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祖正的考試能力

關于《蘭生弟的日記》（北新書局1926年7月版）的作者、周作人的好友徐祖正（字耀辰）的學歷，有一種說法，稱他畢業于日本京都帝國大學（今京都大學）。

方紀生《〈駱駝草〉合訂本序》有云：“徐先生號耀辰，日本京都大學卒業，是創造社早期的社員。郭沫若先生在寫創造社史中，曾多次提到他。他在京大讀書時，十分敬仰河上肇和廚川白村兩教授，深受兩人的影響。”（此文寫于1981年3月19日，原收入《駱駝草（附駱駝）》，伊藤虎丸編，アジア出版1982年1月版；1982年5月1日又作較大修改，收入《從徐福到黃遵憲》，中國中日關系史研究會編，楊正光主編，時事出版社1985年12月版。今按修改本引錄，見《從徐福到黃遵憲》123-124頁）方紀生和徐祖正是很熟識的朋友，又都是張中行所謂周氏遺命要通知死訊的摯友。

徐祖正像（擷自《燕大年刊（1929—1930）》，北平私立燕京大學學生會出版委員會年刊部編印，1930年版，36頁）

日本文藝家歡迎周作人與徐祖正（擷自《青年界》第六卷第三號，1934年10月出版，卷首插頁）

徐祖正的外甥李忠霖所寫的《徐祖正教授逸聞數則》說：“在日本，進入大學之前必須讀高等學堂，當時有名的，有第一高等學堂及第三高等學堂。耀辰舅考入了三高。在三高時期，由于努力學習，成績斐然，畢業后，乃考入京都帝國大學外文系。系內有廚川白村等名教授。”（《昆山文史》第9輯，昆山市政協文史征集委員會編，1990年12月版，11頁）此文是徐的主要傳記材料。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里只淡淡地提到：“張徐二君乃是學英文學的，是廚川白村的學生……”（一五〇《東方文學系》，見《知堂回想錄：藥堂談往〔手稿本〕》，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2021年版，350頁）

對徐氏留日事跡做詳盡考察的，要數經志江的日文論文《中日國交斷絶期における唯一の日本語·日本文學教授——徐祖正》（《日本経大論集》第42卷第1號，2012年12月出版，22-44頁）。據此文，徐祖正1912年到日本后，先入東京同文書院學習日語，1916年4月進入東京高等師范學校文科第三部學習英國文學，同專業高一級的張鳳舉對他的幫助很大。但1920年3月畢業后，徐祖正并沒能追隨張鳳舉進入京都帝國大學就讀——經志江查詢了相關年份的《京都帝國大學一覽》，新生和畢業生名單里均沒有徐祖正的名字——他只是在京都逗留了兩年，于1922年回國，又由張鳳舉介紹到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書。

經志江的文獻考察詳實，但他說徐祖正沒能讀成京都帝大是因為1920年剛升任教授不久的廚川白村不巧被細菌感染了左腳被迫截肢，這聽上去就有些牽強。我翻檢廚川白村的生平材料，又發現他的不幸截肢明明發生在1915年，時間也沒對上。而且1919年張鳳舉怎么就順利入學了呢？說穿了，可能只是徐祖正自己沒能考上京都帝大。

近來我又發現一篇關于民國初年中國留學生投考日本學校的材料。1948年10月18日上海《申報》的第6版《自由談》上，載有祝枕江《憶達夫》一文，文中說：“我和達夫的認識，是在民二投考東京第一高校預科的那天。他的坐位正在我的前面，而在我后面的是徐祖正。結局在八九百名的考生中，取了三十二名。我和達夫都考取文科。”復按郁達夫《海上（自傳之八）》（《人間世》第三十一期，1935年7月5日出版，第6-8頁），這次考試的時間在他到日本后的第二年，那就不是民二，而是民三（1914年）。可見徐祖正在考上東京高等師范學校兩年前，也曾報考東京第一高等學校，未能錄取。他的考試能力大概一直不太行的，不可偏信外甥所夸的“成績斐然”。

祝枕江《憶達夫》（擷自上海《申報》1948年10月18日第6版）

溥儀欺騙張鳳舉

2012年11月30日，張衍華先生將其父張鳳舉的一部分日記捐贈給臺北的“國家圖書館”。張鳳舉曾于抗戰時期參與“文獻保存同志會”，又于抗戰勝利后積極協助中國政府對日、美交涉，終于幫助流落日本的三萬四千九百七十冊古籍回歸。據說因為這個緣故，張衍華專程自美赴臺，挑選所保存的相關日記原件捐贈，在緬懷其父知識分子報國情操之馀，也為搶救流落異域文化資產的往事留一見證。

這一捐贈可謂明珠暗投，除了疑似張氏后人在網絡上的摘抄《“國家圖書館”善本古籍書日本回歸記要：張鳳舉日記選》（https://www.angelfire.com/art2/galleries/1940Diaries/NationalCentralLibrary.html）之外，再未見日記原件的刊布。但由此摘抄，也可大致看出這冊日記的形態：很獨特的從左往右豎寫，始于1946年4月1日，至少寫到了1947年6月21日，內容豐富。

