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日，被譽為“一部活的中國文物保護史”的謝辰生先生辭世，享年100周歲。他早在上世紀50年代便在鄭振鐸領導下參與并見證了國寶級文物如《中秋帖》《伯遠帖》《瀟湘圖》等的搶救回流。謝辰生是《國務院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1961）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1982）的主要執筆人。

《澎湃新聞·古代藝術》特刊文紀念謝老。

謝辰生先生小像，“中國文物界最硬的骨頭”    顧村言 圖

張囤生：懷想謝老

2022年5月2日上午7時許，友微信：“謝老今早走了，心臟衰竭。”盡管早有預料，心還是一驚，謝辰生，1922年生，100歲，離開了他衷情一生的中國文物保護事業。

有一種說法，或者從某種角度來講：謝老是一生只做了一件事的人，這件事就是為中國的文物保護事業不屈不撓努力奮斗。清楚記得多年前，孫家正部長在一次會上，說起文物系統一些老人（謝辰生等）對待文物保護的認真態度，用了“執拗”一詞。我在文物出版、新聞宣傳部門33年，對此深有體會。1976年，剛剛進入文物系統，時任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文物處副處長的謝辰生，在當時臨時辦公地點故宮城隍廟小院，給我們文物新人上了一課，主要是講新中國文物法律法規的制定過程和內容，并以北海團城、建國門古天文觀象臺為例，述說了他和同伴們的保護實踐。我在擔任中國文物報社領導期間，謝老關心報社的建設發展，尤其是涉及文物法的報道和研究文字，謝老一絲不茍，非常警覺。有一次，我還在回家路上，謝老電話追來，說剛出版的報紙上，有一篇研究文物法的文章，有不準確和偏頗之處，要求我予以注意。一次參會，時謝老已年屆90，見他大光其火，究其因，還是為有關文物法律法規修訂事。

許多年來，在文物出版工作中，我們得到謝老多方面的幫助和支持。應該說謝老是承襲了文物系統老領導鄭振鐸、王冶秋心系文物出版事業的傳統。鄭振鐸曾擔任文物出版社編輯委員會主任，還具體幫助創建文物出版社印刷廠，從上海選調制版印刷技術力量。王冶秋對文物出版社的圖書出版計劃和雜志刊發文章，都是具體而微提出建議；1972年復社，他還幫助引進一批骨干力量。上世紀進入八十年代以后，“盛世修書”，文物出版社參與了多項國家大的出版工程，如《中國美術全集》（全60卷）、《中國美術分類全集》（全304卷〉等，謝老都是這些大型系列叢書領導工作委員會成員，參加我們的會議，提出指導性意見。記得自1984年起，至上世紀末，我們承擔大套圖書，包括下文所說的中國古代書畫鑒定圖書，幾近百卷。這樣大的規模，資金成了大問題。實際工作中，在單位內部也有一定的阻力，多多少少影響了出版進度。我找謝老，他也發愁，有一次還近乎認真地說：家里原收藏有清大龍郵票，要是能找到換上幾個錢，可以用在咱們出書上。謝老一顆熾熱的心，令我感動！資金問題，最終還是謝老解決的。他親力親為，多方斡旋，商談國家計委、財政部領導（房維中、劉積斌），爭取到800萬出版補貼，每年撥付文物出版社100萬，連續8年。

謝辰生先生（1922-2022）

《中國繪畫全集》（全30卷）

在此特別說一下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工作。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中國古代書畫鑒定，是中央領導親自關心、中央宣傳部下達文件、國家文物局具體承辦的。謝老作為國家文物局顧問進入7人鑒定小組（謝稚柳、啟功等），負責行政領導事宜。因鑒定成果是由出版物體現，文物出版社編輯、攝影人員隨鑒定組工作。我作為編輯出版負責人，眼見謝老在8年的全國巡回鑒定中，每到一地，都要在開始和結束時，親自到場，與老先生們交流，推動下一步工作。毋庸諱言的是，鑒定過程中，各種原因所致，老先生之間產生了一些不悅，多多少少影響了工作的進展。這里必須要說的是，多虧了謝老，由于他的影響力，再加上耐心細致的溝通工作，鑒定組的工作一直堅持下來！自1983年起，歷經8年，行程數萬里，共鑒定了8萬余件中國古代書畫。1995年在北京達園賓館召開了總結會，鑒定組7位老先生悉數到場，大團圓結局！中國古代鑒定組成果豐碩，出版了《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全24冊）、《中國古代書畫目錄》〈全10冊）。在這一基礎上，還出版了《中國繪畫全集》（全30卷）、《中國書法全集》（全18卷）。回想起來，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全程工作及出版項目，謝老付出大量心血，功莫大焉！

