

講座現場

“義”該如何翻譯？

冨谷至在閱讀中國古代典籍時發現，“正”和“義”在儒家經典中不是以固定詞組出現的，而“義”作為儒家“五常”仁、義、禮、智、信之一，出現頻率非常高，我們受現代漢語的影響，很可能就會把“義”理解為“正義”。他特別查證了中英辭典，英語中的“justice”既可以翻譯為“正義”，也可以翻譯為“公正”。那么，中國古代“義”的內涵等同于“正義”或“公正”嗎？冨谷至認為答案是否定的。

他首先解讀了自己講演題目中的“殺人而義”。《周禮》記載：“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仇，仇之則死。”《尚書·康誥》也記：“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所謂“殺人而義”，意思是“義”存在于一人對另一人的殺戮行為中，由此衍生出“義戰”這個概念，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義戰”一詞傳到了日本，三省堂《大辭林》解釋是“為正義而發動的戰爭”，漢學名宿理雅各在英譯《孟子》中也把“義戰”理解成正義之戰。冨谷至總結道，在日語和英語翻譯里，都把“義”理解成公正（justice）、公平（fair）或正當（right），那就意味著，以上提到的“義”是指正義之戰，是為了“義”而殺人或進行戰爭的正當性。

西方學者在翻譯中國古代典籍時，常常就是這樣理解“義”的。在《論語》一書中“義”出現的頻率頗高，而且被孔子視為非常重要的倫理和道德品質，西方著名的《論語》譯本出自伯頓·沃森之手，他堅持將《論語》中的這些“義”都翻譯為“正當的”，說明這種對中國古代典籍的解釋已經較為普遍了。冨谷至表示他不認同這種翻譯和解釋。

作為duty的“義”

冨谷至從“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這一句話的分析入手，他認為如果把“見義不為”的“義”也理解為“正義”或“正當”就犯了斷章取義的錯誤，這句話是要和前一句聯系起來理解的。前半句的意思的“不是你當祭的鬼而祭他，這是你存心諂媚”，因為這是浪費時間做一些不需要你做的事，所以“見義不為”指的是某人應該做卻沒去做某件事，至于這件事是不是正確的，孔子并未多言。換言之，行動原因是“應該”而非“正當”。

孔子曾言“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這里的“不義”也是沒有做該做之事的含義，義與不義結合，并非意味著富貴“正當—不正當”或“公平—不公平”，事實上儒家并不否認名利富貴，只是認為人應該先做好自己該做的事，如果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而富貴，在孔子看來這就像浮云一樣。同樣，華茲生把《論語》中的“其使民也義”譯作“他以正當方式招募百姓”，冨谷至認為其實應該譯為“他以合適方式招募百姓”。《爾雅·釋名》：“義，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義”譯成日語則是よるしく或むべなり，意為責任。因此，“殺人而義”不是指殺戮以遵循正義，而是踐行應做之事從而殺人，正當與否，未在考慮當中。

《史記·刺客列傳》記載智伯的家臣豫讓刺殺趙襄子失敗，奇怪的是趙襄子因“彼義人也”放過了刺客，為什么豫讓被認為是“義人”呢？《漢語大詞典》對“義人”解釋是“言行符合正義或道德標準的人”，豫讓為幫智伯報仇是為了正義嗎？冨谷至認為恐怕未必，豫讓替智伯報仇，只是為了履行自己的義務而已，和我們一般理解的“正義”概念無涉。

更進一步，冨谷至發現秦漢時期形成不少“某義”詞語，如忠義、孝義、仁義，他認為這些詞語依次表示“保持忠誠”、“恪守孝道”、“踐行仁德”，在“某義”這個辭例中，通常“某”表示美德，“義”表示履行這種美德的責任。至此，冨谷至給出了自己的看法：“義”的合適英譯應是duty或obligation，不能用現代的正義觀來理解古代的“義”。

中外“正義”觀之歧異

澄清“義”的基本含義后，冨谷至轉向討論“正義”的問題。前已說明，“正義”這個詞在中國古代并不常見。五經中也沒有把“正”和“義”作為固定詞組，他指出“正義”的一個出處是《荀子·正名》中說：“正利而為謂之事，正義而為謂之行。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他引用清人俞越《諸子評議》的解說，“正”是“當”的意思，“正義”、“正利”并稱，應理解為：出于利且不失其正，謂之事業；依照恰當標準去做，謂之德行。另一個例子是《荀子·儒效》：“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為隆，是俗人者也。”難道這是表示不學習的人就缺乏正義感嗎？顯然不是，這句話體現了儒家的義利之辨，正可以呼應孔子的“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不學問，無正義”意思就是：如果不學習，我就不知道自己該踐行何事。可見，“正義”的內涵也與一個人需要履行的義務和責任有關。

冨谷至總結道，日語中“正義”近義詞是“公平（fair）”或“平等（equal）”，英譯為“justice”或“right”，現代漢語情況也類似，用“正義”這個詞可以對應英語中的“justice”。但是在西方語境中，“正義”觀念可追溯到亞里士多德提出的“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意為各得其所，宜得所有。西方思想家們為了“正義”辯論了上千年，焦點就在于如何進行社會分配才是公正的。

冨谷至認為中國情況迥然不同，他指出在中國古代經典中，“正義”兩個字符能否組成固定詞組仍值得懷疑，更常見的詞是忠義、孝義、仁義等，但這些品質都是主觀上的，不能與他人共享，因而中國的“正義”與西方客觀的“分配正義”全然不同，甚至可能與之相對，因為具有個人色彩的“正義”反而會對公正、公平造成挑戰。在古代中國，以“正義”理由履行責任，可能會導致出于正當理由的殺戮與戰爭，但這不代表“正義”的出發點是justice，是客觀的。

講座最后，冨谷至說：“古代中國的正義等于duty，這就是我的結論。”

講座結束后，聽眾們就“正義”觀念的個體性和客觀性提出了很多問題。有的聽眾認為商周時期的“義”也有著群體活動的內涵，為何后來變成個人所有的呢？冨谷至答，這可能是因為隨著西周以來社會和思想的變化，“儀”、“禮”等逐漸承擔“義”的群體功能，于是“義”慢慢演變成“個人責任”的含義。

另一位聽眾則關心“義”在秦漢以降的流變，比如“義軍”一詞，不就有justice的意味嗎？冨谷至表示這種現象確實也存在，古代中國的duty型正義有時能達成justice型正義的效果，但中國式“正義”觀是針對個人行為的而不是客觀集體的，更多具有不能分享的性質，這也是他本人研究中西法制觀念異同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