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著名歷史學家、外交家埃德溫·O.賴肖爾（中文名：賴世和）出生于日本，成長于美國，他將日本視為自己的第二祖國。在自傳《我的兩個祖國》中，這位哈佛日本研究的草創者、哈佛東亞研究的奠基人之一，講述了自己孩提時代在日本的生活和后來在歐洲、中國、日本的游學經歷以及哈佛的求學生活。本文經授權摘自該書中文版，標題為編者所擬。

著名歷史學家、外交家埃德溫·O.賴肖爾

那一年的5月5日是日本的男孩節，我們家的后院豎起了高高的竹竿，上面系了三條紙制的鯉魚旗，這是日本的風俗，貝爾蒙特小鎮飄起鯉魚旗還是史上第一次。

我的身體狀況依然不好，一時很難調整過來。燕京學社的工作面臨許多棘手的問題，所以每天并不輕松。身體上的問題可能是心律不齊，常常會跳得很快，說話說到最起勁時突然喘不過氣來，話就中斷了。在主持重要會議時，途中發生這樣的事是非常尷尬的。燕京學社的問題是很嚴重的，但并不是新問題。本來燕京學社研究的中心是中國，但中國內戰以后，中美關系斷絕，研究重心放在中國事實上已不可能，燕京學社的收入大部分被調撥到哈佛大學去了，這樣是違背提供資金的霍爾家族的初衷的。從法律層面上看也是有問題的，法律顧問已提醒過多次。燕京學社副理事長埃里克·諾斯（Eric North）在理事會上還非常嚴肅地提到這一問題，埃里克·諾斯是代表最初同燕京學社有關的中國各教會大學利益的。雖然預算的相當一部分劃給了訪問學者這一項目，而且其中大部分是給了東亞，但接受資助的學生不回國，所以對亞洲的教育沒有直接產生作用。

進入1950年代以后，這個問題再也不能放任自流了，我開始探尋對策。此時，本來就比我更討厭事務性工作的葉理綏把預算的工作也推給了我。出席理事會時也讓我陪著去。我首先建議在日本、韓國、中國香港和臺灣地區設立研究評議會以支持促進當地的研究。這一提案于1955年我去東亞時已順利啟動。還有一個就是在哈佛設立訪問學者制度，從東亞特定的大學邀請人文社會科學方面少數年輕并已取得業績的學者。成為哈佛客座教授的人其職位及家屬都留在國內，這樣他們期滿回國就不會有什么問題。擔任推進這次計劃的是約翰·佩澤爾，燕京學社負擔他從哈佛人類學系得到的終生職位工資的一半。隨著東亞各國經濟的發展，各自負擔經費成為可能，研究評議會后來逐步停止了運作。但訪問學者制度至今仍是燕京學社的重要活動內容，被邀請的學者中有相當數量來自中國大陸。有趣的是，日本人首先開始帶家屬，后來就是韓國人，中國大陸的學者至今還都是單身來到這里。

由于導入了以上兩項制度，用于亞洲以及亞洲學者的資金同調撥到哈佛大學的資金比例稍稍糾正了過來。盡管如此，資金仍然顯得不足。這樣在燕京學社和哈佛大學之間必須要劃出一條線。燕京學社對哈佛新的教員職位的資金援助和耗錢大戶如中日圖書館的資金投入進行了削減，對中日圖書館提供資金主要有利于哈佛，像所有的圖書館一樣，其對資金的需求是永遠無法滿足的。燕京學社在哈佛大學的其他活動也遭到了大刀闊斧的削減。

在削減的對象中，漢語辭典的編纂計劃也列入其中。魏楷和葉理綏抱有集所有古典漢語辭典與相關著作之大成的宏大愿望要編一部大辭典。這件工作已經開始進行，他們把數部漢語辭典中的古典用例分成細條一一貼在大卡片上，然后讓幾位學者分別譯成英語，這樣下來，可以編集成一部幾十卷的辭典。在中國內戰持續不斷的混亂時期，這個項目變為對逃亡的中國學者的救助計劃。但同投入的資金相比，成果很少。一個漢字就有多個義項，如“子”字，在“兒童”一詞中也可撿出“子”的含義。辭典卷帙浩繁，很顯然，把燕京學社的全部預算投入進去也不夠，而且這項工程曠日持久，以現在的進度，至少要花幾個世紀的時間才能完成，所以我不得不砍掉這個計劃。