中國古代書畫鑒定小組，左一謝辰生

《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全24冊）

我初涉文物工作，周圍老同志都親切稱謝辰生為“小謝”（其時他已年過50）。當時，局、社同在紅樓辦公，局里年輕人少，有事經常到社里抓“壯丁”。一次我為局文物處身患重病的任際奉“陪床”，晚約9時，“小謝”推門而入，跟老任拉家常，緩解患者情緒。我得知他是剛從紅樓加完班過來，大腦即時閃出一個詞：仗義！（當然，用“關心同志”更為正面）。那時，從老同志那里，得知在“文革”的急風暴雨中，“小謝”不懼風險，有擔當，和羅哲文等一起，保護王冶秋。文革后最初的一個階段，王冶秋又一度蒙冤，“小謝”再次仗義執言，上書最高領導，為王冶秋辯誣，并獲成功。約10年前，我原單位一老同志請“老文物人”小聚，我忝陪末座。席間，謝老饒有興致地對我講起在“文革”中，他利用時任中央領導寄來的一個信封，機智地避開了非正常年代階級斗爭的的漩渦。

謝辰生（下排右二）等人合影

2012年，在單霽翔會長支持下，中國文物學會成立了古村鎮專業委員會。我們誠聘謝老擔任專委會顧問，他老人家欣然應允，還親率我們赴清華大學拜訪陳志華教授。2013年5月25日，謝老91歲高齡，赴浙江湖州參加專委會成立大會，并作了切中古村鎮保護實際的感動人心的發言。那天，一行人考察荻港漁莊，擔心謝老跟不上趟兒，我說另外安排專人陪他，謝老說：不用，我走得一點兒不比他們慢！湖州之行，謝老精氣神十足，興致極高！

《中國青銅器全集》

毫無疑問，謝辰生是中國文物保護事業的標志性人物。如今，謝老走了，走得平靜，走得安詳！謝老放心吧，您心心念念并為之奮斗一生的中國文物保護事業已經后繼有人了！

張柏：懷念謝辰生先生

驚悉敬愛的謝老今晨仙逝，悲從中來，非常感傷。謝老是我國文博領域的老領導、著名的文博專家，他為我國文博事業的發展奉獻了一生，功績卓著。他的病逝，是我國文博事業的重大損失。

2019年的謝辰生

謝老1922年7月出生，今年正好100歲。他說，我這一輩子就干了一件事，就是保護文物。他多次說，我一直堅信保護文物就是守護國家。他是中國文博理論的奠基人，他孜孜以求，筆耕不輟，深入實際，扎實研究，在文物定義、文物工作方針的內涵、博物館的提升、社會文物的保護、保和用的關系以及兩個效益的關系等重大問題方面，創立了有中國特色的文博理念和理論體系，為文博事業的發展，特別是管理和法規建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他是中國文博法規體系建設的創始人，1949年，新中國第一批文物法令就是他起草的。1950年5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頒布了《禁止珍貴文物圖書出口暫行辦法》《古文化遺址及古墓葬之調查發掘暫行辦法》《關于保護古文物建筑的指示》等第一批保護文物的法規。此后他成為新中國一系列文物法規制定的主要參與者和執筆人，被譽為“文物一支筆”。 1961年，起草《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關于進一步加強文物保護和管理工作的指示》。1963年，參與起草《文物保護單位保護管理暫行辦法》《革命紀念建筑、歷史紀念建筑、古建筑、石窟寺修繕暫行管理辦法》。1967年，起草保護文物圖書有關文件。1972年起，參與起草并參與修訂我國第一部文化領域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1987年，負責起草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文物工作的通知》。2005年，他參與起草國務院《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通知》。他呼吁保護北京歷史文化名城，引起中央高度重視，2008年《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頒布。

