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年是商務印書館成立120周年。這座出版界的帝國大廈在1897年創立的時候只是一個簡陋的“印刷作坊”，它何以在短短幾年時間內成為業界翹楚？身為翰林的張元濟為何選擇加入商務？他加入后又給商務帶來怎樣的變化？澎湃新聞專訪了上海社會科學院近代上海史創新型學科首席專家、世界中國學研究所副所長周武研究員，請他講講商務印書館的“成功之路”，本文為該訪談的上篇。

周武

澎湃新聞：1897年商務印書館剛成立時的經營狀況如何？

周武：商務成立之初并不起眼，資本金少得可憐，總共才3750塊大洋，還是夏瑞芳與鮑咸恩等幾個親戚、同學和朋友湊出來的。它原本只是一個印刷作坊，雖然也發行和代印過一些書籍，但并不是一家嚴格意義上的出版機構。它以印刷商業簿冊、收據、發票、賬冊等商務用品和推銷印刷器械、鉛字等商品為主要業務，有種說法認為，“商務印書館”這個名稱即由此而來。

夏瑞芳和鮑咸恩同在洋人辦的報紙《捷報》館做西文排字工人，懂印刷技術，也認識到印刷的重要性。那時洋場里的西人多不可一世，輕視華人，華人替洋人做事不免受氣，因此，稍有積蓄，夏、鮑就決定自己辦印刷作坊。1897年2月11日商務印書館正式開辦。

開辦之初的商務規模很小，“僅置備三號搖架三部，腳踏架一部，自來墨手扳架三部，手掀架一部，其余略辦中西文鉛字器具，所有3750元的資本幾乎完全用完了”。但夏、鮑年輕能干，而且感覺敏銳，他們很快發現除了印刷商業簿冊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市場——印刷英語讀物。開埠通商之后，上海快速取代廣州，一躍而為中心口岸，中外之間的往來日益頻繁，懂英語的人在職場上更受歡迎，所獲收益報酬亦更為優渥，故而學英語漸成風氣，1860年代始“英語熱”就已開始在上海蔓延，并持續數十年不衰。除廣方言館外，各種英語補習班、英語夜校紛紛開辦。夏瑞芳看到了英語讀物的市場潛力，開始印一些英語讀物，如《華英字典》《華英初階》《華英進階》等等，均頗受歡迎，獲利豐厚。嘗到了甜頭后，夏瑞芳想繼續擴大經營范圍，多印一些書籍，但他文化程度不高，拿不準哪些書該印哪些書不該印，因此常向懂行的人請教，這些人中就包括張元濟。

夏瑞芳

澎湃新聞：張元濟因何加入商務？

周武：張元濟中進士成翰林后一直在北京做京官，先后任刑部主事、總理衙門章京。作為一個年輕京官，他對甲午前后中國嚴峻的時局深感憂慮，這種憂慮來自外患的迫來，更來自他對官場習氣以及官場中人昏聵顢頇的認知。在官場愈久，他愈益感到要靠這樣一批官員來推動國家進步是沒有指望的，中國要現代化就必需開官智、開紳智，培養一批通曉國內外知識的人才。因此，他把更多的精力和時間轉移到開啟民智的基礎性工作上來，1895年冬，即與同僚陳昭常、張蔭棠、夏偕復等結為健社，“約為有用之學”。1897年初設立“西學堂”，后更名為“通藝學堂”，“專講泰西諸種實學”。

張元濟雖傾向維新，但與康有為、梁啟超不同，他不認同康梁激進變革的方式，所以并未深入參與維新黨的活動，只是“間與其列”，實際上是外圍。但由于受到過光緒的召見，1898年戊戌政變后，張元濟受到波及，被“革職永不敘用”。承李鴻章“另眼相待”，張元濟從京師到上海，被安排到盛宣懷創辦的南洋公學任譯書院院長。譯書院需要印刷翻譯作品，學校也需要印刷教材，夏瑞芳應該就是在兜攬印件過程中跟張元濟相識的。

