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清晨，在運送患者途中，54歲的老何走了。

當時他正在高速公路上駕車，車上有5名危重癥患者和家屬。覺察到身體異樣后，他忍著痛苦把車開到應急車道，穩穩停住，讓患者和家屬下車，自己隨即癱倒在路邊。

在120救護車送醫的路上，老何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老何，本名何軍，是一名自由職業者。上海疫情發生后，他總想著要為抗疫做點事情。

3月30日，何軍得知松江區中山街道在有償招募司機，為血透、放化療等特殊患者提供就醫通道，接送患者往返于社區和醫院。他沒有猶豫，第一時間就報名了，開心地把消息告訴妻子徐女士。

4月1日，何軍正式上崗。10人車隊只有一張市區通行證，十幾天后才有了第二張，老何先挑起重擔，每天駕駛一兩百公里接送患者，沒有一天休息，直到4月25日。

本文圖均為 受訪者供圖

那天早晨七八點，他像往常一樣穿過收費站，駛入高速公路。“（上高速后）過了一段時間他就減速了，從第二車道變到第三車道，停下來跟我們說他有點不舒服，打開車門，整個人立刻躺在路面上，說話也沒有力氣。”車上的患者李華（化名）回憶道，有人以為老何穿著防護服中暑了，急忙解開衣服。

徐女士說，何軍的身上備有麝香保心丸，但沒有拿出來。“當時他在快車道，載著病人，身上有藥，但是不能拿，也不能脫防護服。心臟估計是不行了，已經大小便失禁。”徐女士試圖從乘客的講述中，拼湊起老何的最后時刻。“憑著最后一點意識，他把車開到應急車道停下，讓客人安全下車，打了120。”

袁師傅當天也開車去市區，兩人日常相處中關系不錯，一起外出時經常打電話聯絡地點。那天早上，接起電話的是一個陌生聲音。袁師傅匆匆趕到現場，從何軍微弱的聲音里聽出“我全部拉在身上”，袁師傅說著沒事，把老何送上救護車。

妻子徐女士很快接到電話，何軍在松江區第一人民醫院搶救。80多歲的婆婆一聽也急了，兩人匆匆趕往醫院，徐女士回憶道，“天還下著雨，我開著車整個人都在發抖。”

老何已經永遠地離開了，徐女士感覺“天都塌了”，后來的死亡醫學證明書上寫著：來院已死。

看見丈夫躺在太平間，“冰冰涼涼，身上大小便失禁，遺體就裝在一個塑料袋里”。她難以接受，立刻回家取了衣服，“我老公很帥的，白白凈凈，是個體面人。”

24小時待命接送患者

徐女士記得，老何報名成為轉送重大疾病患者的司機后，很是高興，他可以為抗疫出份力了。

3月31日，何軍和9名司機一同進入車隊報到，吃住都在賓館。每天五六點起床，零點以后睡覺，周轉于各個社區和醫院，經常吃不上飯，餓著肚子在路上跑。盡管最初的運送患者計劃只有5天，但后來也沒人退出，大家都覺得是在為上海抗疫做貢獻。

四月初，往返市區的通行證只有一張，何軍就獨自扛起任務。“從松江拉到市區的不同醫院，浦東、浦西都有，一天下來真的很辛苦。我們都很心疼，而且他還是我們10個人當中年紀最大的。”同車隊的陳師傅說。

陳師傅介紹，他們每天都會收到派單，說明患者情況、轉送的醫院和預約時間。每天都在被催促，“幾點血透、幾點化療，我們也理解病人的痛苦，但一輛車一個人在工作，就算一直催，我們也只能拼命地開，不停地開。”

即便天氣炎熱時，司機也必須長時間全副武裝，陳師傅說：“（穿著防護服）悶頭悶腦的，捂在里面，身體都是白的，衣服里面的連內褲都是濕的，頭發是一直是濕的狀態”。考慮到疫情風險，車內不允許開空調，只能打開窗戶，“熱的沒辦法，汗流到眼睛上，酸酸的味道，只有自己心里知道，非常辛苦。”

車隊司機是24小時待命，“有單子就去做，累了就換一個上去繼續”。凌晨時分，手機一響，所有人都會被驚醒，然后看看人員安排。

何軍白天往返于市區，晚上需要排單、規劃路線。街道的單子通常在晚上九十點以后來，根據位置規劃好接送順序，然后挨個給患者打電話，確定人數，如果一輛車拉不下就需要兩趟。

“何師傅非常和善，說話做事都是有分寸的，條理清晰，人緣非常好，愛幫助別人。”陳師傅說，有次要送孕婦，何軍看到大家都很疲憊，就主動要求去送人，“他是個好大哥，有領頭的態度”。

為了盡快運送患者，何軍經常顧不上吃早飯、午飯，“二十幾天扛下來，是鐵也扛不住”。在他離開的前一天，同事們曾聽他說胃疼，但誰也沒在意，大家都以為再堅持堅持就結束了。

意外發生后，“大家心里面都難受，我們都不能提到他的名字，要不然都是流淚。”陳師傅說，最近從同一條路上走過都會想起何軍。

家里的頂梁柱塌了

徐女士和老何的最后一次通話停留在4月24日晚上9時19分，通話時間只有47秒。

當時，她想和老何聊聊天，他說：“別搞別搞，我要排單子（排路線順序）”。

“這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和他通話，我現在想起來應該多和他說話。”老何離開后，徐女士哭到喉嚨啞掉，“腦海里全部是他的影子。”

老何告訴過她，每天要運送患者去往不同醫院，治療時間不一樣，需要不停等待，中午在市區也吃不上飯，餓著肚子，這段時間瘦了十幾斤。

4月16日，何軍回過一次家。母親煮肉燒飯，他吃得很香，但身上一直淌虛汗，徐女士一邊擦汗，一邊勸他歇歇，老何只說“既然做了就要堅持到底”，帶著保心丸又離開家。

工作強度大，賓館伙食跟不上，幾乎吃不到葷菜。何軍便和其他司機輪流買肉，委托賓館阿姨燒肉。徐女士回憶，有幾天聯系時，何軍很開心，說伙食改善了。

現在老何走了，家里的頂梁柱塌了。何軍的父母80多歲，只有這一個兒子；父親有腦梗，半邊身子不能動；母親退休后，每月有兩三千元退休工資；徐女士長期在家照顧老人，女兒做旅游業也不太順，“家里都是要靠他的”。

生命的最后幾天，何軍告訴妻子：“（新增確診）數字在降下來了，大家都傳說5月有可能解封，也就再堅持四五天。”徐女士也覺得看見了希望，“我說老公你自己當心點，快解封了。然后，就發生了這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