參加敦煌研究院建院六十周年暨常書鴻誕辰一百周年期間，謝辰生與樊錦詩現場研究石窟保護規劃方案

1993年，謝辰生與臺北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對弈交談

他是祖國文物的守護人，我今天又翻開了《謝辰生先生往來書札》一書。謝老那些為保護文物奔走呼號的情景又展現在眼前，他一次次直言上書，一次次對有關方面的呼吁，一次次力挽文化瑰寶于危急之中，許多文物古跡、歷史街區、可移動文物和不可移動文物得以保護、傳承后代。《謝辰生先生往來書札》一書反映了謝老對文博事業的重大貢獻，有宏觀的和具體政策方面的，有長遠的也有現實的，影響及其深遠；也反映了黨和國家對文物和文物工作的高度重視，對專家學者的由衷關懷和尊重。

今天我翻看謝老的書，想起了許多和謝老在一起的往事，特別是和他第一次見面的那一次。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我在朱家溍先生的指導下，正在故宮圖書館，給清宮留下來的，一直沒有整理的線裝書作卡片。這段時間，除半個月前羅老（羅哲文先生）來過一次，基本沒有人到舊書整理辦公室來。這天謝老來了，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謝老。進門后他和朱老互相親熱地打招呼，顯然兩人是非常好的老朋友。我趕快給謝老拿了個椅子。謝老坐好后，朱老和我說：“咱們也休息一會兒吧”，并給謝老和我做了互相介紹。那時謝老在文物局，負責文物保護工作，是著名的文博專家，我早就知道他的大名。我趕緊給二老倒了兩杯茶。兩位先生開始坐下來聊天，我便當了旁聽和服務員。大約有半個小時，傅連興先生也來了，他是故宮古建部的主任，國家文物局古建專家組成員，我這是第二次見到他。原來他們三位約好了，要一起去故宮乾隆花園。我還清楚記得，當時朱老對傅先生說：“小謝這次來是小羅請他來的，他這次來很重要，他和小羅一起呼吁，乾隆花園維修立項就有希望了”。后來我和謝老在一起工作四十來年，深感當時朱老說的這句話是實話。三老讓我跟他們一起去，我很高興，這是難得的學習機會。他們邊看古建邊談，看了近兩個半小時，快到中午12點了才結束。我邊給他們服務邊旁聽，被他們談的內容深深地吸引了，后來回憶起來，那天我真是偏得，聽了一次最高級的課，而且是三位大專家給我一個人講。我記得三老談的內容很豐富，主要是找古建筑的問題，，一些建筑的使用功能以及故宮的保護，特別是乾隆花園的保護，也談到宮廷禮儀制度。由于聽了這一課，后來我多次去過乾隆花園，還查了一點資料學習。因此，直到現在我對乾隆花園還是情有獨鐘

傅老給大家介紹說，乾隆花園的名字叫寧壽宮花園，位于北京故宮寧壽宮區的西北角，建于乾隆三十六年到四十一年(公元1771–1776年)，共用六年時間才完成。花園南北長160米，東西寬37米，，西靠宮墻，東臨宮殿，占地面積5920平方米，建筑布局精巧，組合得體。當時三老聊天時說，乾隆花園是宮廷花園的典范之作。花園分為四進院落，按南北兩段軸線布置，衍祺門經古華軒、遂初堂至聳秀亭是南部軸線，萃賞樓經碧螺亭至符望閣為北部軸線。結構緊湊、靈活，空間轉換，曲直相間，氣氛各異。花園中的主要建筑物有古華軒、旭輝亭、抑齋、遂初堂、竹香館、萃賞樓、延趣樓、三友軒、聳秀亭、碧螺亭、符望閣、玉粹軒、倦勤齋等。園內共有建筑物二十幾座，當時謝老對朱老說，小羅他已經來了多次拍這些建筑，每次都覺得拍不夠，拍不完。他后來多次說，故宮乾隆花園的二十幾座建筑，類型豐富，大小相襯，因地制宜，在平面和立面上采用了非對稱的處理，在制度嚴謹的禁宮之中，尤其顯得靈巧、新穎。那天謝老問朱老，這些建筑的功能，每個建筑與宮廷禮儀制度的關系。朱老都一個一個作了介紹。那天三老談到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他們共同認為，對古建的保護，絕不能輕易動手，更不能是“三邊”工程，一定要先研究，再設計，再施工。他們認為研究是文物保護的基礎。后來我在文物局負責文物保護工作時，始終堅持這條基本原則，深入研究，打牢基礎，不斷提高文物保護工程質量。

