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年是商務印書館成立120周年。這座出版界的帝國大廈在1897年創立的時候只是一個簡陋的“印刷作坊”，它何以在短短幾年時間內成為業界翹楚？身為翰林的張元濟為何選擇加入商務？他加入后又給商務帶來怎樣的變化？澎湃新聞專訪了上海社會科學院近代上海史創新型學科首席專家、世界中國學研究所副所長周武研究員，請他講講商務印書館的“成功之路”，本文為該訪談的下篇。

周武

澎湃新聞：近代上海出版業同業競爭非常激烈，商務印書館是如何應對的？

周武：隨著《最新教科書》的風行，商務就已基本上坐穩了上海出版業的第一把交椅。但正如你所說，當年出版業和其他行業類似，同業競爭異常激烈，凡稍有市場的讀物類型都面臨同業之間的競爭，其中又以教科書競爭最為慘烈。

由于教科書需求量大，市場穩定，商務就因為《最新教科書》獲得巨大成功，才一躍而為全國最大的綜合性出版機構。大利所在，同業趨之若鶩，教科書因此而成了新書業的“重心”和同業爭奪的焦點。據1906年上海書業商會出版的《圖書月報》第2期記載，當時加入書業商會的書局有22家，其中絕大多數均以出版教科用書為業。此外當時未入會的書局尚有20余家，以及公立機關、學術團體、報社、社教會數十處，也多以出版教科書和各種實用書為主。當年教科書競爭之激烈，由此可見一斑！

當然，這些書局多數并不具備與商務競爭、抗衡的實力，但商務也不是沒有遇著強有力的挑戰。為了在教科書市場上與商務爭利，1906年席子佩等發起、組建了超大規模的中國圖書公司，資本達50萬元。席子佩還特聘張謇為董事長，沈信卿（恩孚）為編譯所長。張謇和沈信卿都是當時江浙士紳中的風云人物，他們不僅聲名顯赫，而且財力雄厚。公司成立后，立即組織一批有經驗的教師編寫教科書，并在河南路、福州路一帶設立了發行所，在南市陸家浜設立了印刷廠，還計劃在龍華設立造紙廠，擺開了與商務大競爭的架勢，一時成為“商務教科書營業上唯一的勁敵”。不過，中國圖書公司資金雖然足夠雄厚，但其內部組織遠不如商務健全，編輯和發行的經驗也不如商務豐富，所出版的教科書除了高等小學的史地教科書稍有名氣外，其余均無法與商務版教科書相媲美。席子佩聘請的張謇、沈信卿等人的名望、身份和地位固然可以在短期內提升中國圖書公司的聲望和競爭力，拓展公司的勢力范圍，但他們對文化出版都并不在行，單憑主事者的地位和聲望并不足以使中國圖書公司在激烈的同業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經過幾年的激烈競爭，中國圖書公司即在市場競爭中逐漸失勢，最后不得不向商務繳械稱臣，于1913年將公司的所有家當全部盤與商務，改稱“中國和記圖書公司”，1918年正式并入商務。在這場大競爭中，顯示出商務雄厚的實力。

對商務而言，更嚴峻的挑戰來自“出版奇才”陸費逵及其創辦的中華書局。他創辦中華書局之前，曾深受商務高層器重，年紀輕輕即被委任商務出版部部長兼交通部部長、《教育雜志》主編和講習社主任，對商務內部運作情形，包括商務與金港堂的合作等，可謂知根知底。武昌起義后，他預感到清朝將亡，遂會同較知己的同事戴克敦、沈知方和陳協恭等人，密籌資金2.5萬元，準備另立門戶，籌組新書局。一切就緒后，就在中華民國創立的當天在上海宣布設立中華書局，他們此前暗中編寫的中華教科書也隨之推向市場，并與商務版教科書展開了激烈的競爭。

