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南漂”攻讀博士學位的四年時間里，我曾經在三個地方落腳：吳多泰博士國際中心、沙田好運中心棕林閣、赤泥坪村屋。它們分別位于九龍區九龍塘、新界東區的沙田市中心和沙田區的赤泥坪村。熟悉香港人文地理的同道們可能會看到我遷移的軌跡大概是自南向北、自“富人區”至“窮人區”。

如果要貼“關鍵詞”，那么在香港的第一年應該是“自由”或者“輕松”，因為當時的我，或者說“我們”（同在香港讀博的朋友幾乎有同樣的情感體驗），都有一種做自己的零負擔之感，大概當時的學習和生活環境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無所拘束、純然求知的外在條件。

大學“招待所”的雙人標間

2010年，從香港赤臘角坐機場大巴到校報到的第一站就是吳多泰博士國際中心。香港浸會大學（以下簡稱浸大）的校友，一般都會稱呼它為 NTT，也就是“吳（Ng）多（Tor）泰（Tai）”粵語發音的英文首字母縮寫。NTT其實類似浸大的“招待所”，或者校級賓館，造訪浸大的學者、教師、學生等訪客大都會選擇住在這里，因為就近，非常方便出入校園。

在香港求學的前三年，我都住在近便校園的NTT。浸大有三個校區，包括善衡、逸夫和浸會大學道。善衡校區在北毗鄰廣播道，也被人稱為“五臺山”，因曾有香港五大傳媒在此立址；浸會大學道校區往南沿著喇沙利道和牛津道則是富人豪宅區，我們常會到這個區域的百家超級市場買些日用品或水果，也會“聚眾”到業主會酒樓吃點心，這里通?？犊爻尸F出一種中上階級的靜謐和安全感，走在路上的我們會想象豪宅里的景象。

我所在學院的研究生辦公室在浸會大學道校區八層，由于南面豪宅區樓層不會高過四層，所以站在辦公室向南望去，目力所及，可到港島太平山，視野非常開闊，給實際上是窮學生的我們一種超越現實、超越世俗的優越感。

住在NTT可謂鬧中取靜、十分便利。向西行走十多分鐘，就能走到九龍塘地鐵站，搭地鐵到其他區域。向東翻過香港仔公園，可以到達九龍城，即舊時的九龍城寨，這里有非常多元的美食。由于如此近便，NTT的住宿實行限額申請制，研究生才可以申請住在NTT，其中，研究型碩士和研究型博士優先獲準。雖然NTT年年漲價、服務范圍年年收縮，但仍年年迎來絡繹不絕的申請者。

但在NTT住宿的壞處也很明顯。除了出入有嚴格門禁、朋友造訪不便，除了common room（公共休息室）使用緊張、無法自主做飯，對我來說，最大的壞處就是需要跟別人一起共享一個“雙人標準間”大小的起居空間，這意味著基本上沒有隱私，并且如果室友與自己起居時間不一致的話，日間工作和學習也會紊亂。

在NTT“堅守”的三年時間里，我經歷了五任室友的來去。有作息非常規律、需要到辦公室“朝九晚五”的室友，有家住廣州、平時大部分時間讓我擁有自由的室友，有法國交換生、每晚四點才會上床睡覺，有幸運地申請到住宿機會的授課型碩士生、行事和作息都有些謹慎……

住在NTT的“標準間”體驗，經常會令我想起郁達夫描寫1920年代上海局促居住空間及其對窘迫人際關系塑造的小說《春風沉醉的晚上》，走在辦公室和NTT之間的路上，我經常會想到這篇文章和其中流露出的無奈之感。事實上，我從14歲就開始了寄宿生活，一直都和“熟悉的陌生人”們分享著個人空間，能夠擁有一扇門、一個能自主掌握的空間，一個保證自己作息、工作的個人化時間不受到干擾的空間，一直是我的愿望。

動蕩期的畢業生轉租

于是，在第四年——申請延期畢業一年、用于修改博士論文——我搬離了NTT，終于實現了擁有一個可以關上門的房間的愿望。百般周折，我和在NTT相識的最后一個室友A一起住進了位于沙田市中心的棕林閣。

之所以說百般周折，是因為即將入住的房間轉租自B，而轉租的過程有些復雜。在香港租房，一般首租租約為一年，如果未滿一年退租，則房東將收取兩倍于押金的違約金。

為勉勵外來人才為香港做出貢獻，政府為非本地畢業生留取一年的返崗就業簽注（IANG）機會，持有人可以在有效期之內不受任何限制地在港逗留，尋找工作或轉換工作。通常IANG 期間是較為動蕩的時期，一起畢業的人，有些人留下來了，有些人離開了，而且離開的時間不一。

