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和當下的許多其他人一樣，三位記者在尋找美國陷入困境的根源。這個國家曾經選出，甚至可能再次選出一個表演者。他蔑視事實、法律、公開抨擊誠實的選舉，并歧視非白人群體。許多人都提出了一個簡單的答案：選舉人團（electoal college）。但三位記者認為，我們仍然需要充分探究唐納德·特朗普巨大吸引力的根源。畢竟，他在普選中的失利幅度并不算大，而且2020年投票給他的人比2016年還要多出1100多萬。他正在努力讓他的支持者在今年秋天的選舉中獲得職位，而他的陰影籠罩著即將到來的2024年大選。本文原載于《紐約書評》，作者Adam Hochschild。

荒野

埃文·阿斯諾斯（Evan Osnos）曾擔任《紐約客》（New Yorker）駐中國記者多年，他于2013年回到美國。在《荒野》（Wildland）一書中，他回顧了從那時起美國的變化，包括他作為記者報道的事件：包括兩次總統競選，以及2021年1月6日的國會大廈入侵事件。他腦海中對于美國的印象與他在赴華工作之前住過的幾個地方，還有他訪問過的城鎮交織在一起。其中包括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他童年的家），以及西弗吉尼亞州的克拉克斯堡（他的新聞職業生涯開始的地方）。

《荒野》

他發現了一個“分裂的國家”，政治分歧和日益巨大的經濟差距使得這個國家變得傷痕累累。在格林威治，這個對沖基金及其經理人的中心，一個大亨建了一座比泰姬陵還大的房子，另一位則建了一個能容納25輛車的車庫。在附近的住宅建筑工地上，“黃色的推土機正在為地下電影院、壁球館和酒窖打洞”。

相比之下，在西弗吉尼亞州，人們飽受阿片類藥物泛濫的摧殘，山頂被煤礦公司切掉，飲用水被化學品泄漏所污染。每個人都認為污染是理所當然的，以至于一個當地球隊在輪滑比賽中，打出了一個“穿著漁網襪、戴著防毒面具的女人的標志”。當地人的預期壽命大幅下降，甚至“該州幫助貧困家庭支付葬禮費用的貧困喪葬基金也破產了”。

與此同時，世界上最大的煤炭公司，皮博迪能源公司（Peabody Energy）巧妙地將該州和鄰近的肯塔基州的十家工會礦井分拆為一家獨立的公司。新公司承擔了皮博迪公司對退休礦工的40%的醫療保健義務，但只持有其煤炭儲備量的13%。它很快就申請了破產，拋棄了前礦工和他們的家庭。阿斯諾斯將這個混亂國家的兩個角落聯系起來，并在格林威治的一個有27個房間和兩個游泳池的格魯吉亞式莊園里找到了這，名投資者，他從這個殘酷的，但嚴格來說是合法的交易中獲利。

埃文·阿斯諾斯

阿斯諾斯有一雙善于觀察細節的眼睛，他的書讀起來很順暢，幾乎有點太順暢了，就好像是刊登在《紐約客》上的一封長長的、有點漫無邊際的“美國來信”。它提出了一些基本問題，但并沒有真正解決它們，比如為什么西弗吉尼亞州的人不會對格林威治的人感到更加反感？為什么他們的憤怒會指向別處？特朗普又如何巧妙地駕馭了這些憤怒？

恐怖統治

斯賓塞·阿克曼（Spencer Ackerman）提出了這些問題的答案。如果說《荒原》是一封悠閑的“信”，那么阿克曼的《恐怖統治》（Reign of Terror）則是一首激情澎湃的哀歌。但它有一個重要的觀點：不要把所有特朗普主義都歸咎于特朗普。他的前任總統和競爭對手幫助他鋪平了通往白宮的道路，也為數千萬人的不滿情緒提供了發泄的渠道。

《恐怖統治》

阿克曼提醒我們，美國人總是急于指責外來者（outsider）。1995年，一枚巨大的卡車炸彈炸開了俄克拉何馬城的一座聯邦大樓，造成168人死亡，多人受傷。無數官員和記者，甚至包括偉大的芝加哥專欄作家邁克·洛伊克（Mike Royko）本應先去了解情況，但他們卻認為襲擊者一定是極端宗教的恐怖分子。事實證明，襲擊者是兩個土生土長的白人至上主義者：蒂莫西·麥克維（Timothy McVeigh and）和特里·尼科爾斯（Terry Nichols）。

