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輝（化名）的病房里，有個很會畫畫的老爺爺。

他有本漂亮的畫冊，畫著魚、房子和人。每次劉文輝去查房，老爺爺都拉著他，要把畫冊送給他，說“謝謝醫生，謝謝你的救命之恩。”

還有一些病人會給醫生寫信，雖然從精神科的角度來說，寫信是疾病的表現，但是信里的話，“真的很暖心。”

4月1日起，劉文輝所在的上海某精神衛生中心進入“封閉管理”，大部分醫護都住在醫院，睡沙發、打地鋪，或者睡在走廊。而精神科病房里的90個病人，有不少是60歲以上的老人，大多患有精神分裂癥，長期住院。

醫護們回不了家，病人們也回不了家，艱難時期，醫患間有種惺惺相惜的情誼，“像朋友一樣。”

這些年，劉文輝都在做精神疾病的科普，希望破除社會偏見。還有一些更現實的問題橫在病人面前：財產被侵占，被家人遺棄，劉文輝幫不少病人維過權。

前段時間，劉文輝輪休回家，費了些周折才進家門。而更波折的，是精神病人回家的最后一米。

【以下為劉文輝的自述】

疫情時期的精神病房

4月21號那天，我跟家里人說，過幾天可能會輪休，回家休息幾天。

居委會上門發抗原試劑的時候，家里人就跟他們說了。結果中午，我就接到居委會電話，建議我不要回去，繼續待在醫院。

我一聽，整個人有些不舒服：我們在一線工作這么長時間，難得有個休息的機會回家照顧下孩子。市里沒有任何文件要求一線人員不能回家，但是每個小區在執行的時候尺度把握不一。

我們居委會管好幾個小區，其他小區里也有我的同事，他們那邊的小區就沒有說不能回家。有一個同事還說，居委會的人跟他說，歡迎他回家，只要提供單位出具的工作證明以及證明自己是安全的就行。

3月中旬，我們小區封控過，當時我每天拿著返崗證明，還能出來。跟我一個小區的同事，有時就出不來。

我妻子是社區醫院的醫生，她有同事也遇到過類似情況。

我也有好多同事因為小區封控，不能來醫院。我們醫院4月1號開始封閉管理，大部分職工都住在醫院，睡辦公室沙發、行軍床，或者搭個簡易的床、床墊鋪地上，還有的睡走廊上。

因為是精神病院，抽調出去支援的比較少，只有1/5左右，其他綜合醫院可能會多一些。

這段時間，醫院門急診一直開著，每天都有病人入院。

2020年疫情開始，我們醫院就設置了隔離病房，專門接收隔離點送過來的病人。3月中旬上海疫情嚴重后，醫院又新設置了一個封控病房，專門接收各個封控小區的病人，進行集中管理。封控病房有一棟樓，十幾個房間，能收三四十個病人。有20來個從各科室抽調的醫護。

早期，病人來醫院只看綠碼，疫情嚴重之后開始查核酸，沒有核酸的話就測抗原，在醫院做核酸，再辦住院。現在不管有沒有核酸報告，醫院都會收治。

核酸只能代表一個即刻的狀態，病人萬一處在潛伏期或者怎么樣，這個風險很難把握。2月底的時候，我們醫院就有門診病人第二天確診陽性，醫院成了密接，按照要求閉環管理兩天。

建了封控病房后，新入院的病人集中收到封控病房。經過14天的觀察，核酸一直陰性的，轉到普通病房，陽性的，轉到隔離病房。

我身邊有一些醫護，感染后經過治療，好了以后回崗位繼續工作。這段時間，我們醫院急診的病人比平時少一些，因為精神疾病的話，沒有直接危及到生命，很多能緩就緩了。

家里想方設法送到醫院的，都是病情特別嚴重的：有些是威脅到自己，比如一些抑郁癥病人想自殺，搶救過很多次；還有的連續幾個星期沒有好好吃飯、睡覺的；有些是威脅到他人，情緒不穩定，肇事肇禍，危害公共安全……形形色色的都有。其中，一半以上是抑郁癥發作住院的。

“這種朝夕相處，讓我們像朋友一樣”

我所在的病房有90個病人，精神分裂癥病人居多，也有老年癡呆，抑郁癥等。

他們平均年齡60歲以上，年齡最大的80多歲，最小的不到20歲，大部分都是長期住院，因為病情、家庭、經濟或者其他原因，出不了院，只能一直待在這里。最久的住了四五十年。

以前，病人們可以在活動室打牌、下棋、看電視，自由活動，還有各種各樣的康復治療和心理治療活動。

現在由于疫情原因，4月中旬開始，病房實行“氣泡”式管理，減少人員聚集。病人不能隨意走動，只能在病房里打打牌、聊聊天、看看書，他們也沒辦法了解外面的信息，都是我們查房的時候將這些信息帶給他們。