能夠在有效期內找到工作并續簽的畢業生留港意志相對堅定，A 就是其中的一員，而 B 則選擇了回內地，因為家里為她在當地事業單位找到了一份穩定的職業。于是，B 需要在租約期滿之前解約，但因未到期限，參照當時她需要支付的押金（即一個月房租）數額，她需要額外賠付六千港幣，對于普通學生而言，數額不算小。

對于動蕩期的畢業生而言，轉租是個費神但是節省開支的策略。每年的七八月份是轉租的“旺季”，各大學校的留學生論壇以及豆瓣小組等社交平臺上都會出現大量“尋人”或“尋租”線索。

好彩的是，我省去了從網絡海量信息中費力挖掘的精力。B 正在租住的寓所包括三室一廳、一廚一衛，B 住在面積最大（約十平米）的房間，剩下的兩室一廳分別住了三人，但隔壁面積最小的房間（約五六平米）長期閑置，租戶實際上已經離港，并拜托了 B 幫她尋找轉租的“下家”。急于搬家的我，住進了這個寓中最小的房間。

沙田的逼仄空間

從九龍塘地鐵站坐東鐵線到沙田站，出站后就是沙田新城市廣場。因為是一站式購物中心，這里吸引了大量來港掃貨的購物者。穿過從四面八方涌來的人群，七拐八拐，經由沙田客運中心，再進入沙田好運中心樓群，其中一座就是棕林閣。房間在24層，坐電梯只到22層，剩下兩層要爬樓梯。我的小房間有一面墻、兩面飄窗、一扇門，對于身高173cm的我，天花板伸直胳臂則觸手可及，空間可謂逼仄。在沙田的宜家為新家添置了最廉價的家具后，我正式入住了人生第一個單人間。

然而在這間獨立房間的居住體驗并不如意。因為是延期一年畢業，博士獎學金已經停發，我通過幫導師做兼職助理研究員的方式來賺取少量校內雇傭工資（香港政府禁止內地學生在使用留學簽注的同時獲取高校以外的工作機會和雇傭合同），這樣一來，除了繼續寫作和修改博士畢業論文以外，日常工作量增加。

為了完成每日工作量，我一般在早晨七點左右起床，稍事洗漱后，坐在小房間的宜家簡易桌旁開始上午的工作，九點鐘簡單吃個早餐然后繼續工作到十二點左右。中午在樓下的超市買些食物或者在茶餐廳簡單吃個午飯后，再小憩半小時，下午兩點到晚上六點繼續坐在簡易桌前。晚飯后，上班的室友差不多都已經回家，合租房內開始喧囂，我會下樓在離好運中心不遠的沙田城門河邊行走半小時。

原本想要尋找片刻的清靜，然而這里的人似乎和我一樣，來到城門河邊只是為了躲避家里逼仄的空間，頓時使河兩岸的公共空間也變得擁擠起來。畢竟好運中心附近的住房大多是公屋，典型的公屋一般是一家四五口分享40平米的蝸居，在夜晚逃離蝸居，城門河沿岸是不錯的選擇。

至少有了一扇門。于是在好運中心租住的三個月時間里，我在大部分時間里還是能夠保證每日的工作順利完成。例外情況也時常發生，比如三位室友的上下班時間不一，所以從早晨四點至七點、傍晚五點至九點，伏案工作的我經常會受到多次干擾，思路的中斷或其引發的情緒焦慮都會使工作陷入死結，不得不提前結束，最要命的是無法順利完成工作所產生的壓力、更大的焦慮和衍生的負面情緒。

洗漱空間的緊張也是一個實際的問題。為了能夠在順應自己節奏的時間刷牙洗臉、洗澡、如廁，雖然關上小房間的門，耳朵卻要觀察和想象著門外室友們的活動，趁其空檔，抓住時機，才能不露聲色地閃進衛生間。

《同棲生活》比《歡樂頌》更真實

對于合租房中人和人之間關系的描述，我認為吉田修一的《同棲生活》顯然比《歡樂頌》更真實?！锻瑮睢访鑼懥宋鍌€日本都市年輕人群居一寓的生活碎片，像拼圖（或者說鑲嵌畫）一樣，合租屋里職業各異的年輕男女每個人都似乎一個原子化的個體，沒有守望，沒有互助，沒有任何浪漫主義的同棲關系，有的只是共同存在，即使對話，也無關緊要，各自孤絕，保持距離，小說里提出了一種極端的情況：這種彼此孤絕的狀態滋生而守護了罪行。

