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身性這個概念揭示了認知與身體的關系。身體在此應該做肉身理解。笛卡爾將“我思”作為“我在”的前提，但“我思”是純粹的心智活動，肉身被排除在認知過程之外。具身性理論認為，認知是肉身與心智之間無休止互動的結果，而反身性將認知視作行為與環境互動的中介因素。所以，攝影其實是個具身的反身性過程。換句話說，在認知、行動和情境的反身性互動中，加入了身體這個因素。

2020年初，在上海街頭拍攝因疫情停業的飯店。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在攝影的歷史上，拍攝者對相機的需求受限于身體的感知模式，但身體的感知模式并非封閉之物，而是在行動者與相機的互動中產生、維系并不斷變化的。僅從構圖這個環節而言，拍攝者透過相機觀察到的被拍攝者，從相對靜止的顛倒影像（與投射在眼底、未經大腦調整的影像一致），被雙透鏡結構或鏡面折射變成可以與被拍攝者同步移動的正像。相機本身也從三腳架支撐、不可移動、拍攝一次需更換底片的結構，變成可隨拍攝者身體移動并能連續拍攝的便攜結構。輕便呼喚新的構圖技術，同時減輕了拍攝者的身體和財務負擔，也減輕了他們的心理負擔，攝影因此嵌入了更廣泛的社會支配結構。

在徠卡相機這類隱匿的觀察和記錄設備、高感光度底片和高速快門發明之前，照片（特別是肖像照片）或多或少是拍攝者和被拍攝者合作的結晶，其中蘊含的戲劇性是從表演中產生的。早期攝影的表演語境是從“畫家-模特/客戶”這一關系模式中繼承下來的（如曼·雷或Richard Avedon的作品），與從“導演-演員”（如Jeff Wall）或更加隱秘的“內部記錄者-表演者”（如Sally Mann、Nan Goldin，以及某種意義上的Diane Arbus）的關系中產生的表演語境不同。我們可以毫不驚奇地發現，這幾種關系模式和表演語境，覆蓋了“作為藝術的攝影”的幾種主要類型。不管是上述哪種關系模式，拍攝者和被拍攝者的合作，會在照片上創造一種獨特的視覺特征，它們不但記錄了被拍攝者被凝視的身體，還將拍攝者的凝視方式和過程也保留在其中。在這類表演-拍攝情境中，相機不是一面透明的玻璃窗，拍攝者也不是隱匿在窗簾后無名的窺視者，而是被凝視者凝視的對象。讀者時刻能意識到拍攝者的在場。

在場的痕跡正是新聞攝影刻意回避的東西。在新聞敘事中，敘事者持全知視角，因此要隱身在敘事之外，唯恐他的在場會提醒讀者，正在閱讀的不是事實，而是個人所見。隱身的訣竅，敘事理論稱之為縫合，類似把分散在舞臺兩側的兩塊布景拼合在一起，作為劇情發生的情境。如果兩塊布景之間存有縫隙，甚至透過縫隙看得到后臺運作過程，觀眾就會出戲，并意識到表演只是按照某種程序對生活的構擬。縫合的目的就是抹去敘事的痕跡，而將觀眾/讀者置于“現實如你所見”的假設中。媒體對照片的運用應該服務于這個假設，而不是揭示其人為和有限的本質。基于這些原因，媒體不歡迎過多展示拍攝者在場痕跡，或過多標記了拍攝過程的照片，甚至將“不干預事態發展”作為新聞專業主義攝影的一塊基石。

這種行業要求沒有、也不用像成文法那樣寫在紙面上，而是一種默會知識，有時會通過對特定風格的表彰表達出來。布列松的風格極受新聞界推崇，正是與此有關。布列松觀察事物的第一步，就是將自己隱藏起來，而為了獲得理想構圖，絕不過于靠近拍攝對象。他首先是隱身藝術的大師（The Dicisive Moment的法文版書名 Images à la sauvette，意即“偷來的圖像”）。布列松懷疑時尚攝影，以及一切必須直面被拍攝者并受到對方凝視的拍攝情境。布列松反感對被拍攝者的身心狀態和環境進行操控。他不認可理查德·埃韋頓，因為后者拍攝肖像時使用白色幕布作為背景，他也不接受戴安·阿勃絲，因為被拍攝者的表演欲望和表演過程，在阿勃斯的照片中一望可知。總的來講，從正面拍攝的肖像都不符合布列松的哲學。早年在歐洲和南美游歷時，布列松拍過類似風格的肖像，被拍攝的是妓女、吉普賽人和印第安人，為數不多，帶著明顯的游客趣味。“二戰”后，布列松為美國時尚雜志拍過一些作家和其他領域的名人肖像，只要可能，他都會避開正面拍攝，至少避開與被拍攝者進行直接或持久的眼神交流。

由科特茲開創和布列松發展的那種觀察和拍攝方式，關鍵之處是要將相機和拍照過程盡可能隱藏起來，不讓被拍攝者意識到自己的身體和行動成了相機獵取的對象。既然被拍攝者知情同意不再是拍攝的前提，唯一可能妨礙攝影師銷售照片的障礙，是肖像權作為一種民事權利的剛性和排他性。在大多數國家，攝影師在公共場所拍照不需要經過被拍攝者同意，而照片在使用過程中的法律和倫理問題，基本上是交給大眾媒體一攬子加以處理的。大眾媒體致力于在言論自由的框架下，推銷媒體有權對社會進行不間斷監視的敘事，以獲得對被拍攝者肖像權和其他次生權益的豁免。正是在這種法律豁免下，攝影師和媒體可以不經被拍攝者許可，將照片用于展示、銷售或研究。

在法國，藝術再現的優先性可能被理解成一種文化傳統，但在美國，這些法律豁免是通過一系列司法訴訟正式確認下來的。換句話說，媒體監控社會的權力已經有悠久的傳統，但最近，像衛星地圖、谷歌街景和網絡直播，事實上都獲得了對社會進行不間斷監視的權力，并且——當然——也試圖用一種新的敘事，將這種權力轉變成制度或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