張元濟是1903年2月應夏瑞芳之邀加入商務的。過去多認為張元濟系1902年入館，不確，此據張元濟回復梁鼎芬的一封信可斷。該信寫于1903年2月18日，此前端方和梁鼎芬曾分別致電張元濟，誠招他到自己麾下任事，張元濟回信婉拒。信中寫道：“昨奉皓電，敬譯誦悉。公與午帥雅意殷拳，元濟何敢再三堅執。惟自客歲辭退南洋公學譯書院后，復為友人招辦編譯之事。近已啟館，未便擅離。異日遇有機緣，定當摳衣晉謁。方命之罪，幸乞鑒原。頃由趙竹翁處交到午帥賜電一紙，除逕復外，并祈婉達下悃，為荷?！边@里“客歲”即1902年，“復為友人招辦編譯之事”指應夏瑞芳招入商務主持編譯所事，“近已啟館，未便擅離”意為編譯所才剛剛開辦，當然不便擅離。由此可大致推定張元濟系1903年2月入館。

至于他因何加入商務，張元濟本人并沒有做過太多的解釋，僅在兩篇文字中約略提及：一是他在1926年3月寫的《東方圖書館概況?緣起》中說：“光緒戊戌政變，余被謫南旋，僑寓滬瀆，主南洋公學譯書院，得識夏君粹芳于商務印圖書館。繼以院費短絀，無可展開，即舍去。夏君招余入館任編譯，余與約，吾輩當以扶助教育為己任，夏君諾之。”另一篇是他于1926年4月26日致商務董事會的辭呈中說：“昔年元濟罷官南旋，羈棲滬上，獲與粹翁訂交，意氣相合，遂投身于商務印書館?！?/p>

兩段話概括地說，就是他因為“院費短絀，無可展布”而離開南洋公學，因為夏瑞芳贊成他“扶助教育”的主張而投身商務。從后見之明來看，張與夏的結合不難理解，夏要拓展業務，辦出版，需要一個懂行的文化人掌舵；張想“昌明教育”，通過編譯書報提攜更多國民，也需要找一個懂印刷技術并精于管理的人合作。張和夏彼此互補，且“意氣相合”，遂聯手締造了現代出版史上的商務時代。

但回到20世紀初具體的歷史語境，那可是一個功名意識淪肌浹髓的時代，張元濟以翰林之尊放棄與炙手可熱的張之洞、盛宣懷合作，而與一個普通排字工人出身的印刷作坊小老板聯手，這種選擇無異于冒險，不但需要勇氣，更需要膽識。1999年我寫《張元濟：書卷人生》這本書時，曾專門就此采訪過張元濟哲嗣張樹年先生這樣一個問題：從一個兒子的角度看，張元濟先生哪些地方最讓您佩服。他說父親有兩件事，如果換他絕對做不到：一件是辭去南洋公學代總理，加入商務；另一件是剛到60歲就辭去監理，退居二線。他認為父親這兩個選擇都超越了時代，前者沖破了翰林與工人之間難以逾越的階層界限，后者則率先建立了退休制度，主動為年輕的賢者讓路。我想，這正是張元濟異于常人的地方，也是他為人處世不易到之處。

當然，張元濟加入商務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商務在上海林立的印刷出版機構中已規模初具，并建立起不低的聲譽，令人刮目相看。時人曾這樣評論道：“南商習為驕惰，客來落落對之，衣冠敝陋益加白眼。獨商務不然。入其肆，雖三尺童子應客，亦彬彬有禮貌，條理秩然。”后來，杜亞泉在《記鮑咸昌先生》一文中也特別提到這一點，他說：“時張菊生、蔡鶴卿諸先生及其他維新同志，皆以編譯書報為開發國急務。而海上各印刷業皆濫惡相沿，無可與謀者，于是咸踵于商務印書館，擴大其事業，為國家謀文化上之建設?！闭f“海上各印刷業皆濫惡相沿”，或許有些過甚其辭，但張元濟等人“咸踵于商務”，顯然與商務的好口碑有關。

張元濟

澎湃新聞：張元濟給商務印書館帶來了哪些資源？

周武：張元濟翰林出身，地位尊崇，且趨新務實。他的加盟，不僅給商務帶去豐沛的人脈，更帶去了見識、眼光和情懷。對商務而言，這兩個方面都至為關鍵。曾長期擔任商務董事的陳叔通說：“初創時期的商務是以印刷為主的，并不是一開頭便想做個出版家的。商務后來發展成為出版家，而且成為解放前我國最大的出版家，不能不歸功于夏瑞芳和張元濟。商務的主要創辦人是夏瑞芳。夏是一個有雄心的企業家，夏與張結合才為商務成為一個出版企業奠定了基礎?！焙髞沓鋈紊虅湛偨浝淼耐踉莆逡舱J為：“自是厥后，商務印書館始一改面目，由以印刷業為主者，進而為出版事業。其成為我國歷史最長之大出版家，實始于張君之加入。”