家屬不能探視，視頻會客也沒辦法弄。病人有什么要求或者有事要跟家里溝通的話，我們會幫他們去溝通。

我是我們病房的負責人，手底下4個醫生，有的封控在家，有的去支援封控病房，就剩我一個人管整個病房。13個護士，3個出去支援了，剩下10個，分成三班，工作時間跟平時差不多。

我每天24小時“待機”，上午和下午都要查房，其他大部分時間就寫病歷，跟病人家屬溝通，還有一些文書工作，處理病人的突發情況。

精神科病房里，經常會遇到各種各樣的突發狀況。特別是老年病人，軀體疾病比較多，像感冒發燒、血壓高、血糖高這些，或者心梗需要搶救，都是我們自己處理；處理不了的，聯系“120”轉運到綜合醫院治療。

3月份的時候，病房里有一個老人突發心梗，他之前幾次心梗都救過來了，這次搶救了個把小時，沒救過來，后來醫院幫忙協調他家屬過來辦理后事。

我們精神科的工作人員有一個“挨打費”——新病人剛來的時候，可能會有一些激烈、沖動的表現，我們肯定要上前制止、去保護，可能會受到一些皮外傷。我每年都會被一些病人弄傷。不過大部分病人經過治療后，病情很快就緩解了。

這段時間，住院病人們的情緒大部分比較穩定，都能配合治療。那些長期住院的老人，對外面發生的事情比較淡漠，不怎么關心。

一些新入院的年輕病人會有些焦急，問疫情什么時候能好，什么時候才能回家。我就安撫他們，等疫情控制下來，就可以安排出院，讓他們看到希望。

有的擔心會被感染。我會跟他講，醫院里很安全，我們會陪著你、保護你，讓他們打消顧慮。到現在，我們病房還沒有人員感染，所有人隔天做一次核酸。

很多人一談到精神病人，都覺得很恐怖，其實是對他們缺少了解。肇事肇禍的精神病人非常少，他只要經過治療以后，病情穩定下來，就是一個正常人，甚至比正常人還要可愛。

他們的思想很單純，沒那么多復雜的想法。要求他們只能待在病房里，都戴好口罩，所有人就都像小朋友一樣，不跨過門口那條線，都出奇的配合。

一些病人還會給醫生寫信。雖然從精神科的角度來說，寫信是疾病的表現，說明他的癥狀還沒有完全好，但是信里那些感謝的話，真的很暖心。

有個70多歲的老爺爺，在這里住了很多年。他身體不大好，經常發燒、咳痰，搶救過好幾次。老人很會畫畫，他有一本畫冊，上面畫了魚、房子還有人，很漂亮。

每次我去查房的時候，他都會說“謝謝醫生，謝謝你的救命之恩”，要把畫冊送給我。我婉言謝絕了，他就一直要送。

這種朝夕相處，讓我們跟病人之間像朋友一樣。

有個十七八歲的小朋友，天天跟我說，我要吃肯德基、麥當勞，我想吃麻辣燙。我只能笑笑，這個我們也解決不了。

最近，病房里有兩個病人要出院。他們住了一兩個月，病情已經穩定了。之前因為疫情嚴重，跟他們協商，暫時先不出去，現在稍微好轉些了，家屬也能過來接，就給他們安排。

為了減少病人家屬在醫院滯留的時間和接觸人員的時間，我們精簡了一些手續，辦出院手續、配藥這些，都是我們工作人員先期幫他們做了。家屬只需要繳個費、簽個字就可以了。

“醫生，我該怎么辦？”

這段時間，每天有很多老病人給我打電話或者發消息，問醫院什么時候開診，藥沒了怎么辦。

精神科病人很多需要長期吃藥，以前都是兩周配一次，一旦停藥，可能會出現睡眠不好、焦慮、煩躁等反應，疾病復發的風險會成倍增加，所以他們都很緊張。

我會根據他們的需求，提供一些就醫信息。如果是上海市內的病人，大部分醫院門診都是開著的，可以自己、家屬或者找小區的志愿者，出門到就近的醫院配藥。現在常見的一些藥物，醫院都可以買到，只有少數特殊的限制類藥品，要到指定醫院配。我們醫院的配藥門診也一直開放，很多家屬不知道，以為醫院也關了。

另外，最近有了快遞小哥，京東或者網上藥房也可以試試，配藥途徑更多元化了。如果是外地的病人，很多醫院都有互聯網問診平臺，可以在上面咨詢、復診，大部分藥全國各地都能買到，不一定要在上海買。

2022年4月18日，上海長寧區某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社區志愿者在整理配藥信息。資料圖。

病人到社區醫院或者綜合醫院配精神類藥品，醫生只能開3天到5天的處方量。在我們精神科的話，這些屬于常規藥物，可以根據病人情況，一次開兩個星期甚至一個月的。所以一些年紀大的病人，習慣了一次買一個月甚至更久時間的藥，就不愿意去社區醫院配。

