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質疑的人，歡迎你來現場，看看我們的孩子作畫，”在位于上海的總部，公益機構無障礙藝途WABC(World of Art Brut Culture)創始人苗世明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時，發出公開邀請。

此前，8月29日，他的機構和騰訊公益聯合發起的“一元購畫”活動，刷屏了微信朋友圈，成為互聯網公益傳播的現象級事件，但爭議也隨之而來。

30日下午3點多，苗世明驅車從南京返回上海總部，在接受了電視臺的短暫采訪后，沒顧上吃午飯，又坐在了澎湃新聞記者的對面。除了熱點事件本身，他也在這次采訪中談到對特殊群體的認識和所信奉的“藝術療愈”本身，還有對公眾認知的考量。

WABC工作室環境。  本文圖片均為澎湃新聞見習記者 劉瑞 圖

無障礙藝途的總部位于上海公益新天地園，占據了3號樓一樓的四個門面。采訪是在沙發休息間進行的，不到5平方米，甚至容納不下拍攝所用三腳架。

“我的天，我跟你說，在全球都是創新。”說到驕傲處，他盤起雙腿，雙手不停地比劃。

機構創辦：始于一次展覽

刷屏發生之前，苗世明毫無預感。他照常起床，看到朋友圈的H5，唯一的感覺就是，“可以發了，可以捐款了，那就先去傳播唄，”但很快，他發現已經沒有這個必要了，“不對啊，所有朋友圈都是這個。”

緊接著他的手機就永遠處于忙碌狀態，“有兩百多個好友，都是媒體”，他有選擇性地通過，接受一次又一次的采訪，“我想，哎呦媽啊，火了。”

直到中途和同事溝通，他才知道，在下午2時許，1500萬的籌款金額已經達到，參與人數超過580萬。這也出乎了他的預料，因為這個數字“是蠻有挑戰的”。

“其實我現在也很奇怪，”事情過去一天后，他還沒有緩過神來，“因為我們每年都有宣傳，不知道今年，認知變了還是怎樣，（大家）愿意去接納。”他想到或許也和新的形式有關，“一塊錢，門檻低。”

WABC工作室墻上掛滿了孩子們的創作。

不管怎樣，這個自2009年開始就投身于特殊群體藝術療愈的中央美院畢業生，仍然享受到了相當的成就感，并稱之為“人生很特別的一次經歷”。這是八年來，他聽到的來自社會的最大的回響聲。

事實上，即便苗世明本人，在2009年辦那次展覽前，也對如今他每天接觸的這個特殊人群近乎一無所知。

去年在演講平臺“造就”分享時，他回憶，那年策劃了首個WABC項目，想讓人人都當藝術家，讓一些社會底層的人群去學習現代藝術，但發現找不到這樣的人，“他們都很忙。”

后來在北京亞運村一個社區，他找到了14位“這樣的人”，包括精神障礙、智力障礙、自閉癥、腦癱、唐氏綜合征等各種情況。陪著畫了一個月的畫后，他知道自己找到了人生的新方向。

此前，2003年從中央美院畢業后，苗世明去過一家培訓機構做老師，但做了三年不愿意做了。“都是應試教育”，他向澎湃新聞記者回憶，他逃離了這樣的生活，但在特殊群體身上，他看到了罕見的原創性，“每天都不知道會畫出來什么樣的畫。”

更觸動他的則是，他發現長輩口中“瘋子傻子”的這些人，其實有著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他意識到了這個人群現實中面臨的困境，“可能是我們預設了正常和非正常這樣的語境，很多這樣的家庭不愿意把孩子帶上街頭，所以我們看不到他們。”

“你如果去歐美國家可以看到，好多智力缺陷的人就在機場里上班，收那個推車。”這個超出藝術之外的認識，讓他覺得自己可以有所作為，而解決辦法依然是藝術——通過藝術為這些孩子打開溝通的大門。

參與WABC培訓的孩子正在進行現場創作。

聽說質疑，小龍生氣了

苗世明稱，WABC目前全職員工40多人，除了上海總部，在北京、杭州、成都、深圳等七八個城市也已開展項目，同時免費服務一千個孩子，包括每周一到兩次的藝術課程，帶孩子們參加社會活動，看展覽等。這次的籌款，他表示將投入現有項目和進駐更多城市，希望能直接服務兩到三千家庭。

廣為傳播的H5中的那些畫作，正是從目前機構服務的孩子的數百件作品中挑選出來的。這些畫作打動了很多人，但質疑聲也隨之而來。

有身份注明為特教老師的人士認為，這些特殊孩子完成不了這樣的作品，而是老師代筆，再由孩子畫上幾筆，再冠之以他們的名義，“我反對所有將自閉癥兒童的一切浪漫化理解的行為。”

對于這一質疑，苗世明稱，更愿意用事實說話，30日當天，他讓10個城市的工作室全部開放，歡迎公眾的到場。通過澎湃新聞，他也公開邀請，質疑者可以前往參觀，包括帶領學生前來互動交流。

30日下午，澎湃新聞記者造訪上海總部時，看到有老師帶著四位特殊學生作畫，她以自己為模特，讓孩子描繪。以普通人的視角看，有學生畫得頗為出色，但也有較為平庸。老師則不時提醒著他們，“老師臉有什么，一顆痣”、“老師穿的衣服上有什么圖案”。

工作室門口的志愿者簽到表，多數志愿者的工作項目欄填寫的是“陪伴”。

“老師在這個教育過程的角色，是陪伴型和支持型的，”苗世明說，機構倡導的就是原生藝術，不允許老師動筆為孩子修改畫作，更不會有代筆一說。

“我們的老師實際上不需要在藝術上有多大造詣，”他說，這些老師既有專職的，也有經過培訓的志愿者，來自各行各業，既有懂繪畫、音樂的，也有是了解心理學、社工的，因為引導能力、溝通能力，才是他們工作的基礎。當然，他會邀請國內外的藝術療愈老師來做培訓。

