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中國藝術品收藏素有“七大重鎮”之說。其中之一佛利爾美術館（Free Gallery）收藏中國藝術品近3萬件，僅中國古畫就有1200多件，其中85件為宋元珍品，所藏中國古畫數量為全美之最。然而，在創始人佛利爾的遺囑中規定，展品不得外借，也不得在他國進行展覽。故此國人至今仍對其較為陌生。

《畫中人：佛利爾的59幅中國人物畫》揭開了佛利爾美術館部分館藏精品的神秘面紗。本書精選包括《洛神賦圖》、《重屏會棋圖》、《睢陽五老圖》在內的佛利爾美術館藏的59幅人物畫一一分析。作者羅覃（Thomas Lawton）為佛利爾美術館前館長，雖為洋人，卻對館藏人物名畫用功頗深。本文為解讀《洛神賦圖》節選，他山之眼，精彩紛呈。

探索“畫外之音”：三國群雄逐鹿

《洛神賦圖》手卷取著名辭賦《洛神賦》之意繪制而成。《洛神賦》由曹操（155-220）的第三子、曹丕（188-227）的弟弟曹植（192-232）于222 年作成。在一些早期有關中國畫的研究中，盡管研究者將這幅藏于佛利爾美術館的手卷與《洛神賦》聯系在一起，但他們仍然難以確切辨識手卷上所繪的故事。亞瑟·韋利是西方研究《洛神賦》與《洛神賦圖》關系的第一人，他用自己別具一格、優雅美妙的英文文筆翻譯了《洛神賦》的部分篇章。

簡單來說，《洛神賦》描寫了身居高位的男子與傾國傾城的洛神邂逅的故事，河神的絕世美貌使男子如癡如醉，但洛神最終離他遠去。同樣的主題最早出現在宋玉的《神女賦》中，在《洛神賦》的序中，曹植也承認《神女賦》是其靈感的來源。但《神女賦》僅以略帶情色色彩的“奪人目精”之美來吸引讀者的注意力，而《洛神賦》的內容卻更加豐富，所體現的意義也更多層。作者用極具音韻美的語言將這個悲傷的愛情故事娓娓道來。詩人先是描寫了自己初見洛神的欣喜若狂，隨后又用抒情的文字描寫女神的美貌與魅力。而后詩人自然向女神表達愛慕之心，女神欣然接受，并指著深深的水流以為期待。這里標志著故事的轉折，詩人因內心憂郁遲疑而拒絕了女神，女神幻想破滅、痛苦萬分，在一群珍奇異獸和一行隨從的伴隨下悵然離開了。人去樓空、曲終人散，詩人滿懷惆悵與失落，結局令人心酸、動容。

從另一層面來說，有些讀者將其視為一個道德故事。詩人失去的愛情源自其內心的遲疑與缺乏信任感。當然，換個角度看，這個愛情故事之所以成為悲劇，也是因為詩人與洛神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一個沉浮于世，另一個深處“潛川”，“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當。”此外，《洛神賦》還有些自傳式的隱喻。曹植少時與曹丕兄弟反目，而這種惡劣的關系并未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善。年幼時，曹植愛上甄氏，其父是當時河南省上蔡地區的地方官。后來該女子嫁于東漢著名軍閥袁昭的兒子袁熹。曹操擊敗袁昭后，將甄女許配給兒子曹丕。220 年曹丕繼位為魏文帝時，甄氏被封為甄皇后，她為曹丕生育了一兒一女——兒子是227 年繼位為魏明帝的曹叡，女兒是東鄉公主。后甄氏失寵，于221年被處死。

222年曹植回到洛陽，曹丕將甄皇后的遺物玉縷金帶贈予曹植，這令曹植傷心感懷。《洛神賦》正是由這段不倫之戀加工而成的寓言故事，也或許有招魂之用。在《洛神賦》的序中，曹植并未揭露真相，毫無疑問，他無法這么做。據《文選》（卷十九）注釋記載，《洛神賦》原名為《感甄賦》，后魏文帝之子魏明帝為避母名諱，下令將其名改為《洛神賦》。

由題跋觀遞藏

在任何探討中國人物畫的文本中，顧愷之都被認為是偉大的先驅者之一。現藏于佛利爾美術館的《洛神賦圖》和藏于大英博物館的《女史箴圖》都被認為是顧愷之風格最好的代表作。盡管這兩幅作品都被認定為顧愷之所生活時代的作品的早期摹本，但是在古籍中，這兩幅作品是直到宋代才與顧愷之聯系在一起的。

佛利爾美術館收藏的《洛神賦圖》并不完整，可能不及原作長度的一半。現存的《洛神賦圖》開篇就已達到了故事的高潮。詩人已拒絕了洛水女神，女神發出凄厲的叫聲，招來許多隨從陪同自己離開。在該手卷的最后一部分，詩人坐在山水背景中的一個高臺上，他身旁點著蠟燭，顯然當時天色已晚。

本卷最早的題跋出自董其昌：

內府所藏，大都無前人題跋，蓋進御時剪去，恐有國諱或不盡作莊語故耳。此朱成國（明朝）時，尚方給以代官俸者。卷首有“顧愷之《洛神圖》”標目，輾轉至予手失之；乃李伯師（李公麟）家藏，“洗玉池”“隴西”圖款可辨也。顧長康（顧愷之）畫，海內惟此卷與項氏《女史箴》（《女史箴圖卷》），真名畫之天球、赤刀也。董其昌題。