2001年9月11日，美國紐約，“9·11”恐襲事件現場。

然后是2001年9月11日的襲擊，喬治·W·布什總統公開宣布了他的反恐戰爭。阿克曼表示，從那時起，兩黨開始合作聲稱美國民主的主要威脅是一個邪惡的、難以捉摸的外國陰謀分子網絡。在每一步上，民主黨都與布什串通一氣。民主黨參議員喬·利伯曼（Joe Lieberman）提出了建立國土安全部的法案。奧巴馬反對伊拉克戰爭，但宣稱阿富汗戰爭是“必要的戰爭”。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在擔任參議員時支持兩場戰爭，拒絕無條件譴責酷刑；而作為奧巴馬的國務卿，她暗示自己是政府中的強硬派。她在2016年競選總統時，一群退休將軍對她表示支持。奧巴馬加強了對基地組織的無人機戰爭，而這一項目是由布什時期管理該機構刑訊場所的同一名中情局官員所監督的。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

在《恐怖統治》一書中列舉了布什在9 / 11事件后做出的“鏟除世界邪惡”的宏偉承諾，其中包括：展開中央情報局的酷刑行動、美軍在阿布格萊布監獄對囚犯的羞辱、福克斯電視網在電視節目《24小時》中對殘酷虐待進行美化。針對穆斯林的仇恨犯罪激增，針對共和黨政治家薩拉·佩林（Sarah Palin）口中“不是真正的美國公民”群體的襲擊大量增加。2012年8月，在密爾沃基郊區的一座錫克教寺廟內，一名退伍軍人開槍瘋狂掃射，造成6人死亡，4人受傷，其中一人于2020年因傷勢過重而亡。

阿克曼說：自2001年以來，這段令人遺憾的歷史成為了政治的中心，這個國家已經做好了迎接特朗普的準備。與他的批評者不同，特朗普對反恐戰爭有著深刻的理解。他認識到，9/11時代的怪誕潛臺詞——將非白人視為來自敵對的外國文明的掠奪者，甚至是征服者，點燃了這一切。

他利用這種洞察力最終贏得了競選。早在幾年前，他就開始指控巴拉克·侯賽因·奧巴馬是出生在肯尼亞的秘密穆斯林。正如阿克曼所言，“關于出生論的攻擊也離不開反恐戰爭的影響。”

但是，即使在遭到誹謗后當選總統，奧巴馬也幾乎沒有改變他繼承的政策。奧巴馬的國防部繼續每年向當地警方分發價值5億美元的剩余軍事裝備，強化了“外敵當前”的觀念。現在回想起來，奧巴馬曾表達過“騎虎難下”的不安，但阿克曼認為，他在2011年海豹突擊隊殺死奧薩馬·本·拉登后沒有宣布反恐戰爭正式結束，從而“浪費了可以結束9/11時代的最好機會”。但在這場改革運動的勢頭下，共和黨人會無情地利用任何軟弱的跡象；這場戰爭關乎巨額資金和眾多人的職業生涯，結束這場戰爭將帶來難以想象的政治風險，而謹慎的奧巴馬未必愿意承擔如此巨大的風險。

當然，特朗普進一步加劇了戰爭引發的恐懼，他把戰爭指向了離“家”更近的新目標：據稱從墨西哥涌入格蘭德河的“強奸犯”、 來自中美洲攫取工作機會，濫用福利的難民、“黑命攸關”的抗議者等等。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是阿克曼在這個黑暗時代找到的少數幾個講真話的人之一，桑德斯說得最好——“從9/11之后圍繞恐怖主義調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決定到將移民兒童關在我們南部邊境的籠子里，前者最終導致了后者的出現”。

美國制造

然而，對穆斯林和外國人的妖魔化，并不是特朗普開展以種族為基礎的仇恨政治的唯一前提。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是美國經濟的巨大變化。法拉赫·斯托克曼（Farah Stockman）的精彩作品《美國制造》（American Made）以此為主題進行了探討。

