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處暴風雨肆虐的天空下，看到斑駁樹冠的投影、清澈湖泊的倒影，直面火山噴發時令人敬畏的景象時，藝術家將如何表達與自然相遇時轉瞬即逝的感動？

5月3日起，英國劍橋菲茨威廉博物館推出“真實的自然:‘歐洲露天繪畫，1780-1870’”，展覽將繪畫藝術與氣象學、博物學等學科關聯，探索18世紀藝術家如何在露天寫生中捕捉光線和戲劇氣氛，引導觀眾一同尋求和揭示風景背后的科學。

歐仁·迪康（Eugène Decan），《戶外作畫的卡米爾·柯羅》，30.7x40cm，1874年，劍橋菲茨威廉博物館藏

戶外寫生通常與巴比松畫派和印象派相提并論，更是藝術家訓練的核心。18世紀晚期，隨著科學、哲學著作和浪漫主義的興起，推動了大眾對自然的熱愛。歐洲各地藝術家以畫筆在自然中實踐，磨練技巧，記錄瞬間的光影。他們不拘泥細枝末節，在紙上用薄油或水彩快速勾勒，以捕捉風景的本質。

有時，藝術家會將寫生草圖稍作加工成為作品，或將其作為宏大創作的一部分。但大多數草圖會被保留在工作室中，鮮有出售或公開展示。

德加，《圣埃爾莫城堡》，1856年，20×27cm，劍橋菲茨威廉博物館藏

英國劍橋菲茨威廉博物館“真實的自然：歐洲露天繪畫，1780-1870”展出了大約100幅作品，它們來自本館館藏、華盛頓國家美術館和巴黎菲茨盧格特基金會，以及重要的私人收藏。

便攜性對戶外寫生是最重要的，所以展覽的大部分作品是紙本的，尺寸也不大。正如朱爾斯·科尼特（Jules Coignet）1837的作品《與畫家同看波森》（View of Bozen With a Painter）所描繪的那樣，藝術家帶著輕便顏料盒、折疊畫架、露營凳，以及遮陽擋雨的傘，以便面對風景隨時動筆。

朱爾斯·科尼特，《與畫家同看波森》，1837年，31x39cm，華盛頓國家美術館藏

展覽根據風景類別——“樹”“巖石、石窟、洞穴”“天空和大氣影響”“羅馬和坎帕尼亞”等排布，作品體現了藝術家對自然的迷戀，而這些自然現象還激發了海頓的清唱劇《四季》、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曲》和舒伯特、李斯特、瓦格納等同時代音樂家的作品。

約翰·康斯特布爾，《云研究：暴風雨的日落》，1821-1822，20.3x27.3cm，華盛頓國家美術館藏

并不被認為是風景畫家的讓·奧諾雷·弗拉戈納爾（Jean-Honoré Fragonard）、卡米耶·柯羅（Camille Corot），以及泰奧多爾·盧梭（Théodore Rousseau）、透納（J.M.W. Turner）等風景畫家不被人熟知的作品均在展覽之列。比如，弗拉戈納爾《日落山景》（Mountain Landscape at Sunset，約1765年）依托于英國畫家兼業余氣象學家康斯特布爾，以及安東·斯明克·皮托洛（Anton Sminck Pitloo）和約翰·雅各布·弗雷（Johann Jakob Frey）等畫家有關云朵研究的作品。透納早期作品《山毛櫸林中坐著的吉普賽人》和《山毛櫸林中圍著營火的吉普賽人》中幽暗的樹木紋理讓人想起哥特式的舞臺設計。

弗拉戈納爾，《日落山景》，約1765年，21.5x32.8cm，華盛頓國家美術館藏

展覽中也有一些讓人驚喜的作品。英國拉斐爾前派畫家威廉·霍爾曼·亨特（William Holman Hunt）在他令人難忘《切爾西的泰晤士河，夜晚》（The Thames at Chelsea, Evening，1853年)中運用了松散的筆觸和黑色調色板，這種畫法與亨特慣用的豐富色彩和超自然的精確度相去甚遠，讓人想到了小他幾歲的美國畫家惠斯勒。同樣，盡管法國象征主義畫家奧迪隆·雷東（Odilon Redon）試圖在《布列塔尼海岸的村莊》（Village on the Coast of Brittany）中捕捉一種荒涼感，但畫中優美的自然主義與他想表達的寂寥意象截然不同。

威廉·霍爾曼·亨特，《切爾西的泰晤士河，夜晚》，1853年，15.2×20.3cm，劍橋菲茨威廉博物館藏

奧迪隆·雷東，《布列塔尼海岸的村莊》，1880年，21.1×36.3cm，巴黎菲茨盧格特基金會藏

但無論從哪個角度評判，展出的作品都是漂亮。它們捕捉了日光賦予大自然（天空和云彩、山脈、田野和森林、洶涌的海浪、起泡的瀑布）轉瞬即逝的影響，以及斑駁陽光下的涼棚、屋頂——這些作品不僅描繪了風景本身，也經常作為敘事和風俗畫的背景出現。其中有一組描繪火山的作品（如維蘇威火山、斯特龍博利火山），無論它們處于休眠、冒著蒸汽，還是如地獄般噴發，都令畫家著迷。

