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燕然山銘》漫筆之三《〈燕然山銘〉的真面目》這篇文稿中，依據目前有限的條件，盡最大努力，對這篇銘文，做了初步的復原。我談到，通過這一工作，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班固原稿寫定本的形態。

或以為班氏既與操刀鋟石者同在燕然山旁，那么，就很有可能是由他直接動筆，寫在石上，亦即“書丹”于崖壁，再由刻工依樣雕鑿。如此一來，今天我們看到的摩崖石刻，就成了班固的手跡，就成了最最可靠的親筆“寫本”。

史料價值的大小姑且不論，僅僅就古物的藝術品價值而言，這就像后世鐫刻名人“法書”于碑版一樣，若是通過這一刻石使我們得以目睹大史學家班固留下的字跡，當然引人矚目。

竊以為這樣的說法，只是一種很浮泛的說辭。由于班固這篇《燕然山銘》就寫在竇憲軍中，當時當地，當然也就可以由他本人直接移寫上石，這是顯而易見的，誰都想得到，無須專家者流來做專門的表述。然而，我們若是稍加思索，就會發現，這種直觀的生理感覺并不具有太大意義，也不一定符合實際情況，而且還有些過于想當然了。在學術研究領域，想當然的說法，不管是對是錯，其實都不具備學術的價值。學術研究，需要的是切實的論證，而不是空泛的議論。

稍有一點兒文化的人都知道，唐代以后，在刊刻碑石時，會比較普遍地延請書法名家上手。若是按照這一情況來逆推的話，當年竇憲指使人刻制《燕然山銘》時，班固似乎應該是書字上石的合適人選。

按照唐人張懷瓘在《書斷》一書中的說法，班固除了以辭章著述知名于世外，在書法方面，確實也還頗有造詣。不過班固所擅長的，并不是《燕然山銘》刻石上鐫刻的普通漢隸，而是以大篆、小篆而被張氏列入神品、妙品、能品三等級書法名家中最下一等的“能品”，并具體描述說，班固“工篆，李斯、曹喜之法，悉能究之”，終“以大、小篆入能”（《書斷》卷下）。

當然，這種篆書藝術水平，是作為名世長技而載入書法史冊的。班固生活在東漢時期，絕不可能提起筆來就寫大篆、小篆而不會寫一個當時通行的隸體字。

在《漢書·藝文志》里，班固對古今字書頗有一番論述，有意思的是，竟然把自己也寫到了里面（《漢書》不像《史記》那樣是貫穿古今的“通史”，它是一部“斷代史”，只寫西漢一朝，不寫身處的東漢）：

《倉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頗異，所謂秦篆者也。

是時始造隸書矣，起于官獄多事，茍趨省易，施之于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倉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倉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于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又易《倉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群書所載略備矣。

文中寫到的“臣”，就是班固本人的自稱。蓋班固最終纂就《漢書》，乃明帝永平時受詔所為，章帝建初年間進呈御覽（《后漢書·班固傳》），故自謂曰“臣”。

從《漢書·藝文志》的上下文義來看，秦丞相李斯的《倉頡》等字書，應是篆體，而至漢代，應是采用了秦時開始興起的隸書，不過《漢書》沒有直接的表述而已。后來唐人張懷瓘曾指明對漢代的這類字學書籍“皆用隸字書之”（《書斷》卷上），今所見出土漢簡中的《倉頡》，皆屬隸書寫本，可以實際證明這一點。

盡管像《倉頡》這些字書重在字形結構，而不是書法藝術，但當然也需要盡可能寫出精當美觀的標準字體。在另一方面，班固既精于篆書而又對隸書的字形結構有系統的研究，自然不會寫不好當時廣泛通行的這種隸書。簡單地說，班固充分具備了寫字上石的書法技藝。

可是具備這方面的能力，并不等于他就一定會這么做。研究歷史問題，不能簡單地以今律古。對此，還是要做具體的考察。我們需要看看，在漢代，通常是由哪些人來干這樣的勾當。

漢代不管是摩崖刻字，還是造碑銘文，其書寫文字上石者，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并不注記姓甚名誰。蓋如近人柯昌泗所云：“古者士大夫視書丹為勞役，傳記韋誕、王獻之事，及《顏氏家訓》所言，不似后代名家汲汲以此為事也。漢《樊敏碑》為石工劉盛息懆書，新出《顏文羽畫象》，即題曰使石工書，此類恐尚不少。”（柯昌泗《語石異同評》卷六）

柯氏舉述的這些士大夫恥于為人寫榜書碑的事例，其中如曹魏韋誕事，乃云其不得不被高高吊在凳子上為朝廷新成大殿題榜，以致“須鬢盡白，裁余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晉書·王獻之傳》）；《顏氏家訓》的相關論述則為：“王襃地胄清華，才學優敏，后雖入關，亦被禮遇。猶以書工，崎嶇碑碣之閑，辛苦筆硯之役。嘗悔恨曰：‘假使吾不知書，可不至今日邪？’”（顏之推《顏氏家訓·雜藝》）單純就書碑上石而言，從更深一層講，這種屈辱感，應是源自書碑上石本是一項很卑賤的職事，因而被人吆喝著去做，心里自然很不舒服。