三老還談到，乾隆花園是乾隆集天下園林之大成為自己養老而修建的一座私家花園，有意思的是這位退而不休的太上皇其實并沒有真正在這座花園里生活過。但是，這座花園是乾隆皇帝按自己的經歷和意愿精心打造的，是皇家園林中獨具特色的少有的佳品。三老談到一進院主體建筑古華軒，認為，古華軒最大的特點是軒內天花并不是傳統的彩畫式樣而是楠木貼雕，這種樣式在故宮以及其他皇家園林中極其少見。如果單從外部看似乎和故宮其他建筑也沒太大區別，但是乾隆花園的奢侈更多是體現在內部的裝飾上。乾隆花園萃賞樓二樓東次間內的隔扇，材質是紫檀的，邊框是用湘妃竹拼接而成，窗戶都是玻璃的，這在當時可說是極其的奢華。三老多次說，整座乾隆花園除了建筑裝飾極盡奢華外，室內之物也都是至極佳品。其室內陳設多是乾隆心愛之物，延趣樓內的紫檀木框玻璃畫三清圖插屏，右上角為一圓形鏡子既在畫中代表明月。三老還認為，倦勤齋也是整座乾隆花園中最精彩的部分，室內由明殿、仙樓、佛堂、戲樓等組成。倦勤齋空間不大但是卻有兩層，其實它是江南的一種模式，乾隆特別喜歡這種江南的煙雨樓臺，曾8次登煙雨樓。乾隆也特別愛玉，在倦勤齋里就有2600多塊和田玉。里面還有竹絲鑲嵌，用數以萬集半毫米粗的雙色竹絲，鑲嵌成萬字形的吉祥圖案，每條萬字邊由13根深淺相間的竹絲拼合，圖案規整精致，光線充足的時候板面呈現華美的立體效果。乾隆皇帝很喜歡江南，把所有愛的東西都放到倦勤齋里。乾隆皇帝曾經6下江南，倦勤齋就是他的江南。我記得，謝老當時對朱老傅老說，乾隆花園中有許多可移動文物，這都是根據乾隆皇帝的意愿或者是建筑的需要放進去的，它們已經是乾隆花園這個大文物整體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們不應該離開乾隆花園，離開的應當盡可能的找回來。朱老特別贊成謝老的意見，他說，乾隆花園是這些可移動文物的母體和家，怎么能離開呢？先生的意見多好啊！他們的談話雖然很平和，很容易聽懂，但是卻深刻地揭示了在文物保護中，可移動文物和不可移動文物的科學關系。這是各類文物建筑保護的基本原則。我第一次和謝老見面收獲頗大，永遠難忘。

2012年在三峽

謝老已經離開我們了，但是我和他在一起工作40來年的經歷、他的音容笑貌、以及和我們在一起工作的情形及種種故事，總是展現在我的心中；謝老對文化遺產保護的理念、理論、成果、功績、精神以及融入他一生的高貴品德，是留給文博事業以及繼續這個偉大事業的后來人們的一份寶貴的遺產。讓我們保護、繼承、弘揚謝老留給我們的這份寶貴的遺產，全面落實中央文物工作方針，努力奮斗，扎實工作，去迎接新時代輝煌的未來。

【上海文藝評論專項基金特約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