讓-查爾斯·雷蒙德，《1842年8月30日斯特龍博利火山的爆發》，1842 年，27×37cm，私人藏

展覽作品跨越了90年，不同時代的作品可見藝術風格的變化。阿奇勒-埃特納·米哈倫（Achille-Etna Michallon）1816年的《橡樹與蘆葦》繪就了一個浪漫的悲?。阂粋€在自然面前微小的人物目睹著被風暴摧毀的橡樹，他痛苦地舉起雙手，發出危險的警告。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羅莎·邦赫（Rosa Bonheur，1822-1899 年）在《迷霧景觀》（Misty Landscape）中以一排樹木映襯著灰暗的天空，呈現出水墨畫一般的寧靜冥想。

羅莎·邦赫，《迷霧景觀》

在這場展覽傳遞出直面風景的感動，作品也帶著觀眾去往一個已經不復存在的、不再受到威脅的世界——畫家們坦率而快樂地記錄著自然的榮耀。

關于展覽作品的跨學科研究：

克勞德·洛蘭：《甘道夫城堡俯瞰阿爾巴諾湖的景色》

克勞德·洛蘭，《甘道夫城堡俯瞰阿爾巴諾湖的景色》

克勞德·洛蘭 （Claude Lorrain）陽光充盈的風景畫對18和19世紀的戶外寫生產生了巨大影響。他出生于法國，大部分時間在意大利度過，經常在羅馬附近的鄉村作畫。為了讓自己“深入”大自然，他“天亮之前就躺在田野中，以便準確地觀察早晨的天空和日出日落的微妙色彩?！?/p>

這件《甘道夫城堡俯瞰阿爾巴諾湖的景色》是克勞德·洛蘭在工作室中完成的，但注入了他野外觀察所得的柔和、朦朧的光線和色彩效果。與他一樣，此次展覽中畫家們將露天寫生作為參考資料，幫助他們在創作中注入一定程度的自然主義，他們的研究也成為觀察、記憶和感受的寶庫?！?strong>簡·門羅（Jane Munro，劍橋菲茨威廉博物館），此次展覽聯合策展人

路易斯·杜普雷（Louis Dupré）《羅馬圣三一堂景觀》&安德烈·吉魯（André Giroux）《雪后的圣三一堂》

路易斯·杜普雷，《羅馬圣三一堂景觀》

安德烈·吉魯，《雪后的圣三一堂》

兩位年輕的法國藝術家住在美第奇別墅，這是羅馬法蘭西學院所在地，培養著極具藝術天賦的學生。

兩位藝術家都從別墅一側的窗戶（也許是他們臥室）望向圣三一堂。杜普雷在盛夏的陽光下描繪了窗外風景，而吉魯則在薄雪覆蓋下描繪了同一場景。下雪在羅馬是罕見的，想來藝術家醒來時看見難得的雪景，懷著極大的興奮，在雪融之前趕緊以畫筆記錄。——瑪麗·莫頓（Mary Morton，華盛頓國家美術館），此次展覽聯合策展人

約翰·康斯特布爾關于云的研究

我坐在折疊凳上，用膝蓋上的顏料盒蓋調色，勾勒面前的云彩。這就是約翰·康斯特布爾在1820年代反復面對天空的方式——他稱之為“skying”。 正如康斯特布爾所做的——在紙上預先涂上一層顏色，有助于快速繪制草圖，以跟上移動的云。然而，捕捉光和云的色彩在靜態、二維空間上是困難的，這讓我更加欣賞康斯特布爾等藝術家從自然中畫出云景的技巧。——Rowan Frame（藝術家）

約翰·康斯特布爾，天空研究

我看著這些云，聯想到天空和沼澤中倒影，仿佛回到了世紀之交的夏天。那時我和生態學家尼克·戴維斯（Nick Davies）在威肯沼澤（Wicken Fen）工作，在那里我們能聽到葦鶯的啁啾、布谷鳥的啼鳴，能聞到潮濕泥土的氣息。我們研究了杜鵑幼鳥的行為，想弄清楚鳥巢中的杜鵑幼鳥是如何獲得葦鶯的照顧。戴維斯找到了葦鶯的巢，我的工作是記錄和錄制的幼鳥叫聲。我們躲在蘆葦叢里，一坐就是幾個小時，一個人觀察鳥巢，計算大鳥喂食次數，另一個做記錄，并專注地觀察天空是否有下雨的跡象。——劍橋大學動物博物館館長 麗貝卡·基爾納（Rebecca Kilner）

透納：《山毛櫸林中坐著的吉普賽人》&《山毛櫸林中圍著營火的吉普賽人》

 透納，《山毛櫸林中坐著的吉普賽人》

透納：《山毛櫸林中圍著營火的吉普賽人》

它描繪了人與自然的關系。

樹冠提供了一種保護，人類在抬頭仰望中迷失自我。樹根向下延伸，這是一種難以置信的力量和力量。

我意識到人類是多么需要樹木——樹木是我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當看到樹木倒下，我們會感到悲傷，如果沒有它們，我們會在哪里?

我敬畏環境，樹木像是一個起點、也是一個路標。樹木可以在任何環境中扎根、生長，個人帶來無限的希望。我看到了樹木威嚴和能量，我們共同生活在地球上。——菲茨威廉姆博物館“健康年齡”計劃的參與者

注：本文編譯自《華爾街日報》勞倫斯·謝勒的展覽評論《自發創作》和劍橋菲茨威廉博物館網站，展覽將持續至少8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