這樣對預算作大幅度的削減當然伴隨著痛楚，我也同由于削減而直接遭受打擊的人一樣痛苦。當我去找文理學院院長麥克喬治·邦迪（McGeorge Bundy）商量時，同為燕京學社理事的麥克連一句寬慰的話都沒有。麥克很年輕，處事果斷，有著鉆石般閃光的智識，他只說了一句話，那就是杜魯門總統的名言：“如果你忍受不了熱，就別在廚房呆著了。”

我逐步地掌控了燕京學社，特別是弄清了學社作為使用哈佛大學設施和名義的補償所支付的費用在總收入中的比例，這在以前一直是筆糊涂賬。再者，我明確了遠東語學系是哈佛大學所屬的一個系部，并不是燕京學社的分支機構，盡管其接受燕京學社的財政資助，而且我也兼任該系的系主任。在我之后繼任燕京學社社長的佩澤爾則進一步將哈佛大學同燕京學社的關系明確化，從法律、財務的角度簽訂了確定其關系的協定。我制定的規劃不但限制了資金向哈佛大學方面流出，同時在某些領域增加了資金的投入。我對亞洲其他地區開展對東亞的研究非常關注，因為我認為南亞和東南亞各國理應向日本和中國學習的東西很多。但這些國家對日本和中國完全沒有興趣，唯一的例外是印度尼西亞的華裔學者李德清（Lie Tek Tjeng），他是現代日本研究的專家，曾在哈佛做過研究，后來成為印度尼西亞學界和外交界的知名人士。

在我經手的工作中最重要的一個舉措就是在哈佛建立了朝鮮研究。我很早以前就考慮過，朝鮮半島位于中國與日本之間，歷史上也同兩者有著密切的關系，應該將其納入我們研究的領域。朝鮮在政治與社會形態上最接近于古代中國，同日本在古代就已有密切的文化交流。朝鮮自身的歷史可以追溯到7世紀，人口與西歐傳統的大國不相上下。剛剛結束的朝鮮戰爭自不必說，從日清、日俄兩場戰爭（日清戰爭即中日甲午戰爭，其以1894年7月25日豐島海戰的爆發為開端，至1895年4月17日《馬關條約》簽訂結束。）都是為爭奪朝鮮半島的霸權這一點上來看也可知曉其在戰略上的重要性。遺憾的是，朝鮮是個小國，不像中國、日本、印度那樣能引起西方的關注。在美國很少有像其他發達國家那樣的國立大學和國立研究機構，也缺乏條件開展對大國以外國家的研究。州立大學和私立大學對研究這些國家的學術“點綴”既沒有專項的財政基金，也缺乏責任感。我決意無論如何要在哈佛把朝鮮研究開展起來，幾年來我到處游說，鼓吹在中國研究、日本研究領域力量都很強的哈佛大學是最適合開展朝鮮研究的。但要使人們專攻諸如朝鮮這樣一個地區確實并非易事，其必須掌握三種難度很大的語言，漢語、日語再加上韓語，而且日后能否找到工作也不得而知。后來終于成功地說服了愛德華·瓦格納（Edward Wagner）進入這個領域。1958年1月，在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下，燕京學社在哈佛開設了朝鮮研究講座。當時一個講座總經費40萬美元，而不是現在的100萬美元。已經修完博士課程的愛德華·瓦格納在那年秋天開講，不久又配備了語言方面的助手。再后來依靠韓國方面的資金又開設了第二個講座。

在這以后，我還嘗試過在哈佛開展越南的研究。越南也同屬中國政治文化圈，在哈佛開展越南研究的理由也同開設朝鮮研究沒有大的差別。費正清率先努力從外面籌集開設講座所需的資金。等到必要的資金籌集到了，萬事俱備，卻找不到可以長期固定擔任這個講座的合適人選。