在這場競爭中，陸費逵借助政治鼎革和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雙重背景，制定了一套針對商務的極具殺傷力的市場戰略。他們首先打出“教科書革命”旗號，接著又以“完全華商自辦”相標榜，以商務與日商合資為題材，通過各種途徑進行富有煽動性的炒作，喊出“中國人應該使用中國人自己的教科書”這樣明顯帶有挑逗性的口號，火藥味十足。教科書競爭之外，中華在其他書刊的策劃和出版思路上也處處以商務為競爭對手，許多出版策劃都是商務創始于前，中華繼踵于后，因此，商務的許多出版物均能在中華的出版品目錄中找到相應的書刊：商務出版《辭源》、《新字典》、《學生字典》、《國音字典》，中華編輯《辭海》、《中華大字典》、《新式學生字典》、《標準國音字典》；商務輯印《四部叢刊》、《叢書集成》、《百衲本二十四史》，中華則推出《四部備要》、《古今圖書集成》、《殿版二十四史》；商務出版《小學生文庫》，中華則推出《小朋友文庫》；期刊方面，商務有《東方雜志》、《小說月報》、《教育雜志》、《婦女雜志》、《學生雜志》、《少年雜志》、《英文雜志》、《兒童世界》、《兒童畫報》等，中華則創刊《大中華》、《中華小說界》、《中華教育界》、《中華婦女界》、《中華學生界》、《中華童子界》、《中華英文周報》、《小朋友》、《中華兒童畫報》等。

當然，中華也并不是簡單粗劣的仿效，而是在“搭便車”的基礎上有所側重，有所改進，甚至后來居上。不僅如此，在企業的內部結構和運作方式上，中華也基本上沿用了商務的模式。這樣的競爭格局和競爭態勢，固然體現了同業競爭的激烈，但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恰好證明了商務在上海出版業中的示范效應和無可替代性。有關中華書局與商務印書館之爭，我曾在《文化市場與上海出版業》一文中做過詳盡的論述，有興趣的讀者不妨找來看看。

除了陸費逵，原在商務印書館發行所擔任要職、后加盟中華書局的沈知方，以及呂子泉和章錫琛，后來也都自立門戶，分別創立了世界書局、大東書局和開明書局，并以各自的出版策略和市場策略在上海出版業縱橫捭闔，開疆拓土，既贏得了市場，也建立了自己的聲譽，與商務、中華一起并稱民國五大書局，即所謂“商中世大開”。這五大書局的創辦人均出自商務，從這個意義上說，商務不僅執現代中國出版業牛耳，而且是中國現代出版的孵化器。

澎湃新聞：張元濟在古籍影印上也做了很多工作，您能否介紹一下？

周武：張元濟之與古籍影印，可不是“也做了很多工作”，他在這方面的成就與貢獻，迄今仍無人能夠超越。早在清末最后數年，張元濟即有意推動用現代印刷技術保存古籍，使嫏嬛秘籍得以“化身千百億”，以廣流傳，并分餉讀書人。只是由于那個時候新潮澎湃，“西學猖狂”，商務資本有限，涵芬樓入藏的古籍善本亦有限，條件還不成熟，所以1909年前后繆荃孫建議他影印古籍時，他曾審慎地回答說：“此時尚應者寥寥”，但“期于必得，終當有翕羽之雅，慰我嚶鳴”。

大約到了1915年，商務的營業已獲得巨大的進展，閑置的資金越來越多，古籍的搜羅亦有了相當的規模，張元濟乃著手輯印《涵芬樓秘笈》，隨后又于1919年至1921年陸續推出了《四部叢刊》。以此為起點，他先后為商務主持編校、輯印的古籍叢書包括《涵芬樓秘笈》線裝80冊；《四部叢刊》初編、續編及三編，計線裝3112冊，另附書目1冊；《續古逸叢書》47種；《道藏?續道藏》1476種，1120冊；《百衲本二十四史》線裝820冊；《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線裝1960冊；《叢書集成初編》線裝3467冊；《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叢書》線裝70冊；《景印元明善本叢書》10種；《孤本元明雜劇》線裝32冊；等等。這些古籍叢書大多都是1926年張元濟退休后完成的，它們與商務出版的其他古籍叢書，共同構成了中國學術文化史上規模最大的古籍整理、影印工程，被譽為一項“不朽的出版工程”。其中張元濟用力最劬、費神最多且最受學界稱道的自然是《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和《續古逸叢書》。

