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古代中國聯系最密切的國家之一，然而受限于古代的出行條件，隋唐以前，人們對日本人的認識充滿奇幻色彩，史書上對他們的描寫近乎《山海經》一類的志怪小說。《三國志?東夷傳》載：“女王國東渡海千余里，復有國，皆倭種。又有侏儒國在其南，人長三四尺，去女王國四千余里。又有裸國、黑齒國復在其東南。”其后的《后漢書》也載：“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日本在“白江口之戰”敗于唐朝后，開始心悅誠服，頻繁派遣遣唐使學習中國文化和中國制度，兩國這才進入真正相互了解的時代。

唐人眼里的日本：日本為大與君子之風

唐代是中日文化交流具有代表性、也最密切的時期。唐人認識日本人是從遣唐使開始的。而隨遣唐使被派遣往唐朝的，一般是留學生或僧人，學習的事物以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為主。過去日本與朝鮮半島友好之時，會在朝鮮半島北岸登陸，然后經陸路進入唐朝。7世紀中葉，新羅統一半島大部分地區，由于新羅與日本交惡，只得改為由海路直接前往中國。《新唐書?東夷?日本》載：“新羅梗海道，更繇明、越州朝貢。”從此，距離最近的唐朝港口城市明州便成了遣唐使登陸及離港的重要口岸。

許多詩人也與遣唐使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留下了許多贈送遣唐使的詩篇。這些作品對于了解當時日本人的形象，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最有名的遣唐使當數奈良時代遣唐使留學生阿倍仲麻呂，又名阿部仲滿，漢名晁衡（又作朝衡），字巨卿。《舊唐書》記載：“朝臣仲滿，慕中國之風，因留不去，改姓名為朝衡。”他在開元年間參加科舉考試，高中進士，留唐任多項要職，最后官至光祿大夫、御史中丞，爵至北海郡開國公。當時知名的詩人李白和王維都是他的好友。

天寶十二年（753年），晁衡因思念故國，乘船回日本。王維寫了篇名詩《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送給他，序中這樣評價日本：“海東日本為大，服圣人之訓，有君子之風，正朔本乎夏時，衣裳同乎漢制…………我無爾詐，爾無我虞。”這是王維的“日本觀”，也代表了唐人的“日本觀”。圣人之訓、君子之風、漢制衣裳等形象其實是日本人學習和模仿唐人的產物，唐代文學中的日本國和日本人形象，一定程度上算是唐人自我形象的復制或投射。

相傳晁衡隨船回國之時，唐朝友人在明州海邊為其餞行。當時明月東升，催人離情，他望月感慨，作《在唐望月而詠》（又名《明州望月》詩）贈友。這首和歌收錄于《古今和歌集》（后簡稱《古今集》），盛傳至今。

后來，晁衡在途中遭遇風暴。李白以為好友在海難中遭逢不測，次年于悲痛中揮下七言絕句《哭晁卿衡》，抒發思念之情。不過晁衡的運氣不錯，船只是隨風漂流到了嶺南道驩州（唐屬地，今屬越南），又被當地的盜賊襲擊，死了一百七十多人，但他與藤原清河居然奇跡般地生還。755年，他與十多名幸存者歷盡千辛萬苦，又回到了長安城。

宋人眼里的日本：神佛之國與為佛獻身

宋朝時期，官方往來雖然不如唐朝，但是民間往來和佛教傳播卻比隋唐時期更加頻繁。日本僧侶曾多次覲見宋朝皇帝，某種程度上起到了使節的作用，他們介紹日本的民俗風物，同時接受皇帝的賞賜與封號。太宗時，日本僧人奝然來華，受到了比遣唐使更高的禮遇。《宋史》云：“太宗召見奝然，存撫之甚，厚賜紫衣。”此外，他還被賜予宋版《大藏經》及“法濟大師”號。寂照獲宋真宗召見，并獲賜紫衣及“圓通大師”號。成尋獲宋神宗召見，并獲賜紫衣、絹帛及“慈悲大師”稱號等。

宋人對日本人的形象往往從日本僧侶獲得。宋代文學作品中多刻畫日本人一心修佛、為佛獻身的精神。宋代羅大經所著的《鶴林玉露》就贊揚了日本僧人安覺刻苦修佛的精神，安覺居留中國十年，為了記誦佛經，竟不舍晝夜，使作者“其視此僧，怠有愧色。”

明州人樓鑰在《天童山千佛閣記》里，記載了日本禪宗初祖千光榮西的故事，“先是日本國僧千光法師榮西者，奮發愿心欲往西域，求教外別傳之宗，若有告以天臺萬年為可依者。航海而來，以師為歸，及遷天童西亦隨至居。”文治三年（1187年），榮西入宋后，先往天臺山萬年寺，師從臨濟宗黃龍派第八代虛庵懷敝禪師問道參禪。淳熙十六年（1189年）懷敝住持天童寺，榮西隨侍左右。榮西在天童寺時，千佛閣建成年久，主持懷敞欲重修，但缺木料金錢，榮西知道后對懷敞說：“思報攝受之恩，糜軀所不憚，況下者乎？”因此慷慨援助，言歸國后將致良材以為助。榮西回國后，經過籌集，果然派人渡海運來巨木。此事刻畫了一個誠于佛教、一諾千金的日僧形象。這一事跡也作為美談被載于當地地方志中，在《天童寺志》卷二所載樓鑰撰《千佛閣記》中還說：“百圍之木凡若干，挾大舶泛鯨波而至。”

