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費爾南·布羅代爾（1902-1985）是法國年鑒學派的代表性學者之一，他的三部大作《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和《法蘭西的特性》在學界享有盛譽，他所提倡的“長時段”的歷史研究、整體史的歷史書寫也一度為歷史學者所關注。近年，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大衛·阿米蒂奇發文呼吁拋棄過去碎片化的研究，重回“長時段”、“大歷史”的分析與思考，再次引發了歷史學人的討論。

恰巧的是，近期由中國法國史研究會與華東師范大學國際關系與地區發展研究院聯合主辦的2017年中法瑞歷史文化研討班在華東師范大學中北校區舉行，研討會主題是“文化流通”，而此次受邀與會的多位法國學者中有一位與布羅代爾關系密切，他就是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的莫里斯·埃瑪爾（Maurice Aymard）教授。莫里斯·埃瑪爾教授是著名的法國歷史學家，是年鑒學派的第三代代表人物，曾任法國巴黎人文科學之家的主席——這是一所由布羅代爾一手創建的研究機構，旨在于促進國際學術的交流與合作。他主編的Lire Braudel（《閱讀布羅代爾》，1988）和他撰寫的系列文章普遍被認為是解讀布羅代爾史學思想的門徑。借此機會，澎湃新聞記者特邀倫敦李約瑟研究所吳蕙儀博士一起采訪了埃瑪爾教授，請他談談布羅代爾和他的經典之作。

澎湃新聞：今年是布羅代爾誕辰115周年，對于中國的歷史學人來說，布羅代爾可謂大名鼎鼎，但我們主要是透過他的著作來認識他的。想請您介紹一下您認識的布羅代爾。

莫里斯·埃瑪爾：布羅代爾是歷史學家，要認識他，我認為還是要談談他的史學研究，特別是他的三部核心研究——《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和未完成的《法蘭西的特性》。這三部大書，每一部從構思到完成都經歷了二三十年。

首先就是《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以下簡稱《地中海》）。布羅代爾出生于1902年，從1925年開始構思這本書，1939年完成資料的整理，1940年他在戰俘營開始寫作，1947年作為其博士論文完成了答辯。1949年出版了第一版，1966年出版了第二版。也就是說，從1925年開始構思算起到1966年，經歷了四十年的時間。這就是布羅代爾的成名作，奠定了他的史學生涯的基礎。很長時間，說起布羅代爾，大家都會認為，就是那個寫了800頁大書的人，批評者也質疑他是不是還能寫出第二本書來。

布羅代爾的第二本書是《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以下簡稱《資本主義》），同樣這本書也是經歷了多年才完成的。1950-1966年，在布羅代爾籌備出版《地中海》一書的第二版的過程中，他同時也在準備寫作《資本主義》。這本書的主旨是14-18世紀的歐洲經濟史，但他把歐洲經濟史放在了全球視野下，討論其在全球發揮的作用——注意，他寫的不是世界經濟史，是全球視野下的歐洲經濟史。

這部書的寫作中有一點曲折。原本布羅代爾計劃只寫兩冊：物質文明和資本主義，這兩冊書在1972年都已經寫完。但1973年發生了石油危機，于是，《資本主義》一書由兩冊變成了三冊。因為，石油危機使他認識到資本主義不等于市場，資本主義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元素，就是金融。這套書的第一冊出版于1967年，第三冊出版于1978年，三冊出齊之后，布羅代爾又對第一冊進行了改寫。

就在《資本主義》第三冊出版后的一個月，布羅代爾就開始寫作他的第三部書——《法蘭西的特性》。在動筆寫作之前，對這個研究布羅代爾也已思考了近十年，1971-1972年，他在法蘭西公學退休前最后兩年的課就是講這個內容。布羅代爾的書寫作時間都很長，他自己也知道。所以，1978年11月，在《資本主義》這部書出版之后，一些朋友在出版社聚會為他慶祝，布羅代爾跟朋友們說，我要開始寫作下一本書了（但同時他也知道自己寫一本書要二十年），所以二十年后再相會！那時他已經76歲了。這個時候布羅代爾已經知道，他不一定能夠真正寫完這部書，但他確實是為這部書工作到了最后一刻。