《百衲本二十四史》

《四部叢刊》1915年啟動，1919年開始影印，1922年底刊成。全套共收書323種，線裝2100冊，其中宋本39、金本2、元本18、影宋寫本16、影元寫本5、校本18、明活字本8、高麗舊刻本4、釋、道藏本2，余皆為明清精校精刻本。1926年張元濟又主持了叢刊的換版重印，抽換初版中20種未盡善之本，并加“初編”序次，稱《四部叢刊初編》。這項工作從1926年始到1929年全面完工，歷時近三年之久。換版重印后，《初編》更趨于精善。1934年，張元濟繼續秉持“書貴初刻”和重視善本的原則，刊成《四部叢刊》續編，收書81種，1438卷；1936年又續出《三編》，收書73種，1910卷。就種數而言，《續編》和《三編》不及初編的一半，但影印的第一流善本卻并不亞于初編，而且其中有不少是大部頭書。如毛氏汲古閣影寫宋抄本《群經音辨》、元熊氏翻蜀本《山谷外集詩注》、宋乾道刊本《東萊先生詩集》等7種均是從日本搜羅而來的孤本秘籍，其他大部頭書如《太平御覽》、《罪惟錄》、《嘉慶重修一統志》和《天下郡國利病書》或由幾個版本精心拼湊而成，或用手稿本整理影印，具有極高的文獻價值和版本價值。

本來在《三編》出版過程中張元濟就已在籌劃《四編》，并編訂“預備續出之書”目錄，廣泛征詢海內外著名學者、藏書家意見，后因抗戰軍興而中輟。時隔八十年后，也就是2016年4月，《四編》在眾多藏書機構和專家鼎力支持下，由中國書店出版社正式出版。共收書123種，其中宋刊本29種，元刊本10種，明刻本43種，明代鈔本11種，清代精鈔本28種，清代精刻本2種，分別來自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浙江圖書館以及日本靜嘉堂等十三家藏書機構。由張元濟首創的《四部叢刊》編纂、影印計劃終于告竣，張元濟的遺愿最終得以實現。從創議到《四編》刊成，這套大型古籍叢刊的編纂、影印前后歷時整一個世紀。

有感于“今本正史之不可信”，張元濟完成《四部叢刊》換版后，即投入“重校正史”之役，并開始于1930年出版，原計劃分四期出書，到1933年全部出齊，后因“一?二八”事變商務遭戰火之毀而中斷，直到1936年才告竣。所謂“百衲本”，是指采用的各種版本，殘缺不全，彼此補綴而成，有如僧服的“百衲衣”一樣。這是一項比編纂《四部叢刊》更為艱難的重大文化工程，且不說古本搜尋和版本甄別之難，即尋到拼衲后“影印描潤工序”就極煩瑣，有初修，有精修，有初校、復校和總校，先要用白粉筆去掉底樣上所有的陰影、黑眼、搭痕和溢墨，再用紅筆將斷筆、缺筆、花淡筆一一加以彌補，然后將已修潤的底樣與同一書目的其他不同版本進行精校，并在頁邊空白處注明所有不一致的內容，重新編輯處理，而且每一道工序往往要往復多次才能完成。為了盡快進度，張元濟接受胡適的建議，1930年8月成立校史處，招聘多名助手，負責衲史的初校。有關當年校史處的工作情形，曾參與校史之役的王紹曾先生晚年有極親切的回憶，該文題為《商務印書館校史處的回憶》，載《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