宋朝時期，寧波一帶多數的佛教寺院都與日本進行過交流，歷史上多位日本僧人都渡海學習，將當時最新的佛教知識與文物帶回國內，奠定了日本發展佛教的基礎。宋人筆下的日本, 因此儼然一幅神佛之國的圖景，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仙釋僧道舊本僧》寫道：“國中專奉神道,多祠廟，伊州有大神,或托三、五歲童子，降言禍福事,山州有賀茂明沖，亦然。”

日本奈良國立博物館2009年7月18日至8月30日期間舉辦了“圣地寧波——日本佛教1300年之源流”展，并出版同名書籍。

日本僧侶除了向宋朝學習佛教文化，還把中國的建筑復制到了故土。1223年，日本曹洞宗祖師永平道元到中國，曾到天童寺拜謁住持如凈。隨侍3年，師資相契，受曹洞宗禪法、法衣以及《寶鏡三昧》《五位顯法》等回國。1243年，永平道元在越前（今日本福井縣）開創永平寺，寺廟建筑布局幾乎完全沿襲天童寺，世人號稱“小天童”。

民間貿易往來也較唐時更頻繁，宋人還開始認識日本的物品器具，如歐陽修的《日本刀歌》、蘇軾的《鰒魚行》、蘇轍的《楊主簿日本扇》、梅堯臣的《錢君倚學士日本刀》等詩文中都 出現了日本方物，這是唐代不曾有過的。

元明人眼里的日本：蕞爾日本與狼子野心

元日戰爭時，日本開始攻擊元朝屬國高麗（元朝時期，高麗處于半獨立狀態，它也是元朝的征東行省）。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在華日本商人不堪慶元（寧波）統治者的侵漁行為，用攜帶的貿易品硫磺焚燒城內建筑泄憤。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分司、慶元路總管府等官衙遭焚，民舍幾盡，天寧寺等寺院道觀被毀。元軍雖一路追擊，居然以“不能敵”狼狽收場。當年史載“城郭，抄略居民”。這是日本人侵害中國本土最早的記載。此事給予元廷極大的震動，數次在朝上談論此事。次年七月，樞密院言：“去年日本商船焚掠慶元，官軍不能敵。”四年十月，樞密院又議：“慶元與日本相接，且為倭商焚毀。”

此時，丑化的日本形象也隨之出現，如“蕞爾日本”，“蕞爾日本”即“小日本”，“小日本”的說法即在此時形成。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樸《木蘭花慢.題闕》詞中還出現了“蕞爾倭奴”的描述：“蕞爾倭奴，抗衡上國，挑禍中原。”

到了明朝中葉，朝廷腐敗，海防松弛，東南沿海倭患更加嚴重，因而出版了許多介紹日本的書籍。浙江是受倭寇之害最嚴重的地區，而當時定海（今鎮海）境內的島嶼等地更是被倭寇占為巢穴，成為騷擾東南沿海的基地。明代民間最早以防倭抗倭為目的的著作便是定海縣城（亦是定海衛城，今鎮海城區）人薛俊的《日本考略》。該書于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初刊，出版的當年就出現了因日本貢使爭真偽的火并案——即明朝最嚴重的外交事件之一的“爭貢之役”（又稱寧波之亂、 宗設之亂）。

在此事件對薛俊有很大的影響，他更感到防備倭寇的必要，在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將《日本考略》再版。《日本考略》全書共17篇(略)。薛俊在《寇邊略》中寫道：“狼子野心，剽掠其本性也。”在《沿革略》中又說：“又其性多狙詐狠貪，往往窺伺得間則肆為寇掠，故邊海復以倭寇目之，苦其來而防之密也。”他對日本人的認識已經沒有了唐宋書籍中的仁慈形象，取而代之的則是“狼子野心，剽掠其本性也。”《評議略》還收錄了一篇《楊文懿公與張主客論倭奴貢獻書》，來痛斥倭寇慘無人道的行為：“捕得孕婦，則計其孕之男女，剔視以賭酒，荒淫穢惡，至有不可言者。吾民之少壯與其粟帛席卷而歸巢穴，城野蕭條，過者殞涕于是。”他還寫道：“因肆奸譎，特拏舟載其方物戎器，出沒海道而窺伺我，得間則張其戎器而肆侵夷，不得間則陳其方物而稱朝貢。侵夷則卷民財，朝貢則瞻國賜，間有得不得，而利無不得，其計之狡如是。” 可見薛俊把日本人的形象完全等同于倭寇的言行，他眼中的日本人形象已經變得極其丑惡，不僅殘忍、兇悍，而且狡詐、貪婪。

倭寇只是日本人中的一部分，不能代表所有的日本人，稍后成書的《籌海圖編》的作者鄭若曾對此問題則有較客觀的認識，“日本之民有貧有富，如攝摩、伊勢、偌左、博多，其人以商為業，其地方街巷風景宛若中華……無一人為盜。又如宮島，人不嗜殺，人有不平事，但請神廟罰錢……富而淑者，或登貢舶，或登商舶而來。凡在寇舶，皆貧者為惡者也。”

明朝時期，國人對日本人形象的認識最終也沒有形成一言堂，文學作品中也不乏尚有仁德的日本僧人形象，如王行的《思緩堂》、王恭的《贈倭僧》；文人也喜好與日僧結交。有“畫圣”之稱的日僧雪舟等楊來到中國后，不但能與豐坊、金湜等書畫家成為至交，而且還受到過明憲宗的褒揚。

寧波籍旅日教師、研究員施凱盛老師，寧波市海曙區任天易同學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張志彪：《中國古代文學中的日本人形象》，《貴州社會科學》，2014年2月

李晨楠：《日商焚掠慶元事件考略》，《黑龍江史志》2014年第19 期

方言：《唐宋文學作品中的日本僧侶形象》，《名作欣賞》2016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