布羅代爾去世于1985年，享年83歲。對于一個知識分子來說，他是很幸運的，因為直到生命的最后，他的腦力并沒有衰退，一直可以清醒地寫作、思考、以及與同事進行交流。

盡管在此之外，布羅代爾還發表過一些文章，但這三部巨著才是理解布羅代爾學術脈絡的關鍵。布羅代爾最著名的概念自然是“長時段”，而這個概念反過來也可以用來描述他的寫作模式：他每次都是用二三十年的時間，對一個宏大主題進行完備的思考和整體的把握，而不是以每兩三年一本書的速度處理一系列的小問題。我需要強調他這種長線的寫作模式，因為這是布羅代爾的著作持久不衰的獨創性所在。

澎湃新聞：布羅代爾是法國年鑒學派的標志性人物，其后則有勒高夫、勒華拉杜里等等學者。像勒華拉杜里，他也是布羅代爾的學生，受年鑒學派的影響，而他的著作《蒙塔尤》，是一部廣為學者熟知的微觀史著作——有學者將其看作是年鑒學派的轉型。在法國史學界，“年鑒學派”是什么樣的存在？

莫里斯·埃瑪爾：“年鑒學派”，這是美國人的發明！布羅代爾及相關研究傳到美國后，美國學界就稱之為Annales School。后來這個說法又回到了法國，就是你說的“年鑒學派”。但是我也認可現在法國還存在年鑒學派，但它不是師傅帶徒弟這樣的形式。當然《年鑒》雜志有一代又一代的主編，你可以視其為年鑒學派的陣地，但《年鑒》并沒有想要把諸如“長時段”、整體史這樣的觀點強加于人，他們的編輯思想是推動他們認為有新意的、對后人有啟發的研究。其實，年鑒學派更準確地說，是一種史學潮流，類似于1910年代畢加索等人所代表的“巴黎畫派”。

在布羅代爾之后，如你提到的勒高夫、勒華拉杜里，他們都是布羅代爾的學生，但布羅代爾與其之前的年鑒學派的奠基人呂西安·費弗爾、馬克·布洛赫并不是師生關系。布羅代爾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博導，算起來，起到導師作用的可以說是費弗爾。這里要說說布羅代爾前半段的人生經歷。

布羅代爾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做了高中教師。1925-1935年，這十年他在阿爾及利亞的一所中學教書，業余在圖書館廣泛閱讀。其后的1935-1938年是他的一個重要階段。當時法國和巴西政府簽訂協議，在圣保羅建立了一個大學中心，布羅代爾被聘任為那里的教授。這是一段至關重要的穩定的學術積累期，每年布羅代爾有半年的時間在圣保羅授課，有四個月在歐洲的休假（這還不包括游輪往返時間），休假時，他就在地中海世界廣泛旅行，查看法國、西班牙、意大利、南斯拉夫地區的原始檔案。1938年，36歲的布羅代爾被聘為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EPHE）第四部（歷史學部）的高級研究員。次年，戰爭爆發，他作為預備役軍官應征入伍。1940年6月，法國戰敗，布羅代爾成了戰俘，被關進戰俘營，直到1945年5月。布羅代爾的《地中海》一書就是在戰俘營期間寫成的。

費弗爾是《年鑒》雜志的創刊人。布羅代爾與他相識于巴西，1938年二人一起乘船從圣保羅回到法國，此后即開始了長久的友誼，布羅代爾任職EPHE第四部時，他們也是同事。布羅代爾在戰俘營寫作《地中海》一書時，沒有資料，資料都在巴黎的家中，他全靠記憶來寫作這本書，五年內七易其稿，每一稿都是一氣呵成，不作修改。一稿寫完就寄給費弗爾，費弗爾再在回信中，與他不斷討論，并鼓勵他，布羅代爾根據討論結果再從頭重寫。他們的這些通信到現在都還保留著，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布羅代爾構思的變化過程。

我們這次上海中法瑞研討班的主題是“文化流通”，而《地中海》在二戰期間的寫作也是一個有關“流通”的故事。被俘期間，布羅代爾換過多個不同的戰俘營。軍官身份使他的待遇比普通士兵稍好一些，有條件進行寫作，當然也只是稍好一些而已。他沒有鋼筆、墨水，文稿也只是用鉛筆寫在小本子上，信件要受到德國當局的審查。他的稿件都寄給巴黎的費弗爾，費弗爾再寄給住在阿爾及利亞娘家的布羅代爾夫人，夫人再將其一遍遍地用打字機打出來。《地中海》的成書就是在這樣一個非常特殊的環境中完成的。在戰俘營中寫作，對布羅代爾來說，也是解放心靈的一種手段——通過寫作夢想自由的世界。今天的學者總是雜務纏身，很難像布羅代爾那樣，有五年心無旁騖的寫作時間！

