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歐洲和非洲7個國家的領導人在巴黎進行了會晤。參加此次會議的歐洲各國領導人釋放出開始尋找難民危機根源的信號，以求通過各國的協作從根源上解決難民問題。

隨著歐洲難民潮的影響日益廣泛，西方媒體對于難民這一群體也愈加關注。與此同時，西方社會卻往往堅守本位主義，對難民群體進行人為切割，或同化、或抨擊、或遣返。但若從中東難民的視角對歐洲難民潮進行分析，則會發現中東地區的這條難民之路，充滿了艱辛與無奈。

難民有政治難民、戰爭難民之分，但相比起零星數量的政治難民，戰爭難民往往伴隨著短時間內大規模的人員流動。自二戰后，中東地區陷入到了幾乎無休止的戰爭狀態中，五次中東戰爭、黎巴嫩內戰、兩伊戰爭、海灣戰爭、兩次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利比亞內戰、敘利亞內戰等，不僅在中東地區產生了迅速增長的戰爭難民，更讓“難民”成為了伊斯蘭文明和中東地區的標簽。

而關于戰爭中大量“難民”的見證與記憶，也讓阿拉伯國家民眾的國民性產生了重大變化，消極的生活態度取代了原本積極進取的價值取向。在工作與生活的挑戰面前，他們往往選擇以“難民”身份避難謀生，甚至將難民販賣作為營生渠道——將難民群體作為極端主義傳播的重點人群。回顧歷史可以發現，二戰后特別是冷戰后，在戰爭硝煙中不斷顯現并已被人為運作的難民之路已成為中東之“禍”。

單向之路與阿拉伯國家的“空心化”

戰爭造就了難民之路，難民之路恐已成為阿拉伯人走向世界的單向之路。而伴隨著這條單向的難民之路，是阿拉伯國家逐漸的“空心化”。

整體而言，受戰爭影響而出國避難的阿拉伯難民大多都受過良好教育，在旅居國外的時間里，由于長時期不能歸國，其國家認同也逐漸發生變化，難民群體對于母國的忠誠感逐漸減弱，即便最終其母國的戰爭得以結束，但此時卻難以激發其對祖國的向往。

以黎巴嫩為例，該國從1975年至1990年間經歷了15年的內戰，期間大量黎巴嫩人前往國外避難，由于戰爭遲遲無法告終，海外的黎巴嫩人也隨之在國外生根，并最終喪失了回國定居的動力。作為難民流失的直接結果，20世紀90年代以來，盡管黎巴嫩結束了內戰，但是該國政府卻很難重塑民眾對國家的認同，海外的黎巴嫩精英不愿回國，國內的黎巴嫩人也囿于教派、家族、族群等的制約，國家發展舉步維艱。

2011年敘利亞內戰爆發后，大量敘利亞難民涌入鄰國，西方的觀察家們當時預測其周邊鄰國黎巴嫩等不久便會成為下一個“敘利亞”，但實際上并非如此。在這些生活在黎巴嫩的敘利亞難民自身看來，其對于敘利亞的認同感已不再如戰前那般強烈，在他們心中，敘利亞變為“第二個黎巴嫩”似乎已成為注定的宿命。可以說，敘利亞內戰不僅僅改變了敘利亞國內的政治力量對比，也很可能使敘利亞在戰后面臨著“空心化”的困局。

除了敘利亞，伊拉克、阿富汗等國也均面臨著這一嚴峻挑戰。

問何日是歸年？

在中東地區，難民之路起于戰爭，并因戰爭的持續不斷而成為了難民的不斷逃亡之路，究其根本，則在于不成功的戰后重建。二戰期間，德國、日本等國均遭受了沉重的打擊和大范圍的破壞，但是在20世紀50、60年代，德、日等國迅速完成了戰后的重建，并為國家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

相比較，阿拉伯國家的戰后重建往往難以推進，甚至倒退。如伊拉克戰爭自2003年即已結束，戰后重建已歷10余年，但重建卻難言走上正軌，與此相伴的則是庫爾德區獨立呼聲日益高漲、境內暴恐襲擊此起彼伏。阿富汗、利比亞等國重建的狀況則有過之而無不及，其中央政府對全國大部分地區均缺乏控制力，更不要奢談進行有效的國家重建了。盡管如此，中東國家仍需務實推進國家重建，并需在政治重建、經濟重建外格外重視民眾的心理重建。

戰爭，特別是長期的戰爭，不僅為戰爭國家帶來巨大的經濟損失和政治沖擊，更是為受戰爭直接影響的社會與民眾帶來極為消極的心理影響。經歷了四次中東戰爭的埃及，從1948年到1973年，其民眾心理產生了重大變化，對死亡的畏懼、對外援的依賴，讓埃及人在中東戰爭后對于國家建設不再抱有20世紀50年代時的熱情。

歷經了15年內戰折磨的黎巴嫩，雖然戰爭結束已近30年，但其民眾對戰爭的恐懼和“朝不保夕”的不安全感依然極為強烈。在黎巴嫩訪學期間，不少黎巴嫩人告訴筆者，“在黎巴嫩，每一個黎巴嫩人都有一段關于內戰的故事”。由此可見，黎巴嫩民眾的心理重建并未有明顯成效，國家重建仍然任重道遠。

難民之路，未有歸期。當前，中東穆斯林難民已成為全球治理的重要議題，但要予以解決，仍必須建立在不損害中東國家發展、不損傷中東民族感情的基礎之上。國際社會中的重要大國，需要在幫助中東地區難民輸出國重建家園的基礎上，對在世界各地的中東難民進行疏導與安置，從而為難民建立信心、重回祖國做好準備。

（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絲路戰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