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加快培養造就本市哲學社會科學領域青年拔尖人才，在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的指導下，上海東方青年學社從2010年起組織開展“上海社科新人”評選活動，有力助推了一批青年才俊加速成長，逐漸形成了涵蓋哲學社會科學各學科領域、具有上海特色的青年學人共同體，對于加強社科理論隊伍建設和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發揮了積極作用。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的“上海社科新人訪談錄”專題，邀請2020-2021年度當選“上海社科新人”的14位青年學者進行專訪。本期邀請復旦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副系主任衛田接受訪談，她的研究方向和領域為跨國并購、數字全球化和社會創業。

衛田，復旦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副系主任、上海市改革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理事。長期從事企業多元化戰略研究，以第一和通訊作者在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等ABS四星和三星，以及《管理世界》等國內外頂級期刊發表論文多篇，出版英文學術專著1部，教材1部。目前擔任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的Deputy Editor，Asian Case Research Journal的Associate Editor和《外國經濟與管理》領域主編等職務。學術思想被David J.Teece（動態能力理論提出者）、Peter J. Buckley（跨國公司理論提出者）等學界泰斗多次引用。學術成果受到政府和跨國公司高度評價，并被福布斯等多家國內外知名媒體報道。近5年，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2項，完成青年項目1項（評估為“優”），上海市項目2項。入選上海市“曙光計劃”（2021年）、“浦江人才計劃”（2013年）和復旦大學仲英青年學者（2020年）、“卓學計劃”（2015年）。

澎湃新聞：能不能介紹一下您的主要研究方向和內容？

衛田：我目前的研究方向是數字全球化和社會創業。數字全球化主要關注中國企業如何運用數字技術，有效整合全球合作者資源，以較低的成本，靈活地跨越國界，迅速實現全球擴張并對外傳播中國文化的過程和底層邏輯。社會創業主要關注鄉村振興中農村返鄉創業者和縣域社會企業，面對農村不完善的市場機制，如何搭建有效的商業模式并實現價值共創的過程和機制。

澎湃新聞：能向我們介紹一下您的學術經歷嗎？您認為自己在學術上取得進步的主要經驗和體會是什么？

衛田：相較于大多數學者，我的學術經歷比較曲折。選擇在劍橋大學讀博士是因為那里離倫敦很近，能夠比較容易實現我成為一名投資銀行家的理想。因此，在讀博士期間，我將主要精力放在與企業的互動和了解財經信息上。與此同時，我的導師是院長，主要精力不在學術上，對我采用放養的政策。于是，我在那個時期的學術修煉很不扎實。有意思地是，博士論文寫完后，我認為自己發現了非常重要的研究結論，對理論和實踐都有很大貢獻，應該把這些結論發表出來。我于是告訴導師，不去投行了，要去高校工作，這樣就有時間發表博士論文的重要結論。當時，我的導師很驚訝，認為這是一個沖動的決定，畢竟沒有認真錘煉過學術，將來的學術生涯很可能沒開始就結束了。他讓我再想一個月看看，是否還堅持這個想法。一個月后，我告訴他，我還是決定去高校。他勉強同意了，但給我提出了要求，必須去頂尖高校就職，否則他不寫推薦信（估計當時他想讓我知難而退）。

非常幸運地是，我來到了復旦大學（他圈出的中國四所可以求職的高校之一）。復旦管院的合同要求非常高，因此，我一入職就擔心后面的非升即走。學術是沒有捷徑的。于是，我買了很多書，每天工作12個小時以上，節假日也不休息，用了1年的時間，把博士期間在學術上的欠賬補回來，同時也發表了第一篇小論文。在隨后6年的時間里，我幾乎一直保持這樣的工作節奏，實現了從學術小白到學術新人的轉變。3萬小時定律在學術領域也是適用的。

在學術中，我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定性研究方法，在管理學領域比較小眾，但卻在構建理論方面有專長。為了讓更多的學者了解并掌握這種研究方法，更好地提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管理學理論，我在發表了第一篇小論文后，就在國內各大高校做相關學術講座并系統授課。在這個過程中，我不僅對定性研究方法的本質理解地更加深刻，也更好地融入了國內的學術圈。與此同時，我也積極地在國際平臺上參加頂級會議或者成為相關委員會的委員。這些都為后來的學術交流和影響力奠定了基礎，讓我能夠在國際視野下，做有價值的中國管理學研究。

