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在詩中說：“世界上沒有幸福，但有自由和寧靜。”讀書論文的日子固然艱苦，卻能達到一種自我專注中的平靜。在輕忽讀書、人人急速向前的大時代里，可以隨心所欲不逾矩地讀書，已然是一份難能可貴的自由。

這段話出自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嚴飛老師的新書《學問的冒險》。筆鋒轉合之間，普希金的詩句成為他工作、學習時刻的友伴。細讀這本新書會發現，作為一名年輕的社會學學者，嚴飛常常與王小波、北島、于堅、齊邦媛等人在文字中對話。

在嚴飛的求學、教學之路上，他曾輾轉中國內地、香港，以及英國、美國等多地高校。2014年，從牛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后，嚴飛前往斯坦福大學亞太研究中心，以博士后身份繼續研究工作。2016年，他到清華大學社會學系任教。今年8月，他的新書《學問的冒險》與《城市的張望》出版，兩本著述分別聚焦他的學術故事與香港的城市文化。

對于社會學者而言，閱讀文學作品是必要的嗎？嚴飛認為非常必要，他在自己的課上就推薦學生去讀莫言、陳忠實、張煒、格非等作家的作品。他推薦的都是非常經典的小說，“但倘若把這么多相似題材的小說放在一起，讀下來就是歷史，里面也可以從社會學的角度分析。我們會看到在宏大的歷史變遷之下，社會對個人怎樣產生沖擊，個體又怎樣去做選擇，把這些作品連在一起就非常有意思。”而輾轉中、美、英多所高校的嚴飛對于不同學校學生氣質與氛圍更有著自己切身的體會。借著新書出版之際，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專訪嚴飛，與他聊聊書本背后的故事。

嚴飛

澎湃新聞：您的新書《學問的冒險》看起來像個人的學術傳記，許多學者會選擇在暮年寫這樣的作品，您現在就寫作、出版會不會覺得有點早了？

嚴飛：《學問的冒險》這本書并不是我的學術傳記，只是作為一名剛剛步入學術之旅的年輕老師的體會。我寫這些文章的時候第一反應并不是想寫書，而只是一個記錄。在海外求學讀博士時很辛苦，所以在寫英文論文時，我一般每寫完一篇作業、一篇文章，就想轉換思路、休息一下。休息的辦法就是會寫一篇中文文章，也算一種放松調節。這本書里的文章就是這樣在漫長的讀書期間，斷斷續續寫的。讀博有時特別郁結，比如說熬夜通宵寫論文。常常會想我又通宵了，終于把這篇文章寫完，把這些材料都讀完，于是就會特別有傾訴欲想用中文表達，就記錄了下來。

這些文章結集以后再回頭去看，會看到一些比較有趣的好玩的想法。我記得有一篇文章叫做《在荒島迎接黎明》，其中有一段說我熬了一整晚寫完論文，黎明的陽光照進來時，像摘草莓的小姑娘站在你的門口敲門。我現在回頭讀，不知道當時為什么會跳出這樣的場景描寫，也算是非常真實地記錄下來了一個讀書時的片段。

其實，不僅是我自己，我認識很多在北美讀博士的朋友都會通過不同渠道方式來記錄。我有一位好友在芝加哥大學攻讀社會學的博士，他喜歡寫詩，就在讀博期間寫了很多詩。在海外求學的年輕學者都會彷徨、迷茫、寂寞跟孤獨，感覺一個人在戰斗，不知道未來在什么地方，不斷地在自我反芻、自我詰問，質問自己到底要怎么辦。

澎湃新聞：新書里引用很多文學作品，您覺得文學作品之于學社會學有閱讀的必要嗎？

嚴飛：我覺得非常必要。我在清華教授一門“歷史社會學”課程。這門課是我們社會學本科生的必修課。在課上，我會建議學生從戲劇、文學和電影作品里找尋一些歷史社會學的研究思路，并推薦學生們閱讀很多涉及到歷史題材的小說，譬如莫言的《生死疲勞》、陳忠實的《白鹿原》、張煒的《古船》、王以培的《煙村》、格非的《望春風》、葛亮的《北鳶》等等。這些文學作品倘若單獨從文學的角度去讀，我們會覺得是一篇非常好看的小說，但倘若把這么多相似題材的小說放在一起，讀下來就是歷史，里面也可以從社會學的角度分析。我們會看到在宏大的歷史變遷之下，社會對個人怎樣產生沖擊，個體又怎樣去做選擇，把這些作品連在一起就非常有意思。

我現在的研究更多是歷史、政治、文化、社會四個不同的維度聚集一起，閱讀這些作品時會覺得它們其實是歷史社會學里典型的案例研究。諸多小說的敘述就集中在一個村莊，把這個村莊變遷的歷史描述清楚，我們會看到不同個人在整個變遷的社會大背景之下，在諸多運動的沖擊之下，不斷地和體制產生很多的互動，做出不同的命運轉折，在不同的歷史轉捩點，人們如何分道揚鑣。例如齊邦媛的《巨流河》，我也會在課上推薦，這部作品可以讓學生讀到人們在1947、1948年歷史關頭之際，他們的命運因何會發展改變，繼而又影響到之后的人生走向。把這些故事放在歷史的維度之下，再結合一些社會學論文的理論分析進行比照閱讀，就會非常有趣。

