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22日下午，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建所40周年“校友講堂”第三期在騰訊會議上成功舉辦。本次講座邀請了2004年博士畢業于本所的李玉尚教授，講座主題為“現代鼠疫防治制度在云南的確立”。李玉尚，現為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任歷史系系主任、戰爭審判與世界和平研究院副院長，主要從事歷史地理、疾病史和海洋史研究，嘗試把傳染病、寄生蟲病、海洋、水產等納入歷史地理學專題研究范圍，從中思考和理解歷史上的人地關系和中國歷史。1998年9月入本所攻讀碩士學位，2001年1月提前讀博，2004年1月獲博士學位。講座主持人為復旦史地所的段偉教授，來自全國各地高校院校和科研機構近200名聽眾，線上聆聽了本次講座。

講座伊始，段偉教授介紹了李玉尚教授的學術履歷與學術成就，李教授首先表達了對史地所四十周年“校友講堂”邀請的感謝，愉快地與聽眾師生分享了在史地所讀書的往事。

隨后，李教授簡單介紹了一些鼠疫知識及相關的學術史。鼠疫是一種傳染性極強病死率極高對人類社會危害極大的烈性傳染病，被稱為改變歷史的“頭號病”。如從1347年開始鼠疫橫掃整個歐洲引起1/3-1/2 的人口死亡。1351年之后腺鼠疫持續不斷地以散發性的面貌出現，如佛羅倫薩在1348-1427年間共發生8次鼠疫流行。金元時期中國已有大范圍的鼠疫流行，從明代后期至明代末年華北、江南、四川等地爆發了規模空前的鼠疫大流行。因此無論在國外還是國內，鼠疫都深刻地影響了歷史進程，對鼠疫的研究也一直是國內外學界關注的重點問題之一。

接著，李教授結合自己研究生時期學習、科研經歷等方面講述自己為何選擇研究歷史上的鼠疫。他談到在史地所讀書時，葛劍雄、曹樹基、吳松弟等教授在著手《中國人口史》的研究與編寫工作時，面對的一個問題便是“為什么某個時段一個地區的人突然消失了”，深入研究發現，在人口與移民的研究中，流行病是造成人口死亡的一個方面，鼠疫便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鼠疫流行所造成的人口死亡，曹樹基教授研究認為明代末年華北地區的鼠疫流行可能造成當地四分之一的人口死亡；曹教授和他也利用有關史料和20世紀50年代的調查報告發現在咸豐、同治年間云南回民戰爭期間死于鼠疫的人口占損失總人口的70％，推測戰爭核心區疫死人口達150萬人。因此，對中國鼠疫病史的研究非常重要。對鼠疫的研究過程中，李教授指出不同的歷史背景下，不同區域（如東北、山西、云南、內蒙古）的防控制度不同，體現了較為明顯的區域差異性。

談及本次講座主題以云南為中心，李教授也分享了自己在多年前有關云南地區鼠疫的研究成果，而本次分享是以世界史的視角，從“從熟視無睹到鼠疫宿主：鼠類認知上的變化”“1910-1930年的政府防疫：傳統的延續”“抗戰與20世紀40年代現代醫學的介入”和“美援衛生還是群眾運動：1950年-1980年防疫的變化”“結論與問題”五個方面展開來論述現代鼠疫防治制度在云南的確立，從而深入探討疾病史視角下的云南與世界體系。

一、從熟視無睹到鼠疫宿主: 鼠類認知上的變化

李教授首先提出在1894年鼠疫病因明了之前，云南民眾并沒有把鼠疫發生的原因歸結于老鼠，而普遍認為這種疾病或者是源于“地鬼”，或者是一種“天災”，由此在不同地區衍生出兩種不同的信仰和應對措施，這在清代地方志的記載中亦有所體現。通過梳理發現，在清代云南地方志中，至少有14部關于鼠類的記載。

李教授發現，清代志書中關于“竹鼠”記錄最為普遍，這是因為竹鼠乃當地民眾喜食之物。地方志亦記錄“飛鼠”，是因為在各種鼠類之中，它顯得極為特別。相對于對家鼠和田鼠的熟視無睹，清代地方志編者更關心的則是“鼠害”。然而，在民國時期地方志中，對于老鼠的危害，再無害稼之描述，而全部轉向了“家鼠”以及其為鼠疫傳播之宿主。如宣統《續蒙自縣志》編者，不僅指出了老鼠為鼠疫之貯存宿主，還提醒要時常進行捕滅老鼠之活動，記載中描述道“鼠：背褐色，腳短，尾長，毛質柔滑，雖小穴亦易出入。穴處人家，夜出竊食。其生殖能力甚大，生百日即產子，每年四產，每產多至十頭。各國因其為黑死病傳染之媒介，且毀損器具、倉谷之數，統計甚巨，故常注意捕滅之。”