《續古逸叢書》則是張元濟繼黎庶昌主持、楊守敬編校的《古逸叢書》之后陸續推出的罕傳逸編?！豆乓輩矔份嬘∮?882年至1884年間，共收書26種，200卷。除《日本國見在書目一卷》為日本人藤原佐世撰，其余25種多為中土久佚之書或稀見珍本。由于《古逸叢書》所收多為中國亡佚不存之書，且刻工精良，歷來受到學界的推重。張元濟著手輯印古籍善本之始，即擬將所覓孤本珍籍輯為叢刊，以為《古逸叢書》續編。自1919年首刊宋本《孟子》始，至1957年刊成《杜工部集》止，前后歷時38年，共影印孤本珍籍47種。跟《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不同，這套叢書收錄的全是罕傳的珍本，而且全部按原書版式大小影印。為了不讓“張元濟專美于前”（周叔弢語），1982年剛恢復的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在李一氓主導下啟動《古逸叢書三編》影印計劃，并列入1982—1992年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擬印書目51種，復經周叔弢等相關專家建議，增為56種。但檢閱擬印各書，不少已汗漫不可印，最后僅刊成43種。這可是以國家的名義實施并完成的古籍影印叢書，成就斐然可觀。以此為參照，張元濟以一人一公司之力歷時38年刊成孤本珍籍47種，這種努力尤令人肅然起敬。

上述古籍叢刊的編校、影印出版，孤本賴以不絕，文運因之恢張，是皆有大功德于中國文化，其嘉惠學界之功豈止淺鮮！正因為如此，顧廷龍先生曾由衷地贊嘆：這是中國現代出版史上放一異彩的大事！如此“皇皇巨編，非有高深的學養，難能作出宏大的規劃；博訪古本、善本，非熟悉中外藏書情況，難以集事；搜羅異書，發揚特點，非有淵博的學問，不克有所發明”。確實如此，沒有高深的學養，淵博的學問，以及對中外藏書情況和版本源流的了如指掌，張元濟是難以成就如此規模的千秋盛業的。學術價值之外，這些古籍叢刊的成功編校與影印也為商務創下可觀的利潤，單《四部叢刊》即盈利超過百萬元。受此鼓舞，當年上海的出版商群趨古籍影印之業，在新文化已成時代大潮的背景下，竟然翻轉出一股頗具陣勢的“古籍影印熱”。

澎湃新聞：您如何評價張元濟在古籍影印上所做的工作？

周武：在近代知識人中，張元濟是一個做事的人，一個低調做大事的人，他以商務為試驗場，做成了許多別人幾輩子都沒法做成的事，他的成就和貢獻是多方面的。但就中國文化的積累、傳承與發展而言，我認為，他最了不起的成就在于他為商務主持的龐大的古籍搶救、編校與影印事業。在這個領域，即使到現在也沒有人比他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張元濟開始做這件事情的時候，正值清末民初，那是一個全面趨新的時代，一個“尊西人若帝天，視西籍如神圣”的時代，西學、新學已成滔滔之勢，沛然莫御。與此相對應，舊學、舊籍則受到空前的冷遇和前所未有的猛烈抨擊。用張元濟的話說，就是“神州多故，舊籍淪亡”。張元濟自甲午以后即“沉溺于西學”，并致力于新知的普及和西學的傳播，他本人也習得一口流利的英語，但他反對一味趨新，在文化觀上，主張“鑒古觀人”，“溫故知新”，反對將新與舊、中與西、溫故與知新對立起來。他對滔滔新潮，以及由此導致的對舊籍、舊學的棄若弁髦深感憂慮，認為這種趨勢若任其發展而不力加遏止，勢必導致“文明刬滅”。基于這樣的憂思，他開始傾力投入古籍搶救運動之中。他曾在寫給傅增湘的一封信中說：“吾輩生當斯世，他事無可為。惟保存吾國數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時勢而失墜，此為應盡之責。能使古籍多流傳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力。吾輩炳燭余光，能有幾時，不能不努力為之也。”他就是抱著這樣一種使命感將古籍搶救引為己責，并不辭勞瘁、努力以赴的。