《美國制造》

這本書的優點之一是，斯托克曼會不時地分享一點自己的情況，但不會過多，以至于敘事變得以她為中心。作為兩個跨種族通婚的大學教授的孩子，她發現：如果一個白人女服務員粗魯地對待我們一家，我的母親（她的一生經歷了公開的種族主義），認為女服務員不贊成跨種族的夫婦。我父親則認為這名服務員一定是在經歷了漫長的一天后變得脾氣暴躁。我一直在想哪個觀點是對的。這就是我成為記者的原因，為了和女服務員交談。

然而，斯托克曼很明智地看到，她在這里講述的故事，以及她自己和她所寫的人之間的差異與種族的關系并不密切——差異與階級有關。

2016年大選幾周后，一家大型滾珠軸承工廠準備關閉。特朗普在推特上寫道：“印第安納波利斯的雷克斯諾（Rexnord）要搬到墨西哥，惡意解雇所有300名員工。我不允許！”特朗普推特的第一部分（對他來說是不尋常的）完全準確；但是第二部分卻不那么準確，因為他最終并沒有采取什么措施，來扭轉美國制造業工作崗位大量流向低工資國家的局面。斯托克曼的敘述生動、文筆優美，本書是她第一次為《紐約時報》所做報道的產物。她將目光投向了雷克斯諾公司的三名鋼鐵工人的生活。約翰·費爾特納（John Feltner），一個白人男子；香農·穆爾卡西（Shannon Mulcahy），一個白人婦女；以及沃利·霍爾（Wally Hall），一個黑人男子。

對于自稱是鄉下人的約翰來說，在雷克斯諾公司工作意味著繼承了家族引以為豪的工會傳統，就像他的身為工廠工人的父親和煤礦工人的祖父和曾祖父所做的那樣。一份工會工作給了約翰所需的安全感，避免他再次面臨曾經歷過的破產，并使得他能夢想為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他是當地的一名官員，他和妻子在工會大廳為兒子舉行了婚禮的彩排晚宴。對在拖車公園長大的香農來說，在工廠工作是一個逃離虐待她的男人的機會，這份工作還能支付她殘疾孫子的醫療費用。而對沃利來說，這是一份穩定的工作；在斯托克曼認識他一年后（她的這種報道需要極大的耐心），他才透露自己曾因販毒而進過監獄。

他們三個人都對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也很喜歡自己精心制作的滾珠軸承“如何進入可伸縮體育場的屋頂或核潛艇”的虛構故事。香農對學會了她周圍男人口中“任何女人都無法掌握”的技能感到尤為自豪。如果批量爐像地獄之門一樣噴出火焰，她知道如何使它平靜下來；如果自動淬火爐（就像一個年邁的選美皇后一樣需要高度維護）在周期中停止，她知道如何哄好它，讓它再次運作。她最喜歡的火爐是Tocco，當她把它放著太久的時候，它就會像一個需要幫助的男朋友一樣“崩潰”。

最終，男人們有時會向她尋求技術建議。

有跡象表明，在雷克斯諾公司的工作不會永遠持續下去。工廠加速了生產軸承的產量，但“幾乎所有的軸承都被運往倉庫，而不是運給客戶”。在勞資談判中，該公司出人意料地迅速同意了一些工會的要求。盡管如此，將工廠遷往墨西哥的行動還是讓人感到震驚。

斯托克曼注意到，該廠的黑人員工似乎沒有像白人員工那樣感到痛苦，因為他們在成長過程中已經習慣不去對“安全和持久工作抱有太高期望”。工人們對培訓接替者表現出了不同態度。由于擔心要求支付遣散費會使工廠更快關閉，工會沒有在與雷克斯諾公司的合同中對該費用提出強制性要求。該公司現在表示，只有那些愿意培訓新員工的工人才會得到遣散費，并答應在剩余的幾周內給他們提供加薪。

一些工人表示反對，表示將“確保工廠機器在運抵墨西哥時缺少必要的部件”，但其他工人不顧一切地掙到他們還能掙到的錢，同意進行培訓。這本書中充滿了這樣的時刻，其中最令人心酸的時刻是熱心的香農情不自禁地和那些來學習如何做她工作的墨西哥人成為了朋友：“塔迪歐，和她兒子同齡，看起來像個甜心。”他對“搶走”她的工作表示歉意。一些墨西哥人被送到印第安納州接受培訓時，顯然沒有意識到會是這種情況。香農和另一個墨西哥人里卡多比較了一下，他們意識到里卡多的薪水只有她的十六分之一。