還有一些老人吃的助眠藥物，比如有一個叫氯硝西泮的，是精神科最常見的用藥之一，很便宜。今年絕大部分醫院都缺貨，我們醫院通過各種各樣的途徑，也進不到。很多長期使用的患者就抱怨買不到，我們也很無奈。

也有一些封在家里的病人打電話說，病情反復了，想住院。我只能電話里給他們進行簡單的問診。

我一般會建議他們先盡量調整藥物，實在想住院的話，就通過防疫部門去聯系醫院，到醫院后先看門診，讓醫生評估下病情。一般能夠配合看門診的病人，大部分癥狀都還能夠控制住。

大部分病人找我，打一兩次電話，問題就解決了。也有個病人的媽媽給我打了幾十次。她兒子十八九歲，得精神分裂癥好幾年了，之前到我這邊看過門診。這段時間在家，孩子沒有好好吃藥，病情惡化出現了幻覺，把爸媽都打傷了。

他爸媽在家提心吊膽的，哭著打電話問我，“醫生，我該怎么辦？”

之前3月初的時候，我就跟她講，孩子可能偷偷把藥吐掉了。她說沒有，肯定吃藥了的。后來發現確實是把藥吐掉了，然后孩子就越來越嚴重了。

放在平時，這種情況很好解決。他們只要把孩子帶到醫院，有一定的醫患信任在里面，面對面的溝通會好一些。如果病情真的復發了，我也可以幫忙協調收治入院。現在因為疫情，我只能給她一些建議。

當孩子出現暴力的時候，首先要安撫，盡量避免激化矛盾。如果很嚴重的話，需要采取措施強制送醫，平時的話，還可以找親戚朋友幫忙，現在連鄰居都幫不了，只能跟居委會反映情況，再找警察求助。

“回家的最后一米”

其實不光是病人，我們醫護人員在病房里待了這么長時間，心里多少也有些焦慮擔憂。不過大家都學過心理咨詢，能快速調整好自己的狀態。

對我來說，工作、生活上的困難都可以克服，唯一擔心的是家人。我兒子9歲，由60多歲的外婆照顧著。封控前，家里儲備了很多物資，我也幫忙搶過幾次菜，志愿者送到家里。

妻子比我更忙。她所在的街道是上海最先出現疫情的地方，從2月底開始，她們社區醫院除行政人員外，幾乎全員都在外面采樣。之前門診都停掉了，后來居民有配藥需求，就開放一兩個站點配藥。

剛開始，她每天早上五六點鐘出門，凌晨一兩點鐘回來，這種狀態持續了一個星期左右，之后變成了隔幾天回一次，再后來沒時間回了，睡辦公室。這兩個月，她回家的次數一個手指頭都數得過來。

2022年4月4日上午，醫護人員為志愿者進行核酸采樣。資料圖。

她的采樣對象里每天都會發現陽性。有一次爬樓梯時她暈倒了，只休息了一晚，第二天又出去了。

剛開始她也擔心被感染，開玩笑說萬一我不行了怎么怎么的。我安慰她，沒那么嚴重，盡最大的努力保護好自己，讓自己盡可能最后倒下。

我心疼她，但我們是醫生，選擇了這個職業，就應該承擔這個責任這個壓力。

有時候她也會抱怨，“堅持不下去了，太累了。”

我最心酸的是，有一次她說“兒子沒人要了”，我聽了心里特別難受。

兒子從小到大沒有這么長時間離開過父母。人家小朋友都有爸爸媽媽陪著上網課，他就一個人。現在一打電話，他就問我，“爸爸你什么時候回來？”問他媽媽，他媽媽每次都是，“過兩個星期就回去。”

往常他的作業我帶的多一點，現在也沒人管，小朋友又比較調皮，我估計學得也很差。

21號居委不讓我回家后，我后來找到居委會領導，對方說，只需要提供醫務人員工作證明、往返醫院上班的證明，就可以回去。

4月29號，我們病房出去支援的醫生回來了，我就可以回家休息下，陪孩子過“五一”。妻子（還是）沒有休息。

我在精神科工作了13年。很多年前面試時，面試官問我為什么來精神科，我說，我覺得這些病人有時候可愛得像個孩子，需要我們很有愛心；有時候又弱勢得像個老人，需要我們的耐心照顧。我喜歡這份職業。

這些年，我幫不少精神病人維過權，他們有的工資、房子被人侵占了，權利被人剝奪了；我也幫忙解決過家屬不管他們、拖欠醫藥費這類難題。

疫情過后，我會繼續做一些科普，讓大家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精神病人：并不是所有的精神病人都很恐怖。希望能打通精神病人回家的最后一米路，幫助他們回歸社會。

等疫情好轉后，（可能）很多焦慮、抑郁的病人會來醫院做心理咨詢、配藥。根據以前的經驗，精神科病人就醫的高峰還在后面。

（應受訪者要求，劉文輝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