加入商務后，張元濟即著手組建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并擔任編譯所首任所長。過去不少研究張元濟與商務印書館的著作和文章都說蔡元培是商務編譯所的首任所長，其實不對。這種說法最早見于蔣維喬發表于1935年的一篇回憶文章，即《編輯小學教科書之回憶》，蔣是編譯所早期重要職員，曾參與商務版教科書的編纂，因此他的說法向來受到重視，后來的研究者多援引這種說法。

1915年，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全體同仁合影

據張人鳳先生考證，蔣的相關回憶屬于孤證，在商務的現存資料中，除了蔣的回憶外，找不到任何其他能夠佐證蔡元培曾經擔任過商務編譯所首任所長的資料。蔡元培雖說也參與過商務早期教科書編寫，卻從來沒有入館。查商務編譯所職員名錄，第一個人就是張元濟，并沒有蔡元培，這份名錄是1920年代編輯的，當時張元濟和蔡元培都在世，如果蔡元培真的是商務編譯所職員，該名錄是不會遺漏他的名字的。

另外一個可以佐證的史實是，當時編譯所設在閘北唐家弄（現福建北路天潼路一帶），張元濟初到上海時住在隆慶里，加盟商務后他舉家搬到唐家弄附近，就是為了方便主持編譯所工作。直到1909年閘北發生鼠疫，張元濟才聽從西醫朋友的建議搬離此地。造成這種誤解，主要是蔡元培與張元濟暨商務印書館的關系極其特殊，他們倆互為平生最知己的朋友，有本出色的張元濟傳記中說：如果蔡元培留下一本回憶錄，那么其中感舊篇首先會提到張元濟。反之亦然。因為這一層關系，蔡元培無論在公開場合還是私下場合，從來不把自己當外人，提到商務時常稱“本館”。

澎湃新聞：商務印書館編撰的教科書為何能大獲成功？

周武：商務早期出版物大致可分為四類：教科書、工具書、西學書和期刊。

前面已談到，商務創立之初就開始根據市場的需要印過一些讀物，如《華英字典》《華英初階》《華英進階》《國學文編》《亞洲讀本》《通鑒輯覽》《綱鑒易知錄》等，并取得不錯的效益，但那是零敲碎打、不成規模的。

商務以出版為主業，有計劃、成規模地編譯出版讀物是在編譯所設立之后。那時適逢新政時期，壬寅學制和癸卯學制相繼頒布，新式學堂在全國范圍內次第興建，之后于1905年又停廢科舉，堪稱“教育革命”。新式學堂與以往的私塾、書院不同，采取分年級循序漸進地進行教學，每個年級都需要不同層次的教科書，張元濟率編譯所同仁抓住了這個時代機遇，開始按學制要求編譯適合各年級需要的新式教科書，率先推出《最新國文教科書》。以此為起點，張元濟等人又陸續編成一整套初等、高等小學教科書和教授法，除國文外，還包括修身、格致、筆算、珠算、中國歷史、中外地理、理科、農業、商業等等，共16種78冊，風行全國。

《最新國文教科書（初等小學）》第6冊（商務印書館1904年初版·1908年17版）

1906年，清學部第一次審定初等小學教科書暫用書目，共計102冊，商務版《最新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等54冊入選，占一半以上。當時教科書主要是民間機構主持編寫的，經學部審定的教科書相當于現在的部頒教材，在教科書市場上更有權威性和競爭力。因此，凡經學部審定的教材，出版者都毫無例外地在該教材封面標注“經學部審定”字樣，以區別于其他未經學部審定的教材。