澎湃新聞：您怎么看布羅代爾研究中的“長時段”？

莫里斯·埃瑪爾：“長時段”是布羅代爾提出的最有名的一個概念。他的研究處理的都是“大”問題，這是他的學術特點。所以，你看他，一部書寫成都要二三十年。

“長時段”是布羅代爾在《地中海》一書中提出的。說到這本書，我還想在這里提到的是，布羅代爾寫作這本書時有一個思考的轉變。早在戰俘營寫作之前，最初其師長建議其研究16世紀下半葉菲利普二世的外交政策，這是一個傳統的政治軍事史的命題，后來在寫作中覺得不對，于是把這個命題徹底反過來思考，變成了“菲利普二世的地中海世界”，如此一來，書的焦點不再是不是君主在一個朝代、一個特定地理范圍內的外交政策，而是這個地理區域本身。地中海——這片海域和環繞它的陸地——成了他要敘述的“傳主”。當然地中海不是封閉的，在地中海沿岸有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的沖突和交融，十五世紀以來又有歐洲人開辟的通往印度和美洲的新航路，由此而產生的物質、文化的交流。毫無疑問，這是布羅代爾最令人耳目一新的地方：他可以說是第一個為地理空間做傳的歷史學家。

《地中海》全書的架構也是非常獨特的，蘊含了布羅代爾對時間的思考。《地中海》分三卷，每卷講一個時間維度。第一卷是“地質時間”，描寫地理環境所代表的硬性邊界，這不是在倡導地理決定論，而是要理解生活在這個環境中的人如何在這些限度之內去組織他們的日常的經濟生活、社會生活，例如選擇的農牧模式、耕種的谷物種類。這就是他所說的“長時段”，幾乎是恒定的，變化及其緩慢。第二卷對應的是中長時段，對應的是人口、經濟波動的周期，是戰爭/和平交替的周期，它以三五十年、一個世紀為單位——例如八十年代以來中國人的消費水平——它深刻地影響著作為集體的人的生活，但身在其中的人往往直到一個周期結束才能察覺這種波動。最后，才是第三卷述及的“事件”，這是第三個時間維度。最初布羅代爾所關注的菲利普二世的政治軍事政策是在這個時間層面才得以展開，而這個時間維度在布羅代爾看來是瞬息萬變的，是身在歷史中的人最直觀感受到的時間。

布羅代爾的洞見在于指出歷史是有多個時間層面的，而《地中海》就是在三個長短截然不同的時段上，對16世紀的地中海歷史作了三種不同解讀。我們可以看到，某些深刻影響16世紀的地理環境因素在千年之前已經存在，而今天依然清晰可見。比如，16世紀發生了著名的勒班陀海戰，而海戰的勝負，就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長時段上的地理因素。當時的戰艦其動力靠人力劃槳，都是150-200人的大船，而地中海的水深是隨著季節而變化的，每年只有六個月可以打仗，而決定一場戰役結果的就是，你是否能在這六個月內打敗對方。

1949年這部書第一次出版之后，人們很快就意識到，它很有創新性，而且文筆優美，毫不枯燥——書中有很多段落完全可以當成小說來讀。這本書開創了歷史研究的全新的模式，也吸引了當時很多年輕的歷史學家，我也是其中之一。

澎湃新聞：布羅代爾是法國史學界的重量級學者，他是如何對待學生的？

莫里斯·埃瑪爾：布羅代爾給予學生很多幫助和自由，他的學生并不都做地中海研究，還有的開創了大西洋、印度洋研究。我最初是研究地中海歷史，但后來也有轉向。

1949年《地中海》一書出版的時候，布羅代爾年富力強，由于與費弗爾的關系，積累了非常重要的學術資源。首先，他在1949年繼承了費弗爾在法蘭西公學（Collège de France）講席教授的位置——這個位置代表了巨大的學術威望。其次，1948年布羅代爾和費弗爾一起成立了EPHE第六部（經濟和社會科學部），它在1975年獨立成為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EHESS）。這是一個全新的教學和研究機構，在法國教育體制中是一個新的模式，它沒有本科生，完全是研討班（seminar）的形式，提供經費接待國外年輕學者來訪學、交流。費弗爾1956年去世以后，布羅代爾就接替費弗爾做了EPHE第六部的主任，還擔任了《年鑒》雜志的主編。法蘭西公學的講席教授、EPHE第六部的主任、《年鑒》雜志主編，這三個身份使得布羅代爾掌握大量學術資源，于是有一些對他不滿的人，說他是“滿大人”。但事實上，布羅代爾充分利用了這些資源，為學術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空間，這極大促進了法國學術的國際化發展。就一點來說，他利用手上的資源邀請外國學者來巴黎講學，這在當時的法國大學是非常難得的。我1961年讀完大學都沒有聽過外國學者的講課。

