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記者喬什·格斯坦（Josh Gerstein）在美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上公布了一份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未決案件的意見草案副本，稱大法官阿利托（Samuel Alito）在其起草的多數意見書中與保守派大法官托馬斯（Clarence Thomas）以及美國前總統特朗普任命的三位大法官——戈薩奇（Neil Gorsuch）、卡瓦諾（Brett Kavanaugh）、巴雷特（Amy Barrett）一起湊夠了五票推翻“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以下簡稱“羅伊案”）所確立的婦女擁有墮胎權的憲法權利。這個未決案件意見草案的起因是，密西西比州出臺了一部非常嚴苛的禁止墮胎法案（孕周15周以后不許墮胎），該法案被第五巡回區上訴法院判定違反了“羅伊案”確立的先例。最終這個判決被繼續上訴到最高法院，去年年底最高法院庭審了此案。

如果上述意見草案果真成為最高法院的最終判決，那么近五十年來，最高法院最重要的判例——“羅伊案”的判例將被推翻。美國政治新聞網把這一可能的判決稱為美國政治上的“911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歷史上從未發生過判決意見草案被提前泄漏的事件。格斯坦的報道在美國政壇掀起滔天巨浪。除美國總統拜登5月3日早些時候公開回應此事件外，參議院兩黨領袖也在當天分別就此事發聲。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民主黨人舒默（Chuck Schumer）表示，最高法院推翻“羅伊案”將成為“現代歷史上最糟糕、最具破壞性的決定之一”。與此同時，參議院少數黨領袖共和黨人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則在聲明中針鋒相對地說，最高法院意見草案泄漏是“令人震驚的違規行為和對最高法院獨立性的攻擊”。他認為“泄密事件”是民主黨向最高法院施加壓力，試圖破壞美國司法系統的獨立性。

同時，民眾對此消息的反應也涇渭分明，保守派歡欣鼓舞，奔走相告，而自由派群體呆若木雞，反應過來后很多人立即前往最高法院大樓，在法院門口示威游行。

墮胎權在美國的爭議和確立

從人類社會的整個歷史來看，由于醫療水平有限，嬰兒的高死亡率導致正常家庭很少有墮胎需求。女性是否擁有墮胎權利也很少會成為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在以硬實力為基礎的社會中，人口是一國稅基的基礎，軍隊兵力的來源，人口是把自然資源轉化為硬實力的工具，所以墮胎通常不被鼓勵。然而隨著社會發展，當人類社會從硬實力競爭轉化為以經濟制度、社會政治體制、社會文化為核心的軟實力競爭時，人口多寡不再是一個國家強盛的主要標志，特別當男女平等成為眾人接受的準則時，婦女的墮胎權問題逐漸浮現出來。

在普通法體系國家，胎動原則一直是決定是否可以進行墮胎的根據。通常在懷孕18周前，墮胎并不違法，羅馬教廷也認可18周前的墮胎不是一種罪過。1821年，康涅狄格州在美國首先實施了一項法案，該法規定胎動以后墮胎為非法。到1840年得克薩斯州通過類似法律時，美國已共有8個州通過相關法令。直到十九世紀末，胎動原則一直是北美英屬殖民地和后來的美國的墮胎原則。

在十九世紀末，美國新生兒出生率不到十九世紀初的一半，出生率急劇下降。與此同時，羅馬天主教教廷也修改了教義，認為墮胎是扼殺生命。社會生育率下降和羅馬教廷對墮胎態度的轉變促使美國大多數州不再以胎動作為劃分墮胎合法與非法的標準，開始立法，規定除非是為了拯救或保護母親生命，否則墮胎非法。當時，美國州政府對反墮胎甚至是禁止避孕的立法并沒有在美國人民中引起廣泛爭議，究其原因，勞動力人口短缺一直是困擾美國的問題。

隨著美國社會的發展，特別是二十世紀初的進步運動后，工業化與城市化催生了越來越多適合婦女的粉領、白領工作。一戰中，由于成年青壯年男子服役所造成的勞動力短缺，廣大婦女走上了工作崗位，同時婦女于1920年獲得投票權，政治地位上升。家庭責任與工作愿望、經濟獨立的沖突隨即加劇。

二戰后，隨著美國經濟巨大發展，尤其是第三產業的發展，婦女在服務行業就業人數激增，這一切給傳統的婦女角色帶來了巨大沖擊。汽車的普及、男女交往方式的變革，避孕藥具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普及，女權運動興起以及隨后興起的“性革命”運動使未婚先孕數量不斷增加，婦女越來越感到禁止墮胎法律給她們帶來的壓力。與此同時，美國婦女中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數大幅增長。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婦女思想開放，敢于向傳統觀念挑戰且具有一定的組織能力。同時，醫學的進步使墮胎不再是一種危險的選擇，而是一種簡單的門診手術。以上種種，最終使得婦女走上法庭爭取墮胎權利。