商務版中小學教科書成套編印與風行全國，無論對中國的新式教育還是對商務自身發展而言，都具有極深遠的意義。蔡元培對此書編纂過程及其價值知之甚深，他說：編纂小學教科書“在我國為至新，雖積學能文之士，非其所習，則未易中程式，往往一課之題，數人各試為之，而擇其善者，又經數人之檢閱及訂正，審為無遺憾焉，而后寫定，其預擬而為目，綜合而成編，審慎周詳，無不如是。編輯者之日力，緣是而虛糜者頗巨，不敢吝也。教科書以外，又有教授法參考書，非學生所需，售數遠遜，然亦盡心盡力以為之，以是出版后，大受教育界之歡迎。而同業之有事于教科書者，度不能以粗觕之作與之競，則相率而則效之，于是書肆之風氣，為之一變，而教育界之受其影響者大矣”。商務版教科書適應新式學堂的需要，質量又好，因此出版后供不應求，不斷修訂重印。有一份資料顯示，到1920年代，國文教科書發行達上億冊。就商務自身的發展而言，最新教科書的風行，一舉奠定了它在新書業龍頭老大的地位。

那個時候上海幾乎所有的新式出版機構無不在編印教科書，不少甚至以出版教科書為主業，商務為何能夠獨占鰲頭？我認為，這跟張元濟等人加盟商務的初衷有關。前面已經說過，張元濟加入商務，目的很明確，就是要以扶助教育為己任，為國家謀文化上之建設。早期受邀加入編譯所的杜亞泉、高夢旦、蔣維喬、莊俞等人雖然專攻的術業有所不同，但都有一個共同的愿想，即為國家謀文化上之建設。他們的加入，并不是單純為謀食而來，而是為實現自己的抱負和理想而來。他們集中在一起編纂教科書，每撰一課，都精益求精，要討論到沒有異議才定稿。由于那時國人之間交流沒有統一的普通話，編譯所內南腔北調，講不同的方言，爭論起來常發生小誤會。蔣維喬回憶編譯所編最新教科書時曾特別提及他自己親歷的一個有趣場景說：我編及到某課時，用一“釜”字，而高夢旦必欲改為“鼎”字，我說：“鼎字太古，不普通，不可用?！备哒f：“鼎字乃日常所用之字，何謂不普通？”我說:“鼎字如何是日常所用之字？”高說：“鼎字如何不是日常所用之字？”二人大爭，你來我往，至于聲色俱厲；及后細細分辨，才知道福建話呼“釜”為“鼎”，而不呼為“釜”。于是，相與撫掌大笑。

談到商務版教科書的成功，不能忽視另外一個因素，那就是與日本教科書出版機構“金港堂”的合作，商務從中獲益不少。具體說來，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資金，商務和金港堂各出資5萬元，資本達10萬元，這就為商務解決了早期發展中的資金短缺問題；二是由于與金港堂合作，日本教科書編纂與出版專家小谷重、加藤駒二、長尾槙太郎等人加盟，為商務編印新式教科書提供了豐富而成熟的編纂和出版經驗，確保了商務版教科書的質量；三是近代日本印刷業發展迅速，夏瑞芳此前已并購了日本人在中國辦的“修文書館”，與金港堂合資后，又陸續聘請了一些日本專業的印刷技師，他們為商務帶來了新的印刷技藝，大幅提升了商務的印刷工藝。商務版教科書能夠風行，日本因素功不可沒。

1912年商務印書館在棋盤街（今河南路211號）建造的總發行所新樓

澎湃新聞：除教科書外，商務印書館還出版哪些類型的書籍？

周武：除了教科書，商務亦高度重視其他類型讀物的出版，譬如譯書，在商務早期出版物中就占據極重要的位置。商務創立的年代，正是“莽莽歐風卷亞雨”的轉折時代，尤其是“庚子國變”之后，社會人心與思潮發生急遽變遷，所謂“歐花怒放，亞草咸夷”，已沒有人敢自命守舊。在這種鼓蕩的時潮中，張元濟本人從甲午年間開始即已開始趨新，發憤攻讀英文，后更創辦通藝學堂，講求時務西學。戊戌政變后到上海主持南洋公學譯書院，已開始有組織地編譯和出版西書，他認為“處今日物競熾烈之世，欲求自存，不鑒于古則無以進于文明，不觀于人則無由自知其不足”?！拌b古”與“觀人”可以說是他一輩子一以貫之的文化追求，只不過不同時期各有側重而已，清季肆力所在在于“觀人”，民國以后則更致力于“鑒古”。他加入商務后為商務創設和主持的編輯機構取名為“編譯所”，顯然寄托著把世界引入中國的“觀人”思想。正是基于“觀人”的思想和實踐，他與嚴復結為至交。

