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我很不希望聽到這個悲劇性消息，但最終還是被證實了。據多家媒體向警方確認，自述遭前妻騙婚、勒索的WePhone開發者蘇享茂，于9月7日凌晨跳樓身亡。經家屬報案，目前警方正在調查。

據死者蘇享茂生前在網絡發布的遺書，前妻翟某某以“他有漏稅行為和WePhone有網絡電話功能是灰色運營”兩點來要挾自己，索要1000萬元精神損失費和房產賠償。前妻要挾蘇享茂的兩項罪名，真的會被判刑，以至于可怕到能逼人自殺嗎？

答案當然是：不！其實，這兩項根本不成其為把柄，即使存在一定的法律風險，也完全可以通過正當的法律途徑化解。

首先，逃稅行為并不必然構成犯罪。

《刑法》第201條有“逃稅罪”，規定納稅人采取欺騙、隱瞞手段進行虛假納稅申報或者不申報，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處罰金。而與主觀故意的逃稅不同，漏稅則是出于過失，錯用稅率、漏報項目等，屬一般違法行為，行政處罰即可。即使是逃稅，只要蘇享茂及時補繳稅款和滯納金，就不會受到刑事處罰。因為上述法條同時規定，經稅務機關通知后補繳，已受行政處罰，則不予追究刑事責任。

如果蘇享茂并未采取欺騙、隱瞞手段，而只是由于經營虧損或資金周轉困難而無力繳納（蘇享茂在遺書中稱因前妻索要1000萬元而資金鏈斷裂），也不構成逃稅罪。如果他是通過合法手段規避稅款，屬合法避稅，更是無需承擔法律責任。

其次，WePhone是否構成非法經營罪存疑。

《刑法》第225條“非法經營罪”規制的是違反國家規定的非法經營活動，在過去很長一段時期里，非法經營罪曾受“口袋罪”之譏。但是近10余年來，非法經營罪的入罪標準越來越嚴格。所謂“違反國家規定”，被嚴格限定為違反國家法律（全國人大制定）和行政法規（國務院制定），并不包括違反國家各部委制定的部門規章和規范性文件。

常見的非法經營行為有非法經營煙草、外匯、證券、期貨、保險、出版等。蘇享茂開發的WePhone，是一款VOIP（Voice over Internet Protocol，即網絡電話）手機應用，也就是通過網絡流量傳輸語音來實現通話。只耗費流量，不產生通話費用。其實，這類手機應用還有不少。這當然觸動了某些運營商的利益。

早在1998年，福州發生了“中國IP電話第一案”，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的二審裁定書指出，IP電話屬向社會放開經營“計算機信息服務業務”，而不屬電信專營的長途通信和國際通信業務。2016年國務院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并未明確將IP電話納入電信業務范圍，但工信部將網絡端到網絡端的IP電話納入增值電信業務，需要取得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方可運營。但這是否屬于“國家規定”，尚存爭議。QQ語音、微信等免費通話應用取得了該許可證，顯然WePhone并未取得。

以往此類情況，多是予以行政處罰，追究刑事責任并不多見。檢索最高法院主辦的中國裁判文書網，在3萬多個非法經營罪案例中，經營網絡電話被起訴的僅查到兩例。

在2014年9月福建漳州市龍文區法院審理的傅某等3人非法經營罪一案中，被告人之所以被判非法經營罪成立，更大的原因在于，他將網絡電話轉售同案犯用于電信詐騙，并為其提供技術支持、日常維護。

而2017年7月浙江金華市婺城區法院審理的李某某非法經營罪一案，公訴機關指控李某某未取得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采取租用電信國際、國內線路，私自轉接設備，擅自經營國際、國內及港澳臺地區電信業務進行營利，涉案金額近300萬元人民幣和100多萬美元，且被用于電信詐騙。但是，法院僅認可了其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而未對非法經營定罪。法院的理由是，“根據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李某某的經營范圍不在構罪標準內，不符合非法經營罪的構成要件。”

由此可見，不論是逃稅罪，還是非法經營罪，蘇享茂入罪的幾率都很低。可惜的是，蘇享茂沒有一位靠譜的律師朋友幫他做法律分析，使他失去了活下去的希望，最終讓這場離婚鬧劇變成了一場悲劇。

還是想說，法治社會意味著公民權利、國家權力都受到約束，公民不會不明不白就入罪了。法律更不會成為敲詐勒索工具。企業家，尤其是創業者要相信法律，遇到麻煩，主動咨詢律師，不要“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