漢碑中雖偶而見有鐫刻書字者姓名的，例如《武斑碑》題署的“紀伯允書此碑”，由于其上下文在宋代即頗有泐損，具體情況已不甚清楚（洪適《隸釋》卷六《敦煌長史武斑碑》）。不過《衡方碑》篇末鐫有“門生平原樂陵朱登字仲”字樣（洪適《隸釋》卷八《衛尉衡方碑》），柯昌泗以為亦書碑者題名，并評述其性質云：“是以門生表敬，非為書名也。”（柯昌泗《語石異同評》卷六）類似的情況，其署名更為清晰者，則有葉昌熾考證清楚的《郙閣頌》書手，乃鐫作“故吏下辨仇紼字子長書”（葉昌熾《語石》卷六）。所謂門生、故吏，時人一向相提并論，性質等爾。若是依此類推，諸如“紀伯允”者，恐怕同屬門生故吏者流，同樣出于表其風義的緣故。

即使是這些表現禮敬風義的門生故吏，社會地位也都比較低。桓帝延熹八年京兆尹袁逢、孫璆主持刊刻的《西岳華山廟碑》，末鐫“京兆尹勅監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遣書佐新豐郭香察書，刻者……”云云，所謂郭香“察書”，亦即督察上石的文字書寫得是否準確得當（洪適《隸釋》卷二袁逢《西岳華山廟碑》，又同人《隸續》卷五《碑圖》上）。按照常理推測，碑石書手的地位，自然要比這位郭香的郡衙“書佐”還要更低一些。

那么，漢代這些書寫碑文上石的人，在一般情況下，其社會地位又會低下到什么程度呢？這通過《樊敏碑》可以大致窺知一二。《樊敏碑》末題：“建安十年三月上旬造。石工劉盛息懆書。”所謂“劉盛息懆”，洪適以為乃“劉刻其石而厥子落筆也”（洪適《隸釋》卷一一《巴郡太守樊敏碑》，又同人《隸續》卷五《碑圖》上）。其時已至東漢末年，而石工老爹劉盛刻字，兒子劉懆先行錄文上石，兒子的地位自然不會比他爹更高，同樣是低賤的匠人而已。我想，有漢一代碑刻的書手，大多應該都是這樣。至于后世好事者所說蔡邕、鐘繇書寫的各種碑石，洪適早就做過清楚的辨析，以為“凡不出于本碑者皆不足信也”（洪適《隸續》卷五《碑圖》上）。

在這一背景下，我們再來看《燕然山銘》的書手問題。

首先，就算是班孟堅的鐵桿兒“幡司”（fans），也不大可能尊奉他為鋟石成文的祖師爺。因為古代士大夫殊少有人會去做這種下等小民賴以為生的手藝，班固沒有操弄刻刀的才藝，這篇銘文也就不大可能是班固雕鑿出來的東西。既然如此，也就意味著軍中另有刻石的工匠。

班固本是文人，腰懸刀筆出征，隨時聽命，為竇憲撰著這篇銘文的文稿，似乎是很自然、也很正常的事情，但刻石的匠人身攜雕鑿崖壁的工具走上鋒鏑紛飛的戰場，就很有些不同尋常了——這意味著一種刻意的安排。

考慮到竇憲此番出征本來是出于邀功贖死的卑劣盤算，而北匈奴當時業已衰弱不堪一擊，大獲全勝是意料之中的事情（關于竇憲此番北征的緣由和意義，我將另文闡述），那么，竇氏為了夸耀自己的戰功而預先做好刻石銘文的準備，既特地征召去官家居的大文人班固隨之出征，以幫助自己撰著文稿，同時也預備好每一道刻石工序所需要的匠人，包括書寫銘文上石的工匠和動刀刻石的工匠，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

基于這樣的認識，我想有理由推斷，竇憲的軍中，也帶有移寫文稿上石的匠人，專門從事同劉盛老爹的兒子劉懆一樣的勞役。

從班固一方的情形來看，他的家族，是西漢以來的官宦世家，同時子繼父學，也可以說是詩書傳家，頗以“二世才術”自負。從少年時起，班固就“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后以文辭，深蒙寵幸。在這次隨從車騎將軍竇憲出征之前，仕職玄武司馬，秩比千石，已晉至相當的位階。至此番從軍北伐，乃被竇憲擢任“中護軍”之職，更秩尊二千石，屬于地地道道的“高干”，大概這也是竇憲軍中地位最高的幕僚了（《后漢書·班固傳》。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志》下劉昭注引《東觀書》，即《東觀漢紀》）。

以這樣高的地位，班固又如何放得下身段去親行匠人之事？怎么看，他也沒有一定要去執此賤役的道理。再看看刊刻《燕然山銘》的石壁，也挺老高的，班固這時也五十大幾，快奔六十的人了，爬到半空中的架子上去揮毫作墨，要冒一定風險，這就更不大有可能讓他去移寫銘文了。再說，從現在獲取的原石拓片上，我也看不出其字跡在書法藝術上有什么特別的高妙之處，足以讓我把它和班固的大名聯系到一起。

那么，《燕然山銘》刻石的文字到底出自誰人之手呢？具體的書手是誰，我也沒辦法知道，不過他應該是一位普通的匠人，或者是地位很低的文人，不過班固所稱“閭里書師”者流；至少如上所述，我有理由相信，這個人不可能是班固他自己。

2017年8月29日晚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