從上述學術經歷不難看出，我的主要的經驗和體會如下：

（1）學術是有她的魅力的。即便當初我從未考慮過從事學術研究，也并未認真求學，但在做完博士論文后，我也深深地被她吸引；

（2）學術是要玩命的。學術沒有捷徑可以走。3萬小時定律是顛覆不破的真理。如果決定要做學術，就要扎扎實實地從頭開始，容不得半點馬虎和懈怠；

（3）學術是需要凝聚一切可以凝聚的力量的。學術并不是單打獨斗或者閉門造車，尤其針對社會科學。我們需要與不同的人去交流思想，需要走出去觀察社會。我們優秀地學術成果就來自于交流中思想火花的迸發以及觀察中看到的本質。

澎湃新聞：在您的學術生涯中，遇到過哪些困難？您覺得對于青年學者來說，哪些方面的幫助是很重要的？在您的學術成長道路上，哪些人、哪些經歷對您有重要影響和幫助？

衛田：最大的困難就是在剛工作時，由于博士期間主要精力不在學術上，面臨需要短期內有成果產出的壓力。記得工作第一年，在打印一封拒信準備仔細研究時，一個朋友剛好在我的辦公室聊天，她說：“你表情不太好。怎么了？”我說：“又有一篇論文被拒了。”她說，“那有什么？這不是常態嗎？”我當時沒有控制好自己，喊了一聲，“我不覺得！”然后就哭了。當時的壓力真的很大，擔心自己發不出論文，完成不了合同，最后掃地走人。

現在回想起來，那個時候最重要的幫助來自于學界的前輩。我是一個執拗的人。在我們領域，很多青年學者的起步都是去幫資深學者處理數據，整理文獻，做他們的研究，這樣發頂級期刊論文也并非難事。但是，我沒有選擇這條常見的道路去生存。我認為，做學術的初衷是為了發表自己的研究結論。如果為了保住合同，無法百分百把精力放在自己的研究上甚至放棄了自己的研究，那就背離了學術的初心。

于是，在剛入職的時候，我把所有的壓力都扛了下來，告訴自己這是一個沒有退路的懸崖，必須背水一戰。可能我的堅持和倔強感染了一位學界的前輩。他是我的博士論文的答辯老師之一。他在答辯時就很認可我的學術思想，也理解我希望自己的聲音被聽見，而不想成為他人附庸的理念。所以，他一直支持我的學術工作，成為我的很多論文的co-author。在論文發表的過程中，他總是給我最小的幫助，讓我獨立完成所有工作。他知道，這才是我需要的。記得有次參加了一個學術研討會后，我被其中一個演講者深邃的思想折服，覺得那是一個我無法企及得高度。因為自卑，我偷偷離開了會場。在中場休息時，他沒看到我，覺得奇怪，后來到辦公室找到我，問為什么。我說，“我覺得我這輩子可能都不會有她那樣的思想。我可能不適合做學者。”他很耐心地說：“可是你知道嗎？她像你這么年輕的時候，做的不如你好。”現在想想，這應該是句善意的謊言，但是當時給了我莫大的鼓舞。前兩年，他可能覺得他已經不能給我在學術上任何幫助了，就把我介紹給了我們領域的一個學會院士。那位院士和他一樣，也是無條件相信我的能力，并教我如何打造自己的學術領地和學術圈。我覺得自己很幸運，能夠在大師的鼓勵和引導下堅守初心，很幸福。

此外，我想，復旦大學管理學院也給了我克服困難的自由度。在工作的前些年，我有大量的自主時間。除了上課，就是科研，暑期還可以在國外交流一段時間。在工作前兩年，我把課都壓縮在了一個學期，這樣就有8個月的時間全部投入科研。這些大量的連續時間，對靜心學術很有幫助。