因應變化的經濟社會形勢，一些州政府也在法律上做了一些改變。但是許多州仍然維持著古老的禁止墮胎和避孕措施的法律。1969年，得克薩斯州的一位母親諾瑪·麥科威（Norma McCorvey）懷上了自己第三個孩子，由于個人原因，她想要墮胎。但是得州法律明令禁止墮胎，除非出于挽救母親生命的目的。這名母親化名簡·羅伊（Jane Roe），由她的代表律師替她在美國聯邦法院，對地方檢察官亨利·韋德（Henry Wade）提起訴訟，指控得克薩斯州的禁止墮胎法律違憲，這就是著名的“羅伊訴韋德案”。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

1973年，在此案7:2的法庭意見書中，布萊克門大法官指出: “憲法并不保護胎兒的生命權，自由墮胎是隱私權的重要部分，除非涉及重大的社會公益，否則州政府不得加以干涉。”同時布萊克門大法官把婦女孕期分為三個階段，確定了最初三個月婦女有充分自由來決定是否墮胎，中間三個月，州政府雖然可以做一定管理，但僅限于規范墮胎程序。只有在懷孕的最后三個月，由于胎兒已基本發育成熟，有了“生存能力”，而且此時墮胎會給孕婦帶來很大的風險，此時州政府禁止墮胎才有邏輯和生物學上的合理性。

該案的判決是美國最高法院的一項里程碑式判決，最高法院在該判決中裁定，美國憲法保護孕婦選擇墮胎的自由，而不受政府的過度限制。從此婦女的墮胎權確立。

墮胎權的“節節敗退”與反墮胎的“曙光”

最高法院的判決并沒有平息爭議。在“羅伊案”判決后，“全國生命權利委員會”、“天主教全國主教會議”等反墮胎組織相繼成立。反墮胎組織游說聯邦和州立法機構，爭取在“羅伊案”判決的框架內立法限制墮胎或給墮胎設置一定障礙，以期使墮胎過程變得費錢、費時、費力，令婦女對墮胎望而卻步。

現在美國大多數州法律都要求婦女在墮胎前需進行超聲波檢查，向醫生咨詢并作證自愿墮胎，未成年少女需監護人同意或法官許可，并一般有24小時的等待期。同時，極端反墮胎人士糾纏騷擾前來墮胎的婦女，有些采用暴力手段恐嚇，甚至謀殺醫生，迫使醫生不愿從事墮胎醫療活動，結果是開展墮胎的執業醫生與診所數量不斷下降。

反墮胎群體同時也在社會上造勢。里根革命后，保守派反墮胎團體逐漸興起。杰里·福爾威牧師建立道德多數組織，其政治日程之一就是反對墮胎合法化。福音派牧師比利·格雷厄姆通過電臺與電視臺，采用巡回布道的方式吸引了數以千萬計的反墮胎支持者。新右派或宗教右派知識分子也開始崛起，威廉·巴內特的《反墮胎的美德》一書成為了1993年的暢銷書。反墮胎的脫口秀電臺主持人拉什·林堡每周至少吸引了1500萬聽眾。福克斯電視臺的當紅主持西恩·漢尼鐵也是位著名的反墮胎派人士，他通過主持電視、電臺節目，每周至少吸引1400萬聽眾與觀眾。正如時代周刊文章指出，支持婦女擁有墮胎權的人士在“羅伊案”中贏得了劃時代的勝利，但自此以后卻節節敗退。

反墮胎保守主義者在輿論上造勢的同時，也清楚意識到，只有把有反墮胎意識傾向的法官送入最高法院，他們才最終能獲得勝利。而50多年來，共和黨總統比民主黨總統獲得了更多任命大法官的機會。民主黨自約翰遜總統1967年提名馬歇爾和卡特總統提名斯蒂文斯為大法官后，一直到克林頓才擁有任命大法官的機會。而共和黨這邊，里根提名了林奎斯特、奧康納、安東尼·斯卡利亞、安東尼·肯尼迪四名大法官；老布什總統提名了蘇特、克拉倫斯·托馬斯兩名大法官。從投票記錄來看，除蘇特、奧康納略偏自由派外，其余大法官都是中偏右，甚至是極右派。