EHESS作為一個研究機構，它真正超越了史學的范疇，向其他人文學科打開了大門，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符號學等等，這些學科的學者都可以來此訪學，這讓EHESS成為真正實現跨學科的研究機構，實現了多學科的交融，而且在這個過程中有機會發掘有學術潛力的年輕人。比如，1954-1955年，布羅代爾在EPHE第六部建立了最早的區域研究中心——他將之命名為“文化圈（aireculturelle）”研究，涵蓋了對各大非歐洲文明的研究，包括對中國、印度、拉美、非洲等等。給你個數據，1955年EPHE第六部有三十位教授，其中就有三位是研究中國的。一位是匈牙利籍的宋史專家白樂日（Etienne Balazs），一位是當時只有35歲的謝和耐（Jacques Gernet），另一位是研究中國革命的謝諾（Jean Chesneaux）。蘇聯研究、日本研究等方面也是如此。

而且，布羅代爾是一個慧眼識人的學者，他發掘、培養了一些有潛力的學術新人，比如勒高夫、弗朗索瓦?傅勒，還有勒華拉杜里，這三人中，前兩位在布羅代爾之后都擔任過EHESS的院長，而勒華拉杜則接任了布羅代爾在法蘭西公學的教授講席。

我要強調，布羅代爾確實掌握了很多學術資源，但他從中獲取的并不是權勢，而是信息。地中海的研究畢竟是在一個有限的地區展開，布羅代爾可以靠一己之力完成。但《資本主義》這部書如果沒有同事為他提供其他地區的信息，是沒有辦法完成的，比如其中有關中國的一些內容就有白樂日的幫助，關于印度有Daniel Thorner，關于印度洋和東南亞則有Denis Lombard。可以說，他利用這些資源營造了一個卓越的學者群體和在此基礎之上的信息網絡。此外，我還要強調的是，布羅代爾一貫鼎力支持學生、同事的研究，給予他們自由去尋找自己的學術道路。現在大學里有些老師會讓學生變得貧乏，但布羅代爾會讓他的學生變得豐富。他給學生的建議是，在盡可能大的尺度上思考問題，這個尺度不一定指時間，也可能是地理上的。雖然研究要從小處著手，但要在盡可能大的尺度思上考問題，因為如果沒有宏觀的視角，是沒有辦法真正理解個案的。

澎湃新聞：1990年代中國出版了布羅代爾的三部大著，或因學界近年對“重回長時段”的呼吁，近期出版社也再版了他的著作。法國學界/社會怎么看待布羅代爾的遺產？

莫里斯?埃瑪爾：不同的書有不同的命運。布羅代爾的成名作《地中海》就經歷了很奇特的三次生命。它對學術界的地中海研究而言無疑是開山之作，第一版出版之后，在法國很多學者受其影響，投身地中海或大西洋研究但到了六七十年代，這批學者逐漸開始轉向心態史或者是歷史人類學。盡管它很早就有了西班牙語和意大利語的譯本，但市場都很小，影響十分有限。

《地中海》真正開始走向世界是1973-74年美國出版了英譯本。當時讀布羅代爾的書并受其影響的第一代法國學者已經轉向了，可以說，《地中海》在法國學術界的影響已經大不如前了，但此時《地中海》一書在美國卻是生逢其時，在美國大學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因為當時美國人文學科正在尋求突圍，尋求人文學科與社會學科、自然科學、還有大數據的結合。我第一次到美國，在機場書店看到了口袋書版的《地中海》英譯本，我非常驚訝，這在法國真是不可想象的。

《地中海》在美國的翻譯、出版改變了它在世界范圍內的命運。其他語種的譯本在此之后接連出版，1985年出版了德文版，而后就有中文版、日文版、韓文版、阿拉伯文版等等。所以，《地中海》在國際學術上的地位是在1973、1974年以后才確立起來的，盡管當時在法國，它已經不是不可取代的典范了。書籍的接受史在國內和國際是存在時間差的，《地中海》的情形就是一個證明。

