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農婦賣150份熟肉被判賠5萬”事件引發公眾熱議，雖然二審法院判決已塵埃落定，但關于職業打假人與小作坊經營者孰是孰非的問題仍備受爭議。

一

事情要從普通的農村自制熟肉說起。2021年7月，買家邵某向“毛媽媽土特產店”購買了150份熟肉，并以食品包裝上沒有產品名稱、生產時間、生產經營者名稱、地址和保質期等任何食品標識，屬于“三無產品”為由將賣方王女士告上法庭，要求退還貨款4500元，另支付十倍賠償共計約五萬元。經重慶市合川區人民法院與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原告一審、二審均獲勝訴。

2022年4月17日，二審判決后，賣方王女士的婆婆“毛媽媽”手捧熟肉哭訴的視頻出現在抖音平臺上。視頻中，王女士表示自己和婆婆所售賣產品為自制的農村普通扣肉，指出買家邵某某第一次買了3份后，又買了150份并留存證據至法院起訴，且邵某曾多次起訴售賣三無產品的小作坊，屬于職業打假人。

視頻在網上迅速流傳，不少網友心疼“毛媽媽”的遭遇，認為職業打假人屬惡意索賠，表示要以實際行動力挺“毛媽媽”。4月21日晚上9時，營銷人員在毛媽媽土特產抖音號中宣布她們的熟肉已經全部售罄。

視頻中“毛媽媽”遭遇之所以引發網友們共情，一方面源自于賣家職業打假人的身份，并非打假而是“牟利”，另一方面則源自于“毛媽媽”樸實農村婦女的形象，激發了公眾心中的憐憫之情。簡單說，就是職業打假人欺負人。

那么，職業打假在法律上具有正當性嗎？或者換一個問法，法律允許藉由他人的錯誤獲利嗎？

二

本案很容易讓人聯想到1995年王海的“打假之戰”。當年3月25日，青島小伙王海走進了北京福隆大廈，并在二樓電信商場發現柜臺里一排索尼耳機很像是假貨，根據新《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經營者有欺詐行為，賣假貨的，應加倍賠償。王海與表弟先后買了12副假索尼耳機，并帶著發票直接找到了東城區工商局投訴，要求商場加倍賠償。

當時，王海“知假買假”的行為就引發了輿論的熱議。人們對王海毀譽參半，《中國消費者報》采訪了王海，推出題為“刁民？聰明的消費者？”的報道。新《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起草人之一河山的回答是：王海“很勇敢，是1995年最聰明的消費者”，還有官員呼吁“希望千萬個王海站出來”。但也有不少人質疑王海鉆法律漏洞，甚至對其進行人身威脅。

不管怎樣，王海成了“中國打假第一人”。應該說，他的出現并非偶然，而是時代產物。根據國家技術監督局抽查統計，我國產品合格率自1991年起連年下降，至1995年時，已從80%降至65.9%。這意味著當消費者每買三件東西，里面可能就有一件是假貨。

正是在此背景下，王海將“打假”正式公司化運作。此后，其團隊相繼揭露耗子藥家族的醫療詐騙黑幕，協助煙草專賣局查獲假煙案值280多萬，協助浙江技術監督局查獲案值400多萬的假閥門案，協助工商局查獲北京最大的總值近2000萬的假酒制造窩點。

為此，B站up主“大象放映室”在其“激蕩三十年系列”中總結道：不能說王海一開始就有為民除害的偉大理想，但他的行為卻客觀上產生了類似效果。

三

自1995年首位職業打假人出現至今，已過去27年。中國市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職業打假人從未退出時代的舞臺，隨著市場從實體經濟時代走入了電商時代，他們也從當年的北京隆福大廈，走入了抖音直播間。而對于職業打假人，相關法規和文件的立場和態度也逐漸從搖擺走向明確。

關于職業打假人最具權威性的文件，當屬《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食品藥品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2021修正) 》（以下簡稱《規定》）。該文件第三條規定，“因食品、藥品質量問題發生糾紛，購買者向生產者、銷售者主張權利，生產者、銷售者以購買者明知食品、藥品存在質量問題而仍然購買為由進行抗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由此《規定》出發，各地對于職業打假人和懲罰性賠償的態度在系列文件中逐漸顯現。如福建省工商局認為，上述《規定》確認了食品領域職業打假人的消費者身份。其《福建省工商局關于省十三屆人大一次會議第1338號建議的答復（閩工商函〔2018〕116號）》指出，應該嚴格區分“職業打假人”和“職業索賠人”——“職業打假人”客觀上維護消費者權益，關注產品質量問題，打擊假冒偽劣產品，有權依法獲取有關獎勵和賠償；“職業索賠人”是以自己牟利為目的，表面上長期從事所謂的打假活動，實質上利用非法手段篡改、偽造、捏造事實，對銷售者、生產者進行敲詐勒索。福建省工商局認為應該限制非食品、藥品領域的職業打假人，并且嚴格查處職業索賠人。