30日下午，大廳的集體培訓一旁角落里，機構的“明星畫家”小龍也在獨自創作自己的油畫，依然是他喜歡的那些元素，夕陽與海洋，陸地上孤獨的背影，和他在刷屏H5頁面上展出的《在世界盡頭相遇》一畫頗為相似。

小龍作品《在世界盡頭相遇》。

這天下午，小龍不斷涂抹修改著畫作，不時站起來，后退兩步看看。“我覺得哪里還差點什么，”他發音不流暢，但吐字清晰，理解和溝通無礙，向記者表示這幅畫已經畫了一個月，不過他還沒找到差在哪里。

而在記者和他媽媽聊起網上的代筆質疑時，正在駐足看畫的小龍聽見后，身體猛地緊繃，憤怒地攥著拳頭，以示抗議，沒一會兒，氣沖沖地進隔壁的會議室去吃飯了。

小龍正在創作中的油畫。

會議室里還有另外幾位媽媽，她們正忙著打包快遞，H5的刷屏，也讓機構微店售賣的諸如襪子、杯子、復制畫等衍生品被一搶而空，緊急下架，而她們臨時當起了志愿者。

“他跟我說，可以侮辱我這個人，但不能侮辱我的畫。”在寬慰兒子后，小龍媽媽出來轉述，說起網上的質疑，她也變得憤怒起來，指著機構大廳里墻上布滿的畫作說，“難道這么多畫，都是老師畫的嗎？”

詩意還是現實？

WABC為這些精智障礙人群開啟了一扇窗戶。

“像這些孩子，如果沒有經歷過這些課程，他還真畫不出來這些作品。”苗世明回憶，小龍2010年剛來時，機構還沒多少人，只會畫一些簡單的彩色鉛筆畫，比如一個鉤就是笑，或者一個眼神。

苗世明說，第一次見面，當時23歲的小龍不說話，容易著急、皺眉頭、出汗，很多時候突然表現出敵意。他上的第一節課是和小龍一起打《植物打僵尸》，小龍笑了，開心了，他說，你學畫畫吧，就這么引導下來。

不過，并非所有的自閉癥等特殊人群，都像小龍畫得那樣出色。對這一點，苗世明認為，“表達就有意義，在乎過程，不在乎結果。”

“對每個孩子都會有效，但是有效程度，改變多少，取決于很多因素，孩子本身的情況，”他認為，藝術作為持續性的媒介，可以激發他們的情感，表達欲望，鍛煉語言表達、專注力、協作溝通能力，給融入社會打下基礎。

盡管最早對這個人群也有過詩意的理解，但苗世明說，自己在確定做這個項目前，做過很多家訪，深刻認識到了現實殘酷的一面，“真的很苦，父母飽受了精神壓力。”

他也談起最近在波士頓和腦神經科學專家交流后的新認識。有著溝通障礙的這些孩子，神經不活躍的問題，在于相應的神經區域不活躍，“通過藝術表達這個過程，主動刺激他的連接，連接多了，語言表達的欲望和能力就會提升。”

WABC學員小龍正在工作室進行創作。

但在這次刷屏h5，以及此前的活動中，苗世明和合作伙伴也會展示精挑細選后的畫作。他并不諱言，這是為了傳播效果。

“我要給你特別現實的東西，可能沒有參與度的熱情了。”他說，自己清楚現實的殘酷一面了，但有選擇性地呈現，是考慮社會的接受度，或許未來“美的層面能溝通了，能互相尊重了，再往下，可以更真實一點，就跟酒量的提升一樣。”

事實上，對苗世明來說，如何讓公眾理解自己的工作，也是除了籌錢外，組織發展早期最大的困難，“事兒說不清楚”，招不來人。

2011年初，因為總有領導來參觀，為了簡明扼要地介紹情況，苗世明想出了“發現中國的梵高”的口號，“你不要從缺點去看他，看他的價值點，他的積極一面。”

他發現這讓很多人更容易理解、接受這個群體，至今，這行字依然掛在上海總部的logo下方。不過，從2016年開始，機構有了新口號“藝術表達生命”，開始掛在新成立的機構。“不是所有孩子都能畫圖，但都需要藝術表達，”苗世明說，能用更準確的口號，也是因為社會的認識在提高，“你以前談藝術表達生命，大家都聽不懂。”

“我做這個事，做了八年了，更關注他們想要什么，不需要他成為梵高，成為賣很多錢的孩子，他們說白了，問題在于融入社會難。”苗世明說，當前諸如醫療教育，對這些特殊群體都缺乏接入的窗口。

盡管有衍生品一類的收入，而作為版權擁有者，畫的作者享有10%到20％的收入，但苗世明說，這些收入“養活家庭不太現實”，更多地起到價值認同的作用，“讓他意識到自己是有用的，將來去上班更有信心融入，包括直接跟公眾建立聯系。”

他表示，自己希望用藝術，幫助特殊群體打開內心世界，更好融入社會，但另一邊，這也和社會的接受度息息相關，“社會不是抽象的，是一群人，是13多億人對特殊人群的看法，決定了他們怎么樣去進入社會。”

直至今日，在籌得上千萬的款項后，苗世明認為最大的困難，依然是告訴公眾自己在做什么。他考慮從腦科學神經入手，讓藝術療愈的效果，轉化為諸如數字一類的具象結果，“讓不懂藝術的公眾能夠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