就在香農心愛的爐子Tocco被裝上一輛卡車，運往墨西哥的那天，碰巧發生了日食。她和里卡多在工廠外面：“轉瞬間，陽光明媚的下午變成了黑夜。”

美國工業工人階級以前也曾承受過壓力，結果往往不盡如人意。例如，一個世紀以前，當絕大多數工人是白人男性時，他們面臨著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從軍隊中解放出來的400多萬男性、移民以及向北遷移的美國黑人對有限工作崗位的競爭。移民和黑人成了替罪羊。結果之一就是1924年的移民法案，在接下來的40年里，該法案在很大程度上關上了美國的大門。另一個是自奴隸制結束以來最嚴重的種族暴力事件。數百名美國黑人在1919年的“紅色夏天”（Red Summer）中被殺害，而在1921年，在俄克拉荷馬州的塔爾薩（Tulsa），多達300人遭到殺害，當時白人暴徒燒毀了36個街區，包括一個名為“黑人華爾街”（Black Wall Street）的繁榮商業區。

拜登總統去年6月在塔爾薩大屠殺一百周年紀念活動上說："長期以來，我們允許狹隘的、不切實際的觀點在美國不斷惡化、傳播。這種觀點認為美國是一個零和游戲，只有一個贏家。如果你成功了，我就失敗了。如果你領先，我就落后了。如果你找到了工作，我就失業了。”

當地時間2021年6月1日，美國俄克拉何馬州，美國總統拜登出席“塔爾薩種族大屠殺”100年紀念活動。

相反，很多人都希望我們是一個整體：如果你出人頭地，那么我也可以出人頭地。但斯托克曼敏感的描述表明，對數百萬美國人來說，世界并非如此。“這棟大樓里只有這么多工作機會，”一名白人工會負責人對雷克斯諾公司的第一批黑人工人發出警告，“如果你搶走了一個崗位，那就意味著我們的兒子、女婿或侄子不能擁有它。”最重要的是，對于這些員工而言，大樓里的工作可能會突然消失。

工作崗位的消失，以及這些工人與格林威治的對沖基金百萬富翁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這帶來了許多綜合影響，也意味著美國夢的一個方面正式結束——“你會比你的父母掙得更多”的想法似乎破滅了。對于1940年出生的人而言，他們中的90%能比父母掙得更多；但今天，只有50%的人能實現這個期望。那些在雷克斯諾公司失去工作的人，就像大多數沒有大學文憑的人一樣意識到他們不是那50%的幸運兒。

這就是特朗普所說的“威脅情緒”，并且他出色地放大了這種情緒。正如斯托克曼所言，“特朗普就像鋼鐵工人一樣，有一顆好勝的心。”當離雷克斯諾公司不遠的開利公司（Carrier Corporation）也宣布計劃將工作轉移到墨西哥時，特朗普在印第安納波利斯的一次集會上“要求開利公司的員工說出自己的資歷”。十年、十七年、十八年……特朗普對工人們說了他們想聽的話：他們理應得到這份工作，因為他們是美國人。

當然，他無法保住大部分這樣的崗位，也無法兌現“讓煤炭回歸！”的口號 （在他擔任總統期間，煤炭產量急劇下降）或放棄吸納就業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他只是將該協定改了個名字）。但是，無論他的言辭多么具有欺騙性，它都“解決”了人們的深層恐懼。即使健康或法律問題讓特朗普退出了政治舞臺，他仍然為自己的模仿者指明了道路。

斯托克曼的三個研究對象都在努力尋找新工作。香農對工廠懷有夢想，在一次招聘會上遇到了幾位老同事，但他們都對制造業崗位心存疑慮，擔心另一家工廠也會迎來倒閉。最悲慘的命運降臨到黑人沃利身上。他患有明顯的心臟病，但他堅決拒絕去急診室，因為他曾經因為闌尾切除術而被要求支付27000美元的費用。幾天后，他不幸身亡。斯托克曼寫道，在他的葬禮上，一位來自工廠的朋友“背誦了一段儀式經文，講述死亡是一個偉大的均衡，讓人感覺既貧窮又高貴”。然而，王子在胸痛的時候會去醫院，王子當然是有健康保險的。

