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初學拍照的人來說，使用布朗尼相機是很有益的練習，就像1960年代流行的8mm家庭攝影機訓練出了許多電影導演，使他們有機會將青少年時代的愛好轉變成職業。但布列松并不是這樣被訓練出來的。他和從中東歐來巴黎的安德烈·科特茲和布拉塞一樣，主要是吸收了超現實主義藝術的營養，并且年紀輕輕就和那些在法國從事藝術的美國富家子弟建立了親密聯系。這批人后來成了美國文藝的重要贊助人，同時致力于引進歐洲藝術——當然是他們認為最新潮的現代藝術。布列松不僅是這幫人引介到美國的，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他們培養起來的。正是這些“美國朋友”，向布列松推薦了——當然——尤金·阿杰和科特茲的作品。

這聽起來有點奇怪。布列松作為法國人，接觸到尤金·阿杰和科特茲，竟然需要以巴黎的美國僑民藝術圈為中介。但據布爾迪厄對藝術風格及其社會功能所做的解說，風格在任何時代都是階層和身份認同的邊界。在布列松那個外省工業資產階級家族里，有幾個愛好乃至從事藝術活動的子弟，并不算稀奇事。布列松的曾祖父、祖父和父親都是業余畫家，布列松本來極有可能跟隨叔叔路易學畫，但路易1915年死于“一戰”。布列松幾次未能通過高中畢業會考，于是選擇在巴黎一家畫室注冊入學，想成為畫家。他的選擇得到了家族支持，而他要進的畫室和主持畫室的教授，都反映了支持者注重實際的正統口味，在各種意義上都遠離他后來親近的那些藝術家，不管是畢加索，還是馬蒂斯和米羅，特別是杜尚，以及有名和無名的超現實主義者。超現實主義者中不少人積極參加左翼政治活動（“二戰”前在巴黎出版的許多雜志和法共有關），后來也把布列松也卷入其中。但布列松在畫室和超現實主義者之間搖擺過一段時期。正是在這個一切未定的時期，布列松以一種突然而浪漫的方式進入了法國的美僑藝術圈，置身于與此前人生經驗差異很大的社交網絡。1931年，這個建立在激進藝術觀念和開放式兩性關系上的社交網絡，因為一個節點人物（J. P. 摩根家族的一位成員）自殺而崩塌。于是布列松退出畫室，去了非洲。

這是殖民地成長小說中相當經典的情節模式：工業資產階級的子弟在紙醉金迷的巴黎感到人生空虛，于是買一張船票，去充滿異域風情的非洲尋找自我；他將在那里經歷熱病，和其他一些改變價值觀念的事情，然后帶著全新的視野和決心回到歐洲。從布列松保存下來的一些照片看，這種情節模式之所以出現，也不算空穴來風。總之，1932年當布列松回到法國時，已經渡過精神危機，以戲劇化的方式成年了。布列松告訴父親，自己將成為攝影師，而不是畫家。這在他那里大概就算離經叛道之舉了。

幾乎是在不知不覺間，安德烈·科特茲的觀察方式經布列松發展后變得極為徹底，并且揉合了另一位攝影師芒卡西的經驗。芒卡西是體育運動攝影的先驅人物，從兩個方面啟發了布列松。首先，如果相機可以在1/125秒甚至更短時間內釋放快門并完成曝光，運動就可以分解成若干個瞬間，從而帶來肉眼平時看不見的視覺體驗；其次，運動中的人體不但內含情緒上的戲劇性，也是一種有效的構圖元素。要掌握這些當然需要一些特殊技巧。這種技巧后來成了布列松個人風格的基礎特征。

風格，借用安東尼·吉登斯的話說，是行動者通過反思性的自我監控，在差異中尋找一致的過程。風格既是一個具身性事件，也是一個反身性事件。前者涉及行動者身體與物質的互動（此即攝影的具身性），后者涉及行動者在情境中的策略選擇（此即攝影的反身性），具體到攝影師，他們需要面對不斷變化的情境，同時有一種區別于其他人的沖動。情境變化往往迫使行動者發展出多樣的應對策略，但是當他意識到這樣做會使自己失去獨特性，有些人會傾向于用同一種策略應對不同情境，并愿意為此付出代價（在這里，也就是拍攝時機和發表機會）。職業新聞攝影的困境正在于此。因為新聞機構傾向于用同一套標準看待所有人的照片，并總是將照片納入模式化的新聞敘事。這抵消了攝影師追求差異的努力。

布列松和新聞界的密切關系持續了將近20年之久，雙方既有合作，也有沖突。沖突導致他和卡帕（Robert Capa）等人創辦了馬格南圖片社（Magnum Photo Press），但合作始終是主要的。布列松的才華和好運氣帶來持久成功，浪漫主義的性格和藝術觀念則使他成了新聞業典范。為了不被過深地納入新聞業僵化的敘事程式，布列松做過一些努力（尤其是在他所珍視的構圖問題上），但諷刺的是，他的風格依然被新聞業所吸收，變成了“二戰”后媒體視覺敘事的主流程式之一。

1952年，布列松出版了《決定性瞬間》（和晚幾年出版的《紐約》和《美國人》一樣，《決定性瞬間》也是先在法國出版，然后才在美國或其他地方獲得更廣泛承認）。對他個人和攝影史而言，這本影集都是里程碑。攝影并不必然呈現為圖書，但攝影師卻需要在展覽、報紙和雜志之外找到一種媒介，來集中展示自己與別人的差異。為了呈現差異，必須突出照片的共同特征，因此，挑選照片，尋找并解釋它們之間的一致，就成了一項專業工作。在法國攝影界，這項工作很長時間是由布列松的出版商承擔的。這些因緣際會的事件強化了布列松的地位，使他在1950年代初就成了被追隨和被挑戰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