關于“知假買假”是否應適用懲罰性賠償，《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消費者權益保護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討論紀要》（以下簡稱《討論紀要》）第一條、第二條指出，對于食品以外的普通消費領域，懲罰性賠償的構成要件是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而對于食品、藥品消費領域，購買者明知商品存在質量問題仍然購買的，其主張懲罰性賠償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但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組織以牟利為目的購買的除外。這就意味著，在食品、藥品等對健康有重大影響領域，即使是知假買假行為仍舊要求懲罰性賠償。

由此，結合前文對食品領域職業打假人消費者身份的認定，可得出如下結論：食品、藥品領域的職業打假人知假買假行為可以獲賠懲罰性賠償，但以購買人以牟利為目的購買為例外。但是非食品、藥品領域知假買假則不能獲賠，因為懲罰性賠償以欺詐為要件，而明知表示欺詐不成立。

《討論紀要》第四條將是否影響食品安全作為懲罰性賠償是否獲得支持的第二個關鍵因素，指出消費者購買的食品標簽、說明書存在瑕疵，但不影響食品安全的，消費者請求依據《食品安全法》要求經營者承擔十倍懲罰性賠償，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購買者對于食品標簽、說明書瑕疵明知，且相關瑕疵不存在影響食品安全的，其主張懲罰性賠償的，不予支持。總的來說，上述文件在食品、藥品等身體健康可能造成重大影響領域，傾向于認定職業打假人的消費者身份，并支持其懲罰性賠償的訴訟請求，而對于其他消費領域或者不直接影響食品安全的輕微瑕疵，則傾向于不予支持知假買假行為的懲罰性賠償。

由此來看，在食品、藥品等對身體健康可能造成重大影響的領域，知假買假并不構成阻卻懲罰性賠償的理由，但懲罰性賠償卻依賴于另外兩項前提：其一、購買人不以牟利為目的；其二、打假人購買的食品藥品的確影響食品安全。據此，本案中職業打假人能否獲得懲罰性賠償就在于其兩次購買“毛媽媽扣肉”是否有牟利的動機和目的，以及“毛媽媽扣肉”的食品包裝存在瑕疵是否影響食品安全。

但對這兩個問題同樣可有不同認識。對于前者，本案中的職業打假人邵某已經否認新聞媒體對其“釣魚打假”的報道，說明自己只購買過一次（150份）；而對于后者，法院在釋理時則說明，被告“毛媽媽扣肉”雖然進行了真空包裝，但因沒有標注產品相關信息，即產品名稱、生產事件、生產經營者名稱和地址、保質期等標識而不符合《產品質量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因而屬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如果認可上述前提，那么法院一審二審的判決也并非不合法合理。

四

王海也加入了對本案的討論，他認為打假需遵循正當性、必要性、合理性、合法性的原則，其中第一位的是正當性，而本案中的打假行為具有正當性。本案的關鍵在于，小作坊所售未貼食品標簽的散裝食品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王海認為，即使是小作坊生產的散裝食品，也應該符合國家食品安全標準。

值得一提的是，“毛媽媽土特產經營部”并非公眾想象中的小作坊，而是頗具生產規模、經營規模的成熟企業。據“天眼查”，該公司注冊資本為13萬元，經營范圍為“食品生產，食品經營（銷售散裝食品），食品互聯網銷售”，投資人王女士名下還有其他三家關聯企業（其中忠縣還元甲修腳店已注銷）。而據《忠州日報》2020年7月報道，“‘毛媽媽’傳統產品2019年的年產量達30噸，年銷售10余噸50余萬元，利潤25萬余元，其中電商上行銷售額35萬余元”。王女士還向日報記者表示其擁有百余人的微商團隊，和淘寶等多平臺合作，以物流快遞為紐帶，同整個互聯網市場建立起聯系。由此來看，被告王女士違反食品安全標準售賣熟肉的行為既非不懂法也非偶爾為之，而是規模性經營下的長期行為，需要通過法院判決予以糾正。

剛過去不久的3.15晚會上，被曝光的插旗菜業留給消費者的心理陰影仍未散去。而比食品安全問題的土坑酸菜更令人憤怒是，生產者對出口酸菜和內銷酸菜的區別對待——出口酸菜裝在整齊排列的壇子中，放置在寬敞明亮的廠房內，而銷往國內各地的酸菜卻是未經沖洗、直接從土坑中簡單腌制后取出裝袋的。

接受暗訪記者的詢問時，負責人對這種區別對待給出的理由很簡單卻令人深思。他說國外對于食品質量要求嚴格，打擊力度大，動輒可能讓企業受到巨額罰金，而國內即使被發現了也不過罰款千元萬元，因此不用擔心。如果說偷工減料帶來的利益是土坑酸菜制造者們的動力，那么國內極低的違法成本便是他們知法犯法的根源。

從這個意義上說，目前我國法律對食品安全領域的違法行為的打擊力度不是過嚴而是不足，而食品領域的職業打假人也不是“撿軟柿子捏”，而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清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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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子婧，系中國政法大學碩士研究生。法治中國，不在宏大的敘事，而在細節的雕琢。在“法治的細節”中，讓我們超越結果而明晰法治的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