偵訴銜接不暢是我們推行企業合規不起訴制度必須直面和解決的問題。通過以往文章分析可以發現，導致這一問題的重要根源在于既成的“流水線型司法”模式，而域外國家所嘗試的“問題解決型司法”模式則為我們破解偵訴銜接問題提供了思路。

（一）借鑒“問題解決型司法”模式

僵化的“流水線型司法”體制所造成的偵訴銜接不暢給企業合規不起訴制度的推行帶來了重大挑戰，如何對其予以妥當的改革成為大規模推行企業合規不起訴制度必須解決的前提性問題。對此，從美國興起并在英國、加拿大等其他國家得到長足發展的“問題解決型司法”模式值得我們借鑒。據學者考證，“問題解決型司法”模式從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中期開始在美國出現，并逐漸發展成為一種新型的現代司法模式。“問題解決型司法”模式可以說是對“流水線型司法”模式的解構，其不再過分關注程式化的司法過程，而將注意力聚焦在實體問題的解決，包括保護被害人、矯正被追訴人的行為和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等。這種司法模式及其所隱含的價值追求恰好契合企業合規不起訴制度的本意，因此可以作為“流水線型司法”模式的一種替代性選擇。其實，也有學者關注到了既有的司法模式與企業合規不起訴制度之間的內在齟齬，并認為我們需要為合規不起訴制度設置一種特殊程序通道，使得符合條件的案件不再受到法定的立案、偵查、審查起訴等訴訟階段的限制。這種主張所體現的就是“問題解決型司法”的基本理念，即不過分拘泥于訴訟階段中的形式要求，而旨在尋求實際問題的解決。

（二）排除合理懷疑中的偵訴協作

就偵訴銜接不暢現象而言，“問題解決型司法”模式主要面對的問題是如何排除合理懷疑。排除合理懷疑是對刑事案件證明標準的細化，雖然受到了一些質疑，但其對保障被追訴人的權利顯然具有重大意義。在啟動企業合規不起訴程序上，也需要以排除合理懷疑為前提，否則按無罪推定原則就應該是“無罪”，而非“不起訴”。企業合規不起訴所包含的效率導向則要求排除合理懷疑應當以相對快速的方式推進。在既有體制下，偵訴之間的協作是實現快速排除合理懷疑的可行路徑。從立法安排來看，檢察機關是法律監督機關，偵訴之間的協作不可模糊掉檢察機關的監督職能。在此情形下，我們可以嘗試建立“支持型監督”的工作模式，增強偵訴之間的協作性與互動性。具體而言，偵查機關在對涉案企業偵查過程中，發現有可能適用企業合規不起訴制度的，應當報至檢察機關，啟動特殊的偵訴模式。這種帶有支持型監督色彩的特殊偵訴模式需要偵查機關和檢察機關整體推進，共同實現“問題解決型司法”目標。相比于偵訴機關之間“流水線型司法”體制，以支持型監督為核心要素的“問題解決型司法”模式更有利于整合資源，聚焦于排除合理懷疑活動，并讓企業合規不起訴制度得以適時啟動。

（三）偵訴協作模式的轉換

以支持型監督為核心要素的“問題解決型司法”模式是在推進企業合規不起訴制度中的特殊程序設置，其目的是追求問題解決的效率以發揮企業合規不起訴制度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功能。如果檢察機關在支持型監督中發現涉案企業并不符合合規不起訴適用條件，那對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功能的弱化就失去意義，應當轉換至常態化的偵訴關系處理模式。需要再次指出的是，為順利推進企業合規不起訴制度的實施所構建的“問題解決型司法”模式是一項配套改革措施，緊密依附于企業合規不起訴制度，不能將其隨意推廣至其他案件處理之中，應暫時保持“牽一發而不動全身”的格局。從改革成本上來看，保持“不動全身”也是為了避免改革中難以預料的風險，并盡快地解決企業合規不起訴制度中的偵訴銜接不暢問題。因此，“問題解決型司法”模式的實踐展開是有邊界的，其邊界即在于企業合規不起訴制度，如果沒有必要啟動企業合規不起訴制度，則無“問題解決型司法”模式適用的余地。

摘自：翟艷、文貴元《企業合規不起訴中的偵訴銜接問題研究》，載《信陽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11月第６期第4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