在清代，鼠疫在當地最為常見的稱號為“癢子”和“紅痰”，即分別為腺鼠疫和肺鼠疫。隨著鼠疫病因的普及，“癢子”“紅痰”“黑死病”等病名，在民國年間被統一為了“鼠疫”，即由老鼠傳播的瘟疫。不僅如此，地方志編者還嘗試用新的鼠疫學說來闡釋本地之前發生的疾病。民國年間，通過捕滅老鼠的方式預防鼠疫，已經成為全省地方精英的共識。如一位自稱“邊野下士”的鳳慶邑人，為“呈為條陳捕鼠運動法，懇祈鑒核，函令推行，以消隱患而利地方事”上《條陳捕鼠運動辦法書》。但捕鼠真正成為一種政權的強制行為，是在1942-1944年騰沖被日本占領期間。

李教授通過對清代和民國云南各地地方志書中對鼠類的記載，總結出當時人們對于鼠類的認知變化，即從“熟視無睹”到“鼠疫宿主”。

二、1910-1930年的政府防疫：傳統的延續

接著，李教授談到了1910-1930年間云南政府對鼠疫的防治措施，并與同時期中國其他區域進行了對比。他首先提到在1894年香港鼠疫流行中，北里柴三朗和耶爾森在當地發現了鼠疫桿菌，成為人類科學認識鼠疫的開端。1894年病原、宿主發現之后，1897年緒方又發現跳蚤可染疫傳播鼠疫，鼠疫傳播途徑和感染方式得以初步明確。這些新的科學知識很快就傳到云南，但是伍連德式的現代防疫措施并沒有隨之用于云南防疫實踐之中。

講座中的檔案分享

如1919年3月31日《申報》在《云南發現鼠疫說》中記載維西縣鼠疫過程中，該地現任張知事所采取的主要防治辦法，為“即傳地方慈善會”，按照“油印通用藥方兩單”，“捐資配藥分送，并傳藥方，地方人按方服藥”。這一做法也是當時云南省府的主要做法。從維西縣的案例來看，按方服藥的方法對于阻止鼠疫用處不大，維西縣鼠疫很快就向外傳播。為了防止廣通和楚雄兩縣鼠疫傳入省城昆明，云南省警察廳在安寧縣設立防疫檢查所，如果疫情繼續惡化，將采取斷絕交通的方法。而同一時期，遠在幾千里之外的上海，實施了與云南性質不同的防疫措施。1911年5月20日《時報》登載《檢查鼠疫告示》一文，據此可知，查清傳染源、細菌學檢驗確診、收治病人、廣泛醫學檢查等現代防疫措施，成為上海防疫的主要手段，這與20世紀年代的云南形成了迥然差別。

三、抗戰與20世紀40年代現代醫學的介入

李教授研究發現，云南地區鼠疫防治發生根本性的改變，系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后。隨著國民政府遷都重慶以及亞洲戰局的發展，云南的地位迅速騰升，防疫工作也隨之發生根本變化。發現鼠疫病例后，由縣級單位呈報省衛生處，再由省上報中央政府之衛生主管機構，這一制度誕生于抗日戰爭這一戰時狀態。同時，有鑒于鼠疫和霍亂在十種應登記報告的法定傳染病中的特殊重要性，自1940年5月開始實施這兩種疾病的電報報告。

云南雖僻處西南邊陲，但抗日戰爭時期位于大后方，負責一縣之內居民法定傳染病登記報告 的衛生院數量，發展很快。大量縣級衛生院及鄉鎮衛生分所的設立，以及縣—省—中央網絡體系的建立，為疫情的快速發現和及時防治提供了基本保障。在1942-1943年，云南已經基本建立起一套較為完整的傳染病登記和防疫體系，1944年之后滇西地區再次出現的鼠疫疫情，是對這一體系和制度的極佳檢驗。1944-1949 年間，云南省衛生處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登記報告、細菌診斷、檢疫、緊急處理和環境衛生等。