雖然張元濟有商務這個強大的后盾，但商務畢竟是一個營業機構，古籍搶救、編校與影印成本高，市場前景尤未可知，特別是在新文化運動已激蕩成潮的背景下，斥巨資影印古籍，市場風險極大，因此商務內部意見并不統一，批評、反對之聲從未間斷，直到《四部叢刊》大獲成功，張元濟寓“保存國粹”于“開拓新營業”的努力才獲得認可。而后才有《四部叢刊》的換版和二編、三編的續纂，以及《百衲本二十四史》和《續古逸叢書》的接續推出。張元濟本人也因為在輯印古籍方面的卓著貢獻，于1948年毫無爭議地當選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當選理由是：“主持商務印書館數十年，輯印《四部叢刊》等書，校印古本史籍，于學術上有重大貢獻?！焙髞?，張舜徽先生在《中國文獻學》一書中曾特辟專門章節總結張元濟在古籍整理方面的貢獻，認為張元濟是“近百年來的學術界中在這方面創立了不朽業績的學者”，是“近代學者整理古籍最有貢獻的人”。書中寫道：“過去從乾嘉以來的清代學者們，想做而沒有做，并且不可能做到的工作，他都做到了。在他堅持工作五六十年的漫長歲月里，無論是訪書、校書、印書的工作，都作出了卓著的成績。對于發揚我國文化，開展研究風氣，貢獻至為巨大，影響至為深遠。我們今天憑藉他已經整理好了的成果，利用他已經影印好了的古籍，從事研究工作，不知節省了多少時間和精力，而能收事半功倍之效，所以應該永遠感謝他和紀念他?！?/p>

張元濟在古籍影印方面的貢獻，在我看來，無論怎樣高度評價都是不過分的。如果不是張元濟當年的倡導、推動和主持，在新文化運動的背景下，古籍搶救、編校與影印，要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很難想象的。古籍是不可再生的資源，如果不是他當年的倡導、推動和主持，中國的許多珍本秘籍也許就在綿延的戰亂中散佚，甚至失傳了。

影印古籍，最困難的當然是底本的搜羅與甄別，這不僅需要財力，而且需要學識與人脈。張元濟翰林出身有著豐沛的人脈，有商務的財力支撐，而他本人又是舉世公認的版本目錄學大師，可謂三者兼而有之，這就為他輯印古籍提供了根本保障。要知道張元濟始終秉持“書貴初刻”的主張，他要影印的不是一般的古籍，而是那些罕見的、極有可能失傳的古籍珍本甚至是孤本。這些罕傳之本分藏于海內外公、私藏家，一旦影印，其收藏價值就會大打折扣，要他們“咸出篋藏，助成盛舉”，其難可以想見。但張元濟就有這個能耐，不但讓“海內故家”秘而不宣的珍籍，甚至是鎮庫之寶拿出來，而且東渡扶桑，通過各種途徑設法讓日本公、私藏書機構把中土失傳的眾多古籍珍本借出來拍照、影印，《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及《續古逸叢書》中不少珍籍就是這么來的。

所以，我認為從長遠看，張元濟在輯印古籍方面的貢獻遠比他在其他方面的貢獻更大，也更重要。教科書，以及新知的普及和西學傳播等等，張元濟和商務印書館不做或少做，仍有其他人或機構能夠做。而影印古籍則帶有搶救性質，如果當年沒做，《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及《續古逸叢書》中的許多版本或許早就消失于天壤之間了。聯系到后來的局勢，張元濟晚年和顧廷龍談到影印幾部大書時，曾說：“影印之事，如果早十年，各種條件沒有具備，不可以做；遲二十年，物力維艱，就不能夠做。能于文化銷沉之際，得網羅僅存之本，為古人續命，這是多么幸運啊！可是于甄擇既定之本，尚未版行，而碰到嬴火橫飛，成為灰燼。這又是多么不幸啊！幸與不幸，真可為長太息者也。”