但1976年《地中海》一書在法國的接受情況又發生了變化。由布羅代爾兼職顧問的一部講述地中海歷史的紀錄片在法國熱映，這部紀錄片共有十二集，每集五十分鐘。伴隨紀錄片良好的播出效果，《地中海》一書開始走出學術界，走向大眾。法國又開始重印這部書，還做成了口袋本，當年大家還會將其作為饋贈親友的圣誕禮物。1976-1978年，這兩年間法國賣出的《地中海》是過去三十年的總和，它已經不僅是學術研究著作，而成了大眾閱讀的經典。我這次回國后就要跟出版社見面，他們即將出版典藏版的《地中海》。另外，法國歷任總統，比如薩科齊、奧朗德、馬克龍，他們在發言中有時候也會引用布羅代爾的話，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本書一直是“活著”的。它已經成就了它的經典地位。

澎湃新聞：對于近年史學界“重回長時段”的呼吁，您認為“長時段”的歷史研究進一步努力的方向是什么？

莫里斯·埃瑪爾：“長時段”的定義在歷史上是辯證的。布羅代爾在提“長時段”的時候，也沒有一個確切的定義，它是一個不斷變化的，而且現在還在不斷變長的概念。布羅代爾當時說的“長時段”是地質學和民俗學意義上的，同時，他也提出過，我們是不是可以研究氣候的歷史。后來，勒華拉杜里的研究就涉及了氣候史的書寫。2013年，英國學者Cyprian Brookband寫了一本《中央之海的形成：從起點到古典世界出現的地中海歷史》（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Sea: A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mergence of the Classical World）。作者從100萬年前寫起，從地中海本身的形成，直布羅陀海峽的出現，寫到植被、動物的出現，寫到人類走出非洲、進入這一地區，寫到一萬年前農業的發明，最后寫到公元前3500年，這是人類文字記載的開始，是傳統意義上的“歷史”的開端，而他這本書就寫到此為止。這次，我在研討班上也提到了這本書，想要刺激大家在這方面的思考。顯而易見，這是史學、人類學、考古學與古氣候學、地質學的結合。這種跨學科的結合不僅是人文和社科的結合，還打破了我們與自然科學的學術疆界。這可能是“長時段”在未來的一個發展方向。而且，正是在這個超長的時段上，我們才能真正理解一些與今天人類命運息息相關的問題——如氣候變化。這個意義上，“長時段”是很鮮活的，了解這個時段上的歷史才可以拯救我們的未來。

歷史是對過去的拷問。然而，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這個“過去”不是單數的過去，是復數的過去，是越來越長的過去。像環境史，這是對政治家短視思維的一個挑戰——我想它可能會成為未來中法歷史文化研討班的一個討論主題，

另外，“長時段”也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長度概念，它還包含了對傳統史學線性時間觀的反思。在這次研討班上，有一位法國學者，格勒諾布爾大學的Etienne Bourdon教授提出了對中國和歐洲的時間觀念進行比較研究的重要性，不同文化、甚至同一文化內部是不是對時間都有不同的理解，不僅僅有線性的時間，還有分叉的時間、循環的時間？以相對論為代表的現代物理學是否可以為我們思考非線性的、主觀的、多元的時間提供啟示？歷史學家應該參與到這個思考中。而當我們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布羅代爾正在身后看著我們呢。

澎湃新聞：全球史的書寫也是一個熱門的話題。與其相關的是全球化進程。您怎么看全球化進程中年鑒學派的意義？針對近年由于難民問題、英國脫歐等等一系列國際時局的變動而引發的“逆全球化”的討論，您怎么看？

莫里斯·埃瑪爾：我在講座中也說了，全球化不是今天才有的，幾百年前就有跨地域的交流，有在大地理尺度上不同文明的碰撞，其中有前進，有挫折，也有倒退，這是很復雜的過程。而我們目前這幾年集中面對的，是全球化提出的困難，那么，我們要對我們社會的價值觀進行更深入的思考——不是回到過去，也不是通過行政禁令的方式切斷人口的流動。看看美國以前的禁酒政策，它反而刺激了走私，因為一旦人們習慣了一種生活方式，是不可能回到過去的。

歷史學給我們的教訓是人類社會是一個很堅韌的東西。我相信今天的人類社會和過去的人類社會一樣，面對困難，有堅忍不拔的精神。當然今天的消費社會、消費文化帶來了額外的困難，我們要讓人們知道消費不可能是無限的，要對自己的欲望設限。

我年輕的時候有一句話，叫“歌唱的明天”——意思是明天會更好。對于今天的年輕人來說，似乎未來看上去并不像我年輕時面對的未來那么光明，但是大家不要因此而認為，前路堵塞，無路可走。人類需要、也能夠找到未來的出路，但這需要的就不僅是個人，而更是人類集體的智慧了。

澎湃新聞：這也是一個基于“長時段”的歷史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