第二則題跋如下：

此卷畫之高名，不待贊嘆；顧無唐宋人題識，香光（董其昌）所鑒自不誣。然余考張懷瓘《畫斷》所載虎頭（顧愷之）畫約三十通，無《洛神圖》；裴孝源《貞觀公私畫史》所載十七卷（顧愷之作），亦無之；《宣和畫譜》所載九卷有《女史箴》，亦無此圖。然則香光所指內府，并唐宋而言之，而《貞觀畫史》卻有晉明帝《洛神賦圖》，豈本為晉明帝而或傳為虎頭耶。卷首有梁蕉林（梁清標）題簽，亦指為愷之，后人固毋庸異議矣。光緒丁未（1907）三月，宜都楊守敬。

楊守敬是著名的藏書家，曾于1880 至1884 年間在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工作。其余的題跋僅簡單陳述了李葆恂于1907 年12 月16 日欣賞過該畫；犬養（1855-1932）于1907 年11 月28 日至12 月28 日間見過此畫；野野村金作拜觀，小田切萬壽之助（1868-1934）敬觀，1910 年實相寺貞彥同觀，宣統二年二月（1909 年12 月22 日至1910 年1 月19 日之間）宿遷黃以霖觀。

最早確切地將顧愷之與《洛神賦圖》聯系在一起的，是王惲（1227-1307）編寫的《書畫目錄》，其序寫于1276 年。此書是王惲根據自己所見元代皇室收藏寫成的。另一個將顧愷之與《洛神賦圖》聯系在一起的是湯垕的《畫鑒》，這部著作可追溯到約1350 年。17 世紀以后，有關《洛神賦圖》的記載便更為頻繁地將其視為顧愷之所作了。

有關顧愷之的記載十分全面，從其生平到其性格秉性，因此，既然在古籍中并無充足的信息支持，那么將《洛神賦圖》視為他的作品便不太合理。因此，《洛神賦圖》不應被定為“四五世紀后顧愷之所作”，而應為“四世紀后作品”。而具體論及佛利爾美術館的那件藏品，它不該是“承襲顧愷之風格之作”，而是“沿用晉代畫風之作”。

正如楊守敬指出，司馬紹（299-325）是《洛神賦圖》的第一位創作者。司馬紹于322 年至325 年繼位為晉明帝，因此他生活的年代比顧愷之早幾十年。傳統上認為，司馬紹曾潛心研究王翼的畫作，而早期文本中記載的司馬紹畫作名稱也顯示出他曾繪制佛教主題畫、人物畫和敘事手卷。《貞觀公私畫史》以及《歷代名畫記》都將《洛神賦圖》歸入司馬紹名下。

司馬紹生活的年代比曹植僅晚一個世紀，因此當時《洛神賦》可能還被認為是嶄新的、易引發共鳴的主題。對晉代畫家來說，描繪《洛神賦》中大篇幅想象而出的大群人像、各類的神秘生物和變幻萬千的風景是極大的挑戰。無論繪制《洛神賦圖》的先驅者為何人，他的作品中幾乎每個細節都被后世的畫家忠實地模仿、鮮少被改動，其影響力之深遠由此可見。

爬梳“一圖多面”

《洛神賦圖》仍有多幅存世。藏于故宮博物院的一幅手卷前已提及，該畫記載于《石渠寶笈》，被認為出自顧愷之之手。據其條目所注，手卷后有金章宗四印。畫作后五篇跋分別為：趙孟1299年題、李衎（1245-1320）1307 年題、沈度（1357-1434）1417 年題、吳寬（1435-1504）1407 年題、乾隆皇帝（1736-1795 年在位）1741 年題。該畫為絹本設色，25.5 厘米寬、541.5 厘米長。除有一部分缺失外，整篇畫作完好無損。所缺部分為詩人將玉佩贈予女神表達愛慕之意。馬采書中記載第五張圖的突兀轉折，可以驗證圖畫有缺。

據《石渠寶笈》所記載，另一幅藏于故宮博物院的《洛神賦圖》為絹本設色，寬45.4 厘米，長1091 厘米。每部分畫作后都配有《洛神賦》中一段文字。《石渠寶笈》的編者將此畫認定為“唐代匿名畫家所作《洛神圖》”。潘天壽《顧愷之》（上海，1958，第28 頁）中也提及此畫。

另一《洛神賦圖》藏于遼寧省博物館（見于《遼寧省博物館藏畫集》，1-12）。《石渠寶笈三編》將該手卷記為“顧愷之《洛神賦圖》的宋代摹本”。該畫為絹本設色，寬24.2 厘米、長606 厘米。作品分為22 個部分，每部分畫作后都配有《洛神賦》中一段文字。手卷開篇以及詩人拒絕洛神“潛川”請求前的一部分都缺失不見。跋作于1643 年，出自王鐸（1592-1652）之手，后有兩印。1786年乾隆為其作跋，《石渠寶笈》的編者也為其作跋。遼寧藏手卷引首為梁清標（1620-1691）所寫，表達該畫為顧愷之所作、書法出自王獻之（344-388）之手、卷后有宣和與紹興內府印。手卷后還有項元汴（1525-1590）、葉鈳、梁清標印。

大村西崖編纂的《文人書選》（1921-1922）曾提及另一幅《洛神賦圖》。大村西崖認為該畫為“《洛神賦圖》的唐代摹本”，且質量不高。該畫僅有三個支離破碎的片段刊印于《中國名畫集》中。

臺北故宮博物院（《故宮名畫三百種》）也藏有《洛神賦圖》殘卷。大英博物館所藏的一幅畫還未對外公布。

（張雨婷對此文亦有貢獻）

作者：羅覃（Thomas Lawton）

譯者：洪凱倫 陸夢嬌

出版社：上海書畫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