近來我在網上瀏覽，忽又發現一個名叫KYQ56的Flickr相冊（https://www.flickr.com/photos/183547963@N06/）。此相冊所載張鳳舉生平圖像史料甚多，懷疑也是張氏后人所設。其中有一張照片，顯然是未見摘抄的一則張鳳舉日記，很有意思，錄文如下：

八月二十九日

下午在蘇聯大使館附近，在蘇聯監視之下晤溥儀。溥儀著藏青西服，與訪客一一握手，見我輩尤表親熱，據云來東京后曾乘車游歷市內外。貌極平凡，惟身體似健勝。談話不多，謂日人到我南京，想不到我輩今日也到東京。握別時語我“后會有期”，卻無兒女態。目擊其抄寫各字，可斷定問題中之扇面與致南大將手諭均系贗品。溥儀在國際軍事法庭之態度與今日所表示均甚好，彼實未背叛中華民國也。

（https://www.flickr.com/photos/183547963@N06/48550466447/）

張鳳舉日記1946年8月29日（擷自KYQ56的Flickr相冊）

張鳳舉、張蕙君夫婦1960年代在日本東京麻布（擷自KYQ56的Flickr相冊）

這是1946年的事。張鳳舉之所以要去看溥儀，是因為當時他被委任為筆跡專家，去鑒定溥儀1931年寫給南次郎的一封信。此信被列為東京審判法庭證據第278號，但因溥儀在幾天前的1946年8月21日于庭上斷然否定是自己親筆，故有鑒定的必要。

1947年1月17日，檢方宣讀了檢方文件第2955號、張鳳舉所作的《溥儀筆跡鑒定報告》，作為法庭證據第2176號。該報告指出，“1946年8月29日下午，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代表們、國際檢察處和被告方，以及控告方和被告方各自選擇的筆跡專家們面前，溥儀分別在三頁紙上寫下了字跡范本”，范本上需要寫的字選自致南次郎的信和寫給莊士敦的扇面，以供比對。經過研究，張鳳舉從神韻不同、字體不一、筆畫輕淺、出現錯字（“障礙”都寫成了“石”字旁，張鳳舉據此認為此信不是中國人所寫）和鄭孝胥落款不得體（缺“臣”“敬題”等字樣）等五個方面得出結論：溥儀寫給南次郎的信“無疑是偽造的，明顯不是出自溥儀之手”。他還進一步論證溥儀寫給莊士敦扇面上的筆跡也不是真跡（具見《宣讀筆跡專家對溥儀致南次郎信件的鑒定〔1947年1月17日〕》，收入《向哲濬東京審判函電及法庭陳述》，向隆萬編，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年11月版，94-97頁）。張鳳舉很自信，宣誓時說，自己幼年即開始習字，常臨帖并觀摩法書，在巴黎大學任教時曾三次被當地法庭請去檢驗中文筆跡，“作為證人完全合格”，這份報告“所描述的事實為真，按我的知識、信息和信念，我的意見是正確的”（《宣讀筆跡專家的宣誓書（1947年1月20日〕》，同上，99頁）。現在我們又看到溥儀寫字那天他的日記，可知其實在他看到溥儀寫字的當天就已輕率做出報告的結論。

被張鳳舉誤判為偽作的溥儀寫給莊士敦的扇面（擷自 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 by Reginald F. Johnston, Victor Gollancz Ltd, 1934，448頁）

關于此信筆跡的真偽，辯護方后來曾請警視廳技師高村巖再做鑒定，結論則是溥儀親筆。因為鑒定意見有很大的分歧，此事在法庭上遂不了了之。

事實上，張鳳舉被溥儀欺騙了。溥儀晚年在自傳中承認，給南次郎的信是他“根據鄭孝胥起的草”，用黃絹親筆所寫：“后來一九四六年在東京國際法庭上，南次郎曾拿出了那封信，給律師作為替他辯護的證據。我因為害怕將來回到祖國受到審判，在法庭上只敘述日本人的罪狀，而把自己的責任一推干凈，當場否認了這封信，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我的前半生〔全本〕》，群眾出版社2007年1月版，203頁）他記述梅津美治郎的律師布累克尼（Ben Bruce Blakeney，溥儀誤寫作“布累尼克”）在法庭上就這封信與他辯來駁去的景象，也甚為生動，最后說：“關于南次郎那封信的問題，在一九五三年以前，我只對五妹夫悄悄地說出過事情的真相，其馀的人（無論是中國人和外國人）我對誰也沒有坦白過。一九五三年我向撫順戰犯管理所自動作了交代，以后，曾在東京法庭上被我嚴密地封鎖起來的內心世界，逐漸地全展露出來了。”（同上，309-310頁）

張鳳舉被溥儀“日人到我南京，想不到我輩今日也到東京”的漂亮話和在法庭上推卸責任的態度迷惑，竟得出“彼實未背叛中華民國也”的觀點。他振振有詞五個方面得出的研究結論，實為一起筆跡鑒定失誤，令人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