回到哈佛后，我發覺自己還面臨著一件必須要做的事，那就是要為燕京學社尋找新址，當時的博爾斯頓樓里還有中國善本圖書室，里面收藏了包括比《古滕堡圣經》還要早幾個世紀的古籍，都是無價之寶。如果一場大火，就會頃刻化為烏有。最后我們成功地將博爾斯頓樓的空間同神學大道2號地理學系那幢漂亮房子的地下室與一樓進行了置換，之后對地下室與一樓重新進行了裝修。另外又增建了一幢四層樓的新館，其中三樓全部擺放書架，存放藏書，這樣我就有了一個既便利清潔又防火的新家，其兼容了燕京學社、圖書館和遠東語學系。1958年9月我們搬遷到新址，1973年大樓的其余部分也歸屬了燕京學社。

哈佛燕京學社

在擔任燕京學社社長期間，我主要的精力仍放在教學和著述上。我十分清楚什么是自己的本分工作。有一天，老朋友歐文·格里斯沃爾德（Erwin Griswold）打來電話，動員我參加奧伯林大學的校長競選。格里斯沃爾德是哈佛法學院院長，也是奧伯林大學的理事長。接到電話后，我沒有絲毫猶豫就明確拒絕了。在我看來，大學校長不過是一個不勝繁瑣的行政職位，對于我沒有任何吸引力。但就在這件事前后，奧伯林大學決定授予我名譽博士學位，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得到這樣的榮譽。奧伯林大學固定每年會授予一位畢業離校二十五年的校友名譽學位，我那一年因人在地球的另一側，所以改為在第二年即1957年6月授予。

這幾年我主要的著述工作就是為“稻田講座”編撰一部教材，這是我同費正清籌劃已久的事。1956年秋，我全身心地投入到這本書的編寫，最終完成了一部上下兩卷、總計超過1800頁的著作。該書由霍頓·米夫林出版社刊行，書印刷得十分精美，附有大量圖片。上卷《東亞：偉大的傳統》于1960年，下卷《東亞：現代的轉型》于1965年出版。上下兩卷的時間劃分在18世紀末，大致與一學年的上下兩學期對應。我擔任執筆的部分是1279年以前的中國、18世紀前的朝鮮、19世紀前的日本。越南、中亞地區、朝鮮的近代、1279年至現代的中國由費正清承擔。因我已被任命為駐日大使，赴任在即，20世紀的日本這一部分由阿爾伯特·克雷格承擔。在這部書的編撰過程中，同費正清的合作一如往常非常順利，我們互相評改對方承擔的部分，對基本的結構也會互相提出建議，有時甚至會把整個一章全部改寫。對克雷格承擔的日本歷史那一部分我同樣也會毫無保留地提出自己的意見。

編寫教科書這類工作有人也許會覺得枯燥無味，但對我來說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工作。關于日本的歷史，當代歷史學家已經作了相當透徹、合理的研究分析。十多年前，我在《日本的過去與現在》那本書里也開始闡述自己對日本歷史的看法。但是當時在西方還沒有周詳地論述中國、朝鮮和越南的著作，更沒有開展把包括日本在內的這四個國家的歷史有機聯系到一起的研究。日本的這一部分對我來說實際上已無大興趣，因為只要在廣泛閱讀當代歷史學家的相關著作的基礎上，把自己以往縮寫的東西做一些擴充即可大功告成。而中國和朝鮮倒是一塊充滿神奇的未知領域。