澎湃新聞：作為一名青年學者，您覺得當下的學術氛圍是如何促進您個人的研究的？

衛田：當下的學術氛圍有幾個關鍵詞：面向世界、扎根中國，和全面支持。

面向世界是指管理學研究現在并不滿足于中國學者的自說自話，而是提倡在國際舞臺貢獻中國力量，希望能夠提出基于中國實踐的管理學理論。

扎根中國是指中國的管理學者需要針對中國的企業現象和問題進行研究，提出相應的管理學理論，而不是為了發論文而去做基于國外企業現象和問題的研究。管理學研究要為中國的企業實踐做出貢獻。

全面支持是指無論是國家、社會還是學校、學院，都在資金、資源方面給予管理學者充分的支持。學術研究需要科研經費和相關社會資源的支持。如果這些支持不到位，學者很難把研究堅持下去。

在這三個關鍵詞的引領下，我的學術研究的方向近年來轉為對中國企業現象和問題的挖掘和探索。無論是數字全球化還是社會創業，都是針對中國現在涌現出的對社會發展有巨大推進作用的企業實踐的研究。在研究過程中，我積極參與國際和國內的頂級會議，并與國內外知名學者合作，希望讓世界看到中國的管理學聲音。任何一項研究，只要我認為有價值，我都會去做。這樣的底氣就是來自各方給予的科研經費支持，以及學院所帶來的豐富的企業資源。在資金和資源齊備的前提下，我只需要安心學術。我想，這些就是當下學術氛圍促進個人研究的最重要的三個方面。

澎湃新聞：本市面向青年學者有不少相關的扶持政策，這些政策對您的學術研究工作起到了哪些幫助？

衛田：這些相關扶持政策，我所知道的主要是對于新入職青年學者的一次性經濟補貼和科研項目的資助。我入職比較早，所以沒有趕上上海市的一次性經濟補貼，這兩年入職的青年教師在這方面比我幸福。科研項目方面，對我的幫助除了資金支持，還有很重要的就是讓自己的研究對社會的發展有所幫助。一般而言，市里的科研項目具有一定的導向性，很多都聚焦在市里認為需要發展或者尚待探索的領域。申請并完成這樣的科研項目，能夠讓自身的科學研究更為切實地為當地的發展做出貢獻。

澎湃新聞：您認為您所開展的哪些課題研究及取得的成果對當選“上海社科新人”有所助益？

衛田：回顧當時的申請和答辯。我認為兩項課題研究對當選“上海社科新人”幫助最大。第一項是跨國并購后整合研究。上海目前正在打造社會主義現代化大都市，跨國并購是越來越多的的中國企業進軍國際市場，迅速做大做強的重要戰略。但是跨國并購收購與聯盟本質上是一個多方參與的、不確定的、多變的復雜過程。近70%的企業無法通過收購與聯盟創造預期價值。這項研究最后提出的跨國并購后整合的價值創造機制對中國企業，尤其是上海的優秀企業站在國際舞臺的進一步發展具有現實意義。

第二項是中國農村社會創業研究，重點探索農村社會創業家如何與金字塔底層個體搭建合作關系，實現社會與經濟價值共創的過程與機制。中國農村的獨特的情境和復雜性，為研究既帶來了趣味性，也帶來了挑戰性。我運用扎根理論的方法，自2016年起，持續追蹤京東、蘇寧等多個農村電商聯盟，實地調研四川省的3縣、8鎮、4鄉、1村，重慶市的1縣、8區、8鎮。累計訪談102人，形成文稿近200萬字，收集二手資料180萬字。最后的研究成果給社會創業理論和農村減貧實踐都產生了貢獻。在答辯時，評審專家對我這項研究付出的艱辛努力非常認可。