張元濟的輯印古籍大業本來是要一件一件繼續做下去的，而且有的已做了詳盡的規劃，有的已擬好草目如《四部叢刊》四編，有的甚至已刊登了預售公告如《國藏善本叢刊》，但抗戰軍興，孤島淪陷，商務維持尚且困難重重，大規模輯印古籍已無可能。這些未竟之業也就成了張元濟的終身遺憾。

張元濟手跡

澎湃新聞：您為何選取商務印書館作為研究對象？

周武：如果從1996年發表有關商務的第一篇學術論文《張元濟與近代文化》算起，從事商務館史研究已有20余年了。期間雖然更多的精力和時間并非用于這個課題的研究，但從未真正離開過。在這個過程中，出過張元濟的傳記，發過多篇相關的專題研究論文，辦過相關議題的學術討論會，先后主持的多個國家項目中也有兩項是關于商務館史的，還有一項與商務直接相關，當然，我更關注的還是商務館史資料的搜集、累積與鉤沉，這些都為我關于商務的后續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礎，我尤其希望自己能盡快將多年來潛搜冥索所得的館史資料整理出來，與學界同道一起分享。

其實，我原本并不研究商務，起初只是因為對張元濟有興趣，才留心和涉獵商務。我一直認為中國的現代化不是喊出來的，而是一步一個腳印做出來的，所以，對那些身處時代大潮之中而不受時代大潮裹挾，始終堅守自己的初衷低調做事而且做成大事的人，總懷有更多更深的敬意?，F代中國變亂紛擾，有識見者不少，能辦事者也不罕見，但富于識見又長于辦事卻并不多見。張元濟可以說是這“并不多見”的一類知識人的典型。因為想了解張元濟，就不能不花大力氣了解他畢生心力盡瘁的事業——商務印書館。

澎湃新聞：您認為研究商務印書館的意義何在？

周武：如前所述，商務創設于1897年，迄今已走過整整兩個甲子，是現代中國唯一一家跨越三個世紀且至今仍深具影響力的文化出版機構，上海時期的商務印書館曾享有現代中國的“模范實業”、“東方文化的中心機關”、“現代中國的奇跡”等美譽，在教科書、西學傳播、國粹保存、原著出版、辭書編纂、期刊發行、印刷技術等方面都曾做出過開創性和引領性的貢獻，于中國文化的積累、傳承、發展與現代轉型可謂厥功至偉。在我看來，商務不單是一家出版機構，更是一個推進中國現代轉型和中西文化融合的巨大文化存在。早在1911年12月，英國《泰晤士報》刊登的一篇題為“一股中國的教育勢力——商務印書館的故事”的報道中就已敏銳地感受這個“存在”的巨大分量，其中這樣寫道：“根據我們觀察的結果，在諸多有助于改變中國人觀念的力量中，沒有比商務印書館更有分量的了。”（見葉新、楊霄編譯《英美大報視野中的早期商務印書館》，《中華讀書報》2017年8月19日）

《泰晤士報》發表這篇報道時，商務建館尚不足15年，還遠未達到它的鼎盛時代。進入民國以后，商務在此基礎上更步入發展的快車道，業務蒸蒸日上，出書量成倍增長：1915年出書293種552冊，到1920年出書量猛增到352種1284冊。與此相對應，商務的資本總量和營業額亦呈現出大幅增長的態勢，1914年商務的資本總量為200萬元，1920年為300萬元，1922年時達到500萬元；營業額1915年約307萬元，1921年已近686萬元，1930年已達1200萬元。在這個過程中，商務除了繼續編纂教科書、辭書和期刊外，更致力于開拓新營業，將出版重心轉移到國內外最新學術著作的出版和善本古籍的影印上來。到“一·二八”事變前，商務不僅穩居民國五大書局之首，而且與當年的英國麥克米倫公司和美國麥克勞希爾公司并稱世界三大出版公司。若論對各自國家的影響，商務則遠在上述兩大英美出版公司之上。