嚴復是晚清公認的“西學第一人”，他翻譯的西學名著八種先后皆歸商務出版，他本人晚年生計主要就是靠稿酬、版稅收入和在商務的股份收益維持。嚴復對商務的貢獻遠不止于此，他還是張元濟主持西書翻譯出版最重要的顧問，現存他們之間的往來書信中，不少是張元濟向嚴復請教譯書方面的問題，以及嚴復的回復。嚴復還為商務介紹了不少重要譯者，如伍光建，就是他介紹給張元濟，并成為早期商務的一個重要作者與譯者。伍光建是嚴復門生，有意思的是，伍光建還是張元濟居唐家弄時期的鄰居，嚴復在上海的洋式樓房亦在唐家弄東南不遠處，時相往返，關系親密。還有林紓，他為商務譯書，一般都認為是因為高夢旦的關系，其實，在高夢旦加入商務編譯所之前，林紓就已在商務出版譯作《伊索寓言》。林紓成為商務的譯者，最初更有可能是出自嚴復的引薦。嚴復與林紓既是同鄉又是摯友，關系非同尋常，此后林譯小說百數十種悉歸商務出版，一時洛陽紙貴，不脛而走。譯才并世數嚴林，嚴譯名著和林譯小說幾乎悉數歸商務出版，這無疑奠定了商務在譯書出版方面無與爭鋒的重鎮地位。辦出版，說到底就是找作者，而找作者需要人脈。我以為，張元濟和商務印書館最厲害的一點，就是不惜代價找作者，把全國最頂尖的作者悉數團結在自己的周圍，與他們精誠合作，形成互利共贏的最強大的作者群。正是依靠這個龐大的作者群，商務作為全國第一家的地位無人可以撼動。

教科書和譯書之外，商務在辭書出版方面亦有極重要的建樹。早在創立之初，商務就曾于1899年和1901年相繼推出《華英字典》（Commercial Press’ Englishand Chinese Dictionary）和《商務書館華英音韻字典集成》。前者出版后，“幾于人置一函”；后者由謝洪賚據英國布羅存德本和納韜爾本詞典編譯。1903年商務編譯所設立后，更致力于網羅辭書人才，斥巨資編纂、出版各類權威工具書，如《新字典》《辭源》《中國人名大辭典》《中國地名大辭典》，以及《植物學大辭典》《動物學大辭典》等自然科學專業學科辭典。清末民初是知識大爆炸的時代，這些辭書和工具書的編纂與出版，將各種新舊知識進行權威分類與釋義，便于讀者系統準確了解相關知識，特別是如潮般涌來的西學知識，在清末民初廣受歡迎，商務因此而成為權威辭書的生產基地。

商務出版發行的刊物在商務出版物中亦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商務先后創辦的期刊雜志即有20來種，加上各地學術機構或社團委托商務印刷發行的期刊，超過30種，在中國知識界和文化教育界有著廣泛的影響。

其中“討論時政、闡明學術者，則有《東方雜志》；研究教育以促進步者，則有《教育雜志》；謀國內學生界交換知識，互通聲氣者，則有《學生雜志》；謀求增進少年及兒童普通知識者，則有《少年》雜志，《兒童世界》及《兒童畫報》等；討論婦女問題者，則有《婦女雜志》；謀促進學生英語知識者，則有《英語周刊》，研究中外文學者，則有《小說月報》；研究中國自然物及自然現象者，則有《自然界》雜志，無不內容豐富，材料新穎，見稱于讀者”。上述十種雜志后來被譽為商務“十大期刊”。清末民初的期刊大多旋起旋滅，而商務創辦的期刊因依托商務這個穩固的后盾，持續時間長，影響大，同時它們又以各自鮮明特色和影響力壯大商務的聲勢。

《東方雜志》

商務十大期刊中，除《自然界》（1926年創刊，1932年停刊）和《英語周刊》（1929年創刊，1937年?？┚S持時間較短外，其他雜志均持續發刊15年以上，《婦女雜志》和《兒童畫報》16年（前者1915年創刊、1931年停刊；后者1922年創刊、1938年?？秾W生雜志》17年（1914—1931），《兒童世界》19年（1922—1941），《少年雜志》20年（1911—1931），《小說月報》21年（1910—1931），《教育雜志》和《東方雜志》刊齡最長，前者39年（1909—1948），后者44年（1904—1948）。這些期刊在當年各自領域里都是具有引領性并廣受歡迎的頂尖雜志，《東方雜志》和《教育雜志》更被譽為“雜志界的重鎮”。