澎湃新聞：您輾轉國內外好幾所高校，覺得各個學校的學生氣質有什么不同？

嚴飛：我從教書的角度講，清華的學生非常嚴謹、求實、好學，這是他們的優點。他們的缺點是沒能深入學習，這也是國內高校培養體制里的通病。斯坦福的一名學生每學期一般修課18到20學分，3到5學分是一門課，所以一學期就修3到5門課。課不多，但每一門課的課程作業量都非常大。相對而言，這樣的話每一門課都會有充裕的時間深入閱讀文獻。清華的學生一學期可以修30多個學分，一門課2到3個學分，每名學生每學期會上八到十多門課，每天上午、下午都在不停地跑教室。這樣的話，只能是上課時直接來聽老師講課，課后卻很難有時間完成老師每周所布置的閱讀文獻。

香港學生的培養方式又是另外一種思維導向。整個香港的大學教育體系，更加追求務實性，常常強調對于學生職業化的道路引導。比如我過去工作過的香港城市大學，在過去十年間，它的綜合排名從世界200多名躍升至世界前50名，但對于學生，培養的目標卻是把他們塑造成穿著西裝革履的銀行職員、律師、醫生，并不是往一個有思想、有人性關懷和人文素養的角度去發展。

美國的學生相對自由一些，他們更有創造力、有想法，會把創造力付諸實踐，不會受制于畢業以后要買房買車的現實束縛。因為沒有這些束縛，他們可以比較自由地去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比如畢業以后想去做NGO、做公益、扶貧等等。

澎湃新聞：您在書中常提到理想主義，您覺得清華的同學具備理想主義氣質嗎？

嚴飛：我知道清華、北大確實有很多學生非常浪漫主義、理想主義。我們社會學系有位學生理想是要做一名導演，后來就到北京電影學院去學紀錄片拍攝。我們還有特別喜歡劇場藝術的同學，她就會從社會學的視角對劇場和舞臺做一個批判分析。我們今年剛剛畢業的一位大四學生，則跑去了芝加哥藝術學院修讀藝術史和策展。

從這點上說，他們和我認識的典型清華學生不太一樣。在來清華之前，我對于清華學生的認識是非常的務實，所謂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我也相信會有很多。但后來也見到有不少清華學生在追求藝術、文學、電影、劇場、戲劇，這讓我感到驚訝，同時也給予我一種教學上的喜悅，會見到不同的可能性。

澎湃新聞：此前，清華大學顏寧教授決定受聘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的消息發布后，引發諸多討論。最有名的一篇討論文章《清華才女顏寧教授為何負氣出走普林斯頓？》將這樁“喜事”推向輿論的風口浪尖，隨后清華校方認為這并非“負氣”，而是高校間的人才常規流動，您怎么看這件事？

嚴飛：我認為這是正常的高校流動，顏老師是一個典型的案例，但不是唯一的案例。在清華，顏老師是一個代表，除她之外，還有建筑系的老師去了麻省理工學院任教，經管學院的老師去斯坦福大學任教，我們社會學系也有位老師去香港大學任教。

他們都非常優秀和熱愛清華，但因為其他學校可能有更好的條件，或者更契合他們的研究方向，因此才離開。我覺得這種流動是學術圈很常態的一種相互流動。最早是在理工科，生物、物理、化學這些學科上，清華的實力已經可以和海外最好的學校如麻省理工、斯坦福進行媲美，甚至某些優勢科目上已經超越他們。所以每年學校和學校之間，老師和老師之間都會存在著大量的學術交流和合作。

這個趨勢未來會延續到社會科學，像社會學、政治學，現在年輕一代的老師不斷地用英文寫作，參與英文的學術交流、國際會議。他們在國際學術圈里不斷受到重視，國外高校慢慢接觸后會覺得你確實做得不錯，也會請你去國外教學。

澎湃新聞：您作為博士生導師，覺得現在國內外博士的培養方式差距大嗎？

嚴飛：在社科領域里，我們在博士培養上確實落后于海外，特別是落后于北美很多，這點毋庸置疑。因為我們整個思路方法、學科訓練以及對于學生的壓力都不可能和北美相提并論。舉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我們在博士培養環節中發現很多博士對于海外文獻閱讀有很大欠缺，特別是對最新的海外學科發展和研究導向缺乏深度了解。歸結原因，一方面是我們在渠道資源上，常常沒有辦法閱讀到最新的期刊論文和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我們的博士生的英文訓練還有很多欠缺，英文的底子還沒有非常好，需要不斷加強。

我們希望可以改變這種情況。現在我們社會學系在做一件事，就是在博士培養階段，會加重博士生們的英文學術訓練，增加英文文獻閱讀的比例。同時鼓勵他們多多參與到海外學術交流，不斷通過這樣的方式去鍛煉，增強他們英文的論文發表能力和國際學術對話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