確如《泰晤士報》那篇報道所稱，商務的存續與發展堪稱“現代中國的奇跡”。締造這個“奇跡”并非偶然，在它的背后寄托著幾代商務人的抱負和理想。從事出版的人大致可分為兩撥：一撥是出版商，另一撥是出版家。二者的區別在于：出版商以逐利為目的，跟著潮流走；出版家則走在時代前面，引領時代潮流，知道中國最缺乏什么，最需要什么，并在“最缺乏”與“最需要”中確立自己的目標，而后努力不懈去達成這個目標。商務顯然屬于后者，它始終把出版跟國民素質的整體提升和國家文化上的建設結合在一起。用張元濟的話說，就是用出版來提攜更多的國民。張元濟、杜亞泉、蔣維喬、高夢旦，以及后來的王云五等，都是懷著這樣的抱負和理想而來，又以這樣的抱負和理想匯聚和集結更多不同層次、不同傾向、不同學科和不同學派的知識界人士，以商務為試驗場，一起探索和推動中國的現代轉型和中西文化的融合。

1930年代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總公司及印刷制造廠全景（占地80畝）

1931年，莊俞在回顧商務三十五年的創業歷程時說：“近三十五年來之中國文化，變動激蕩，達于極點。政治與文化，本系互為因果循環連結者，因中國在政治上閉關自守之藩籬為列強所突破，于是西方文化隨之而侵入。國人有絕對崇拜西方文化，而視本國文化若敝屣者，有力主守舊，而對外來文化不屑一顧者，思潮混雜為向所未有，此固東西文化初交接時之現象。惟在此澎湃起伏之過程中，出版界之責任既重且大，而所采方針，尤費考慮。本館深知出版物之性質，關系中國文化之前途，故慎重思考，確定統一之出版方針。即一方面一方面發揚固有文化，保存國粹；一方面介紹西洋文化，謀中西之溝通，以促進整個中國文化之光大?！卑l揚固有文化，是“鑒古”，是“溫故”；介紹西洋文化，是“觀人”，是“知新”。商務這種“鑒古觀人”、“溫故知新”的出版方針是低調的，樸實的，但這種低調和樸實卻超越了中西新舊之爭，并在“謀中西之溝通”過程中以一種潤物無聲的力量沾溉和拓展幾代中國人的閱讀世界和精神世界。我以為，這種努力真正代表了近代以來中國文化的發展方向。

商務是上海乃至整個現代中國超大型的文化樞紐機構，現有的研究雖已很不少，但與它的重要性以及影響的深廣相比并不相稱。由于1932年前的商務檔案已被毀于“一·二八”事變，之后的檔案又因種種原因未能有效開發利用，且有不少已或散或佚，蒐集殊為不易，就是現在仍存的資料也還未及系統整理，這就給商務研究帶來特殊的難度，許多研究只能借助商務出版物和少量的非正式出版物，以及回憶文章，因而在史實上不免存在或訛或偏或闕的情況。

而另外一些更關鍵的問題，如商務董事會、股東常會的具體運作情形，董事會與一處三所及分館的關系，商務跨界、跨區域及跨國網絡的構建，商務的人事與財務發展狀況，等等，則更難以推進，至今仍未見過細的研究，甚至連《商務版圖書總目》、《商務館史編年》這樣的基礎性研究工作也仍在醞釀中，尚未實質啟動?？傊?，有關商務的研究還遠未窮盡，可以致力的地方還有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