雖然我確信棕林閣24層的合租房中所發生的虛假互動和實質上的隔絕并沒有吉田修一小說般的絕望和驚悚，但合租房中人際關系的冷漠和利己主義卻是真實存在的。比如，淋浴間的隔水滑動門雖然是租來的“公共財物”，但卻沒人愛惜，（住在深圳的）房東也打定主意一毛錢都不會投資到這個合租屋上，似乎它早就被所有人遺棄，并用它的破損來報復使用它卻不愛惜它的人。

夜半或清晨常會被甩門的巨響驚醒，因為如廁之人一點也不顧及神經衰弱的室友是否會被吵醒。亂，就讓它亂吧；臟，就讓它臟吧；差，就得過且過吧。這里沒有《天水圍的日與夜》中那般的底層鄰里溫情，更沒有《歡樂頌》22樓里的那種中產階級禮數。

住在棕林閣24樓的我，神經衰弱的程度日益加深，尤其是一天24小時永不停歇的人流和樓下客運中心電流般傳導至房間的低頻噪音，都讓我覺得疲憊不堪。最后，某個狂風暴雨的夜晚，順著兩面飄窗呼呼吹入的雨水在打濕了家具的同時，也淹沒了我最后一點耐心。我準備換個地方，而且這個感覺強烈到了頂點，盡管不得不再次經歷一次轉租的艱辛。

都市中的村屋

我搬進了大浦公路附近赤泥坪村的一個村屋，靠近香港中文大學正門。從東鐵線大學站下車，需要乘坐中大校內巴士坐到圖書館，再經過正門走到大浦公路上，順路一直走到赤泥坪村的后村。路途遙遠，遠離鬧市，潮濕且有野生動物（比如野豬、蜥蜴、蟒蛇）出沒，草叢茂密，中間芭蕉，儼然都市中的大自然。

一般來說，住在赤泥坪村屋的租戶大都是來自中大的學生，這里租金便宜，尤其是課業或者工作量繁多的研究生們大多會用合租上下鋪的方式來進一步降低攤付的租金。相比其他村屋租戶而言，我所租住的房間，稍顯奢侈。

在沙田好運中心的小房間，我每月花2500港幣付房租，這個價錢在香港（尤其是靠近地鐵的地方）其實是蠻劃算的。在赤泥坪的村屋，我每月用于租房的開銷增加了一千多港幣。即使這樣，也心甘情愿：

一來避開了喧囂的鬧市，且用聯校圖書證可以自由出入中大圖書館工作；二來好朋友H成為我的室友，她的自律、樂觀和開朗多少給我的陰霾曬進一些陽光和溫暖；三來，論文寫作期間的資料查閱活動也順勢得以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展開，節省了很多往來路途的煩勞；再有，就是中大的食堂為我解決了溫飽上的最低需求，節省了不少時間。

于是，在赤泥坪的房間、陽臺，在中大的圖書館、資料室，我幾乎完成了博士論文的補充和修改工作。

原子化的勞動空間

回首在香港以及回京后的租房經歷，我發現租房對于從事信息或知識的生產或加工的原子化個人來說，已經超越了對空間的最低需求。在信息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時代，由于知識勞動者的彈性勞動時間和去組織化的勞動狀態，原本僅用來休息、娛樂和生活的再生產空間，實際上已經成為生產和再生產的雙重空間載體。

換句話說，不管是研究人員、教師、圖書編輯、媒體從業者、自由撰稿人、劇作者、學生還是其他從事知識生產的勞動者，“家”不僅僅是用來休息、睡覺、吃飯或玩樂的地方，“家”更是工作間，而這兩種空間之間的切換不再由鮮明的物理區隔和組織機構劃分所決定——工作還是休息，似乎更取決于個體的習慣、情緒。

在這樣的背景下，很多從事信息生產和加工行業的勞動者認為去管束的彈性工作制應許了某種自由和自主。但實際上，勞動者依靠販賣自己的勞動時間（消費也成為一種勞動）來賺取勞動報酬這一基礎并沒有改變，勞動時間越多，資本所能獲得的利潤也就越多，而對于勞動者而言，勞動時間仍是他們僅有的資源。

在知識勞動中，勞動者同樣依靠販賣自己的勞動時間來生產價值?？此撇恍枰磐砦寤虼蚩ㄗ嗟娜?，他們實際上正在家里進行勞動，而這種勞動也不像健身房教練一樣的體力勞動——下班后是屬于自己的時間，從事信息或知識的生產或加工的勞動者處于永遠準備生產或進行生產的狀態中。所以，租來的居所，無論是租來的“家”還是咖啡館或眾創空間中所租用的流動場所，都在時空上將個體的勞動原子化了。

在我看來，這些原子化的勞動者，非但不應該陶醉于可以自主選擇勞動時間和空間的虛假自由意識中，反而應該反觀自己這種原子化的狀態及其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