關于朝鮮，歐美也有關于其歷代王朝、帝王以及宮廷政治的傳統歷史書，但還沒有記錄其國家發展進程的著作，最終我只能根據日本歷史學家旗田巍所寫的一本朝鮮簡史作一些泛泛而論的闡述。關于中國，當時已有肯尼思·司各特·拉圖雷特（Kenneth Scott Latourette）的大部頭著作。這是一部用英文寫成的權威性史書，但書中每一個朝代似乎都是簡單的歷史過程的重復，很少談及歷史環境、社會、經濟、思想和文化的變化。其他的著作也通常是偏重強調中國歷史的某一部分和某一時期，視野狹窄而且顯得松散。在我看來，還沒有哪一部著作能夠綜合、全面地論述中國歷史的流動，在把握其時代文化特征的同時，清晰地揭示其發展的過程。嘗試把我們所知曉的大量中國歷史的細節歸納、匯總為歷史變化的要素和潮流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東亞》上下兩卷的編撰是我承擔的最為滿意的一件工作，也是我關于中國、朝鮮研究的一個頂點。這本書里所使用的“東亞”一詞也開始取代了“遠東”并被廣為使用。眾所周知，美國國務院遠東部如今已改稱為東亞·太平洋局了。最為重要的是，對于后來幾代東亞歷史研究者來說，我們編撰的這部教科書成了他們學術研究的出發點。當時我帶著發現的喜悅在書中提出的尚未成熟的論點和觀念被當作歷來的定論影響至今，這著實令我感到欣慰。如果將來我的論點和觀念受到批判，書中所寫的內容根據新的材料被修正，對此也許一般人會感到不快，但我不會，我會因東亞研究以自己的工作為基礎得到進一步發展而感到欣慰。

《東亞：偉大的傳統》與《東亞：現代的轉型》

除著述、教學以及燕京學社的工作外，當時我非常忙。也有學生受我的影響希望去日本留學，在我的幫助下從哈佛到日本留學的約翰·D.洛克菲勒的兒子即洛克菲勒三世（通稱杰伊）就是其中的一個。杰伊的留學在日本影響很大，他通過對日本以及日本人的研究極大地增長了自己的才干，從擔任弗吉尼亞州長到今日成為該州選出來的參議員，杰伊在他的政治生活中充分發揮了他的這種才干。

我的社會活動也很多。波士頓的日本協會是美國最早的日本協會，創建于1904年，但在1960年代之前，很少開展活動。在我們的幫助下，協會逐漸恢復了活動。當時規模最大的一次與日本相關的文化活動就是1959年夏日本雅樂樂團在波士頓的訪問演出。這次演出得到了波士頓暑期文化節主辦方的贊助。雅樂是一種非常注重形式的宮廷舞樂，自8、9世紀以來始終保持了原有的風格，是當今世界上最古老也最具代表性的傳統音樂。演出在波士頓廣場連續進行了兩晚。我作為主持人在開場時就雅樂作了簡短的介紹，然后又對各個曲目作了解說。雖然天氣不好，但第一晚來了一萬多人。第二晚聽眾更多，廣場上擠得水泄不通，雅樂在如此之多的大眾面前演奏也許是史無前例的。

分內工作之外花費時間最多的就是出席會議和到全美各地講演。由于積累了經驗，我對講演已經相當在行。我通常只是在前往目的地的航行途中，在飛機里草草寫下講演的要點，憑靠這些就足以吸引聽眾，并在這一過程中享受掌控聽眾的樂趣。我最大的毛病就是在講演中過于投入以致經常超過預定的時間。這樣是非常不明智的，因為那就會占去聽眾提問和答問的時間，實際上回答聽眾提問遠比講演更有意思。在講演中，如果可能的話，我常常是不讀講稿的，我覺得讀和講根本就是兩碼事。但是一旦被索要講稿，準備出版，那就不得不重新從寫稿開始作起。每到夏天，我常常會被邀請到一些大學夏季培訓班或會議講一個星期左右的課。有一年夏天，在參加了在多倫多北面庫契欣湖舉辦的培訓班后又接著去紐約州北面的肖托夸應付另一個培訓班。五十多年前，肖托夸開創的暑期培訓曾風行一時，但如今一切都已化為過眼云煙，想到這我不由得感慨萬千。

無論在哈佛大學校內校外，我的生活都是非常充實而富有價值的。我所定下的人生目標使我自己不斷地關注東亞，豐富有關東亞的知識，進而努力促進東西方的互相了解，在這方面是大有可為的。這一年我五十歲，就在我滿懷信心朝這個目標繼續前進時，一個意外的事件打亂了我的生活。

《我的兩個祖國》，【美】埃德溫·O.賴肖爾/著  劉克申/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2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