澎湃新聞：獲得“上海社科新人”稱號之后，您覺得對于您當前的課題研究會有哪些助益？對您未來學術生涯的展開有哪些助益？

衛田：第一，學術自信：“上海社科新人”對青年學者而言，是一項很高的榮譽。平均每年獲得該稱號的青年學者不足10人。學校和社會各界對此的關注度非常高。這次榮譽讓我第一次登上了復旦大學的公眾號，相關學術簡況也得以在校刊報道。各方面的積極關注和認可極大地增強了我的學術自信。平心而論，相較于同行，我的高質量學術論文數量并不是很多，因此在各種評優評獎中具有一定的劣勢。我也曾經懷疑過自己，到底要堅守初心，獨立自主做有意義的研究？還是與學者廣為合作，“拼盤式”地發出更多高質量論文，卻因此喪失自己的學術特色？曾經有很多前輩和朋友都勸我，不要那么軸，給別人打打工，多出論文也不是壞事。我想了很久，最終還是選擇堅守初心，看淡學界的人才帽子、評獎評優：“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哪怕這輩子都遠離榮譽，我也想讓自己的學術思想被人看到。這次獲獎，是我沒有想到的事情。我很感動，評獎專家愿意看到我的學術思想和研究價值。這次獲獎，讓我會更加堅定地去守住初心，回歸學術本質。

第二，跨學科交融：我一直從事管理學研究，平時的學界交流即便跨到了其他學科，也還是在大的管理學范疇下，很少能夠有機會和其他大學科的學者交流。這批上海社科新人共14人，每個人都來自一個大學科。通過閱讀他們的介紹和訪談，我能夠看到更廣闊的社科世界。未來也會有一些交流活動，加深我們之間的溝通。我想，這是上海社科新人給我帶來的更廣闊的交流平臺，促進跨學科交融，能夠迸發出更多的思想火花。

澎湃新聞：您所開展的學術研究，對加快上海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發揮了哪些作用？

衛田：我的學術研究在管理學，重點聚焦在國際商務領域。如前所述，上海目前正在打造社會主義現代化大都市，勢必要融入世界經濟體。那么，在此過程中，中國企業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都非常值得探索。在這個領域中，我的兩個主要研究項目：跨國并購，以及數字全球化，非常契合現在上海的發展需要，由此產生的研究結論和理論貢獻，對上海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也是重要的補充。

澎湃新聞：您如何看待哲學社會科學領域整體的學術研究水平與城市軟實力之間的關系？

衛田：城市軟實力是城市社會經濟和諧、健康和可持續發展的有力支持。因此，城市軟實力是經濟發展、文化水平、人文環境、人民素養和體制建設等多方面綜合實力的體現。哲學社會科學所聚焦的是人類社會的底層邏輯和運轉規律。這些底層邏輯和運轉規律是城市發展的根本。因此，哲學社會科學所探索的人類社會的底層邏輯和運轉規律決定了城市這棵大樹的根是否扎得深，主干是否粗壯。只有根基牢靠，主干結實，這棵大樹才能成長為枝繁葉茂的參天大樹。這樣的大樹就是我們看到的城市軟實力。

澎湃新聞：您覺得，您所在的學術研究領域水平提升，將會如何助益上海城市軟實力的提升？

衛田：我目前的學術研究主要聚焦在國際商務領域。具體而言，集中在跨國并購以及數字全球化。這兩方面的研究對上海城市軟實力的提升都有重要的影響。一方面，上海目前正在打造社會主義現代化大都市，跨國并購是越來越多的的中國企業進軍國際市場，迅速做大做強的重要戰略。但是，近70%的企業無法通過收購與聯盟創造預期價值。曾經我的研究集中在跨國并購后整合的一般規律，尚未對中國企業的跨國并購后整合的價值創造機制進行情境化探索。未來將在該領域探索，期待研究結論對中國企業尤其是上海的中國企業的跨國并購產生積極的影響，為上海提升國際形象做出貢獻。

另一方面，在“十四五”規劃中，上海將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科創”成為上海的核心。數字全球化是指企業借助數字技術，以較低的成本，靈活地跨越國界，有效整合全球資源，打造全球化平臺與生態，迅速實現全球擴張。上海有很多這樣的科創企業。例如：Zilliz，商湯科技等。這些企業在全球化過程中面臨的挑戰和價值創造機制無疑對上海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至關重要。對這些企業數字全球化的探索能夠助力上海樹立科創城市的形象，以嶄新的面貌被世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