商務的出版物是非常多元的，而且量大面廣，美國學者白魯恂指出，抗戰爆發前夕，商務印書館一年的圖書發行數量即相當于整個美國出版業的發行總量。當年商務的圖書生產和銷售能力于此可見一斑。當然，商務的重要性并不僅僅體現于它龐大的出版總量上，更在于它在教科書、辭書、漢譯名著、期刊等幾乎所有類型的出版物中，皆占據著當時中國最前沿、最權威的位置，它以源源不斷的優質出版物重塑了中國幾代人的知識結構和精神世界。從這個意義上，張元濟以編譯書報提攜更多國民的初衷可以說在商務基本實現了。

澎湃新聞：商務印書館是怎樣建立起龐大的發行網絡的？

周武：當年的出版概念跟現在很不一樣，是集編譯、印刷、發行于一體的，發行是其中非常關鍵的一環。商務自創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視發行，1899年即在交通路、對馬路路口曹素功的原址，開設滄海山房，同時聘用俞志賢、呂子泉、沈知方專門負責發行，他們都是“老書坊杰出人才”，極富推銷能力。1902年商務在棋盤街設立發行所，開始致力于構建以上海為中心的全國性發行網絡。1903年漢口分館率先開館，1905年斥資在北京虎坊橋設立京華印書局，1906年北平分館、天津分館、沈陽分館、福州分館、開封分館、潮州分館、安慶支館相繼設立。據莊俞《三十五年來之商務印書館》統計，截止1928年，商務已在全國各大中型城市及東南亞設立的分館、支館、分廠、分店，共計40家，其中香港分館和新加坡分館負責對海外發行，京華印書局則可單獨印刷、出版書刊。其實，這個統計并不完整。查《商務印書館董事會議錄》和《商務印書館股東會議錄》可知，到1912年，已在全國各大中型城市設立分館21家。

商務印書館漢口分館

此后因中華書局的強勢崛起，與商務印書館展開全面而激烈的競爭，商務在全國各地增設分館的步伐明顯加快。1913年增設吉林、貴州、南京、蘭溪4家分館，又在云南、香港、澳門與當地同業合資創辦3家分館，一年之內即添設7家分館；1914年增設衡州、梧州、廈門、哈爾濱、長春5家分館；1915年又添設九江、袁州、東昌、常德、寶慶、汕頭、武昌、蚌埠、洛陽、韶州、湖州等11家分館；1916年添設新加坡、瀘州、達縣、石家莊、張家口等5家分館，停辦因營業未見進步的佛山、袁州、蚌埠、澳門等4家分館，分館總數已達45家。此后，隨著時局變遷和各分支館營業進退，時有增刪裁并，但大體維持在40家上下。

分支館之外，商務還設有千余個銷售網點，不僅遍布中國、東亞，南洋，以及日據時期的臺灣也有它的銷售網點。此外，近代郵政體系建立后，商務還依托這個體系，辦理郵購業務，館內設有一個征集了十萬訂戶的“通訊現購處”。商務正是借助這樣一個無遠弗屆的網絡，把自己的出版物源源不斷地推到全國乃至世界各地的讀者面前，供他們選擇、購買、閱讀。

因為這個網絡的存在，許多世界知名出版公司均委托商務代理它們在中國的業務，民國成立前商務就已成為美國三家知名出版社中的兩家和英國五家出版社在中國的代理商。這個網絡還曾幫助商務度過許多危機，特別是“一?二八”事變，商務總館被夷為平地，實際上就是通過擴充北京分館、京華印書局和香港分館的生產能力，來滿足圖書市場對商務版圖書的需求。如果沒有此前在全國范圍內乃至跨區域的網絡布局，商務要度過這樣的滅頂之災是非常困難的。可以說，商務的成功，至少有一半要歸功于它精心構建的這個網絡。其實，不僅商務，上海的優勢地位也是靠這樣一個不斷延伸與拓展的龐大網絡支撐起來的。沒有這個網絡，就沒有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