“羅伊案”確立的墮胎權益在1992年東南賓夕法尼亞計生服務訴凱西案（Planned Parenthood of Southeastern Pennsylvania v. Casey，以下簡稱“凱西案”）中受到嚴重挑戰。賓夕法尼亞州1989年通過一項法案規定，任何婦女在聯系相關診所后，一定要經過24小時的等待期才可實施手術，在此期間必須聽取一切關于胎兒發育與墮胎代替性措施的講座，并取得書面證明，未成年人若想墮胎，必須征得父母一方（或者一名法官的同意），已婚女性則必須通知配偶。

在“凱西案”中，大法官林奎斯特、懷特、斯卡利亞、托馬斯想要推翻“羅伊案”，自由派法官布萊克門、斯蒂文斯和蘇特只有3票，所以最終結果掌握在兩個中間派法官奧康納和肯尼迪手中。而奧康納大法官對賓州法案中通知配偶的條款十分反感，認為該條款把父權主義和男性主義都發揮到了極致。肯尼迪法官的立場變化極具戲劇性，因為從最高法院的投票記錄來看，他照理應該支持推翻“羅伊案”。在“凱西案”中，奧康納和肯尼迪這關鍵的兩票保全了“羅伊案”。從“羅伊案”的7:2到“凱西案”的5:4，可以說反墮胎運動人士在對最高法院的法官構成及其判決施加影響上十分成功，他們看到了成功曙光。

從墮胎權看美國社會的撕裂

“羅伊案”判決所處的歷史時代，恰好是美國經濟由凱恩斯主義經濟主導模式向新自由主義經濟主導模式的轉換期。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美國經濟進入滯漲時期，國家積極干預經濟模式受到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挑戰。里根總統執政后，由于民主黨左派在經濟政策上除了提出傳統的增加福利支出，提高對富人的累進稅率外乏善可陳。同時在全球化影響下，美國傳統制造業逐步走向沒落，傳統產業的中產階級群體不斷萎縮，傳統上代表農村以及城市普通勞工群體的民主黨逐步失去其在經濟上的階級屬性，無法抵擋新自由主義的經濟主張，逐步演變為代表少數裔文化的政黨，從此美國政治進入福山所說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模式。美國社會不再是傳統的大政府支持者與小政府倡導者之間的撕裂，不再是經濟左派與經濟右派之間的撕裂，而是進入文化觀念領域的撕裂，開始進入城市精英支持全球化觀念與城郊工人倡導民粹思想的撕裂，多元文化主義的倡導者與反對者之間撕裂。這種撕裂最直接地體現為在婦女墮胎權問題上的對立。是否反墮胎成為美國兩黨最典型的標志，反墮胎也成為各保守派分支聯合起來的粘合劑。各保守派不遺余力地試圖推翻“羅伊案”的判決。

2016年2月大法官斯卡利亞突然過世，本來給時任總統奧巴馬提供了一個任命自由派法官的機會，但是在參議院占多數的共和黨以大選年為由，拒絕組織參議院聽證會，特朗普當選以后，隨即任命保守派戈薩奇出任大法官，并順利通過參議院聽證會。安東尼·肯尼迪退休以及金斯伯格（Ruth Ginsburg）大法官去世，給了特朗普再次任命兩位大法官的機會。特朗普為了討支持者歡心，提名兩位保守派卡瓦諾與巴雷特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美國社會的撕裂不但滲透到了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與聽證上，而且也使號稱司法獨立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們在判決投票上表現出明顯的黨派傾向。

從這次泄漏的最高法院意見草案來看，民主黨總統提名的大法官都表現出支持民主黨的政策主張，反對推翻“羅伊案”判決。共和黨總統提名的法官除羅伯茨（John Roberts）大法官投票傾向不確定外，其他都支持推翻“羅伊案”。而羅伯茨法官的立場搖擺并不是出于其試圖擺脫其所持的黨派偏見，而是作為首席大法官還試圖給法院權威蓋上一層遮羞布。

最高法院法官們按黨派投票的做法，嚴重破壞了所謂的司法獨立，使判決不再是一種法律意義上的判決，而是一種政治色彩濃厚的裁定，使憲法成為黨爭工具。最高法院的判決本應由于其脫離黨派爭端的公正性從而起到彌合社會撕裂的作用，現在卻成為了加劇民眾撕裂，激起社會矛盾的源頭之一。難怪美國民眾悲嘆，下一次最高法院是否該判決同性婚姻違憲了，美國社會是否應要走回頭路了。

（朱洪達，博士，上海理工大學外語學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