令人憤怒的問題再次出現。沃利失去了工作，又沒有保險，他的朋友和家人能怪誰呢？香農認為，是雷克斯諾公司決定將工廠遷往墨西哥。但誰能承擔最終的責任呢？他們會被起訴嗎？近年來，這家工廠最初歸一家英國企業集團所有，后來被賣給了私人股本公司凱雷集團（Carlyle Group）。順便一提，該公司與格林威治有關系。在那里長大的喬治·H·W·布什在擔任總統后曾擔任過凱雷集團的顧問。然后，凱雷把雷克斯諾賣給了另一家私人股本公司，后者利用雷克斯諾公司的資產作為杠桿借錢，然后又把它賣給了一組共同基金。“香農從未找到過股東的名單”，斯托克曼寫道，“難怪有一段時間，她的臉書頁面充斥著陰謀論”。

對任何一種法西斯運動來說，最危險的導火線是那些在經濟上失去地位、節節敗退的人們。當數百萬德國人在大蕭條中失去工作時，希特勒的支持率急劇上升；這也刺激了其他極右翼運動與獨裁統治在歐洲大部分地區的興起，此外還加強了墨索里尼對意大利的控制。在那時，美國人民很幸運，有一位能夠以不同的方式、有力地應對危機的總統，但其他的那些聲音仍然具有吸引力：據估計，數千萬美國人聽了“廣播牧師”查爾斯·E·考夫林（Charles E. Coughlin）神父的狂言，他厭惡猶太人，崇拜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他于1935年被暗殺之前，路易斯安那州的胡伊·P·龍恩（Huey P. Long）開始蠱惑人心，從全國各地吸引追隨者，并準備競選白宮。

今天，斯托克曼所描繪的群體中就有著這種火藥味：那些不可能再從制造業中獲得體面工資的男人和女人，他們可能永遠無法從其他行業獲得同等的工資。對于那一半在經濟上失去優勢的美國人而言，共和黨和民主黨都沒有提供什么實質性的東西。但特朗普給了他們一些關鍵的東西：可以指責的人。約翰·費爾特納（John Feltner），斯托克曼筆下的長期工會死忠，在兩次選舉中都投給了特朗普；有一天斯托克曼注意到，約翰的車庫里有一面邦聯旗。

約翰與和他類似的群體會聽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這樣的種族主義專家談論白人的“偉大替代”（Great Replacement，該概念稱白人有被非白人群體“取代”的危險）這并不讓人意外。美國工人確實正在被替換：被墨西哥的塔迪歐和里卡多替換、被其他國家的低薪工人替換，或許最重要的是被機器所替換；此外，雷克斯諾公司40%的黑人工人也遭到了替換。

有辦法解決這些困難嗎？解決方法或許不會是完整、快速或容易的，但我們可以想象一些措施：方便的、經過深思熟慮的再培訓計劃，一個更好的失業安全網，與其他發達國家一樣的健康保險，增加對巨大財富的征稅，重新談判世界貿易規則（這些規則使得工作機會如此輕易地被轉移到低工資國家）。布朗大學的戰爭成本項目估計，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加上利息和退伍軍人的護理費用，最終將花費超過8萬億美元。想象一下，如果這些錢被用于更好地教育美國人如何在快速自動化的經濟下找到工作，并保護他們免受一些風險。美國的社會景觀可能會截然不同。

2020年10月21日，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加斯頓尼亞，美國總統特朗普在集會講演。

然而，即使在特朗普執政之前，僵化的政治體系也沒有能力認真考慮這些項目，因為人口稀少、保守的農村州在選舉人團和參議院中擁有不成比例的權力，并且扭曲了這個體系。更不用說，民主黨幾乎和共和黨一樣受企業游說者的影響。現在，隨著火苗逐漸出現，特朗普、他的模仿者和強大的右翼媒體綜合體正在將其煽動成火焰，越來越多的事情正在發生。在共和黨控制的州，共和黨人正試圖壓制少數族裔和窮人的投票，并把計票工作交給黨派色彩濃厚的人來處理。如果我們不能扭轉民主遭遇的“偉大替代”，那么前方的道路將像日食一樣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