四、美援衛生還是群眾運動

關于“美援衛生”方面，李教授首先引用了曾參與了1945年滇西地區的鼠疫防治的中央大學畢業生過基同的研究：“中央衛生署和云南省衛生處派的防疫人員，聯合進行防疫，承盟國捐款五百萬元作為三十四年一至四月份的經費，工作實際包括滅鼠，滅蚤，預防注射，環境衛生改善。”其中滅鼠消毒所用氫化鈣是美國氫化物公司的出品。采用碳酸鋇進行毒鼠。1945年2月29日在騰沖九保鎮實施了DDT滅蚤，其意義重大：“是我國民間大規模工作之第一次，也是我國防鼠疫時的第一次應用。”在治療上，“在騰沖九保鎮武廟內，曾設了防疫醫院，收容病人，鼠疫病人的治療用藥，大多采用磺胺嘧啶，且美援衛生不只以上這些，還包括“這次防疫工作，美軍團供給工作人員的交通工具，并派衛生人員參加工作，處處表示著同盟國的合作”。

1949年之后的防治鼠疫，在醫學介入和查找疫源的同時，采用群眾運動方式消滅鼠蚤成為一項嶄新內容。比如，1977年云南省紅河州衛生局向下轄各縣（市）衛生局下發預防鼠疫措施的通知，內容包括做好宣傳和政治思想工作、境內外邊民出入的管理、人群預防注射、大面積室內外和環境滅鼠滅蚤、加強疫情監視和報告，以及注意自死鼠的檢驗和對可疑病人的觀察，疫情及時逐級報告，病患隔離與治療制度等。1986年，紅河州針對是年越南河內、海防和太原等地發生鼠疫，應成都軍區要求，于七月發布滅鼠通知，通過廣播、墻報等形式進行宣傳。八月份捕捉活鼠用以測定鼠類密度和采集鼠血。十月份舉辦滅鼠培訓班。十一月十一日至十八日，為全城區統一投放毒餌時間，至是月二十五日，據統計揀到死鼠2213只，估算滅鼠8852只以上。

五、總結與問題

最后，李教授以更廣闊的視野總結道：清代后期云南臨安（紅河）與東南地區貿易往來已比較密切，閩粵地區鼠疫流行時內服藥物之法很快傳播到這一地區。隨著蒙自、思茅、騰越的開埠和滇越鐵路的修建，云南越來越成為現代世界體系的一部分，鼠疫病因發現之后，很快就為云南精英人士所接受，他們在強調老鼠為鼠疫宿主的同時，也把控制鼠疫的重點放在了滅鼠之上。然而，1894年之后云南省鼠蚤數量和密度都已經出現極大的降低。全面抗戰之前，云南官府對于散在發生的或者由境外傳入的鼠疫，其緊急處理的方法，與1894年之前相比，并沒有本質變化。全面抗戰之后，隨著云南地位的變化和亞洲戰局的發展，法定傳染病上報制度和縣級衛生院得以建立，同時在美援衛生的支持下，云南的防疫措施與世界先進水平保持同步。隨著美援衛生的結束以及云南鼠疫的消失，查找疫源地和防止境外輸入成為防疫重點，除了現代醫學手段之外，采用群眾運動的方式消滅鼠蚤，成為一項嶄新的內容。

李教授再次強調：現代鼠疫防治制度在云南的確立，也是云南納入世界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當然也有部分偶然的因素。最后他也指出：經過長時期的鼠間鼠疫流行，在鼠間鼠疫和氣候變冷雙重不利因素下，1894年之后云南省鼠蚤數量和密度都已經出現極大的降低。在1950年代鼠疫停歇之后，在云南傳統疫區，到底如何防治鼠疫是一個雖然很小，但是有意義的題目。

在講座結束之后，主持人段偉教授對此次報告予以了積極肯定，認為李教授的研究論證精細，結論扎實，云南作為一個邊疆省份，在一個全球史的視角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線上的同學們提出了很多有趣的問題，李教授就“由于最近的疫情影響，醫療史研究的熱度也更高，如何更好地研究近當代醫療工作”“第七次霍亂流行中上海受災情況和鼠疫疫苗問題”“19世紀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針對鼠疫的防治工作中，傳教士在這個過程中的作用”等問題與線上的同學進行了交流，李教授認為醫療史在歷史研究中本就有很重要的地位，不同的歷史時期階段，政府的醫療工作有不同的特征，關于第七次霍亂在中國的研究，傳教士在鼠疫防治知識的過程中有很多值得探討的空間，李教授最后強調以世界史的角度看中國史是非常重要且有趣的視角，可以得到更多更新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