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我把老家的副食店轉手易人，開始了打工生涯。第二年，妻子隨我一起南下深圳。在工廠宿舍住了幾個月后，我和妻子決定租一套房子。

有陽光的沙井城中村

幾經選擇，我們在寶安沙井的一個城中村，租下十平米的一個單間。深圳城中村的出租屋，基本都是空房，不配備任何家具。這個屋里擺下一張床，幾乎只余過道。

那時剛租房子，擔心工作不穩定，不知明天會去哪里。一切從簡，連餐桌也沒買。開飯前，就在地上鋪張報紙，擺了碗筷，席地而坐。

房子在六樓，采光不錯。六七月天氣，房門大開，穿堂風吹過，舒爽愜意。房子沒有陽臺和廚房。要晾衣服，必須從床上跨過去，才能把衣服晾到加固不銹鋼框架的窗臺上。房間往洗手間的通道，搭了一個架子，擺放鍋碗瓢盆。

這間房的租金每月兩百元，押一付一。加上置辦一些生活必需品，我租房的首筆支出將近一千塊。那時，對普通打工者來說，租房的花銷不算太高。妻子的工廠加班多，每月到手大約二千來塊。我的收入則不穩定，起伏很大。

我在這間房子住了半年多。一天下班，發現二樓空出一個單間，價錢只比我住的貴幾十塊，但多了一個陽臺。我當即表示想搬到二樓，房東也同意了。隔天，我叫來一位同事幫忙搬家。兩個人跑了三兩個來回，便搬完了。

深圳的城中村，有老村和新村之別。我所在的這片區域屬于新村，兩棟樓房之間比較開闊。即使二樓，也不必擔心采光不佳。我對吃穿用不講究，唯獨要求住房采光好。可以在窗邊安置一張桌子，下班時愉悅地讀一會兒書。出門在外免不了困頓失意，明亮的房子能給人好的心情。而這棟樓，不管六樓還是二樓，每天都能見陽光。換了房子，我的心更踏實了。不久，添了衣柜，又買了電腦，時不時還帶回一兩本書。

我打工的公司不包食宿，吃飯要自己解決。租房前，每天吃快餐。租了房子，我置齊一套餐具，雖然簡單，但足夠生火做飯。周末，偶爾叫上同事，炒幾個菜，叫幾瓶啤酒，圍桌而坐，感覺像回到老家。身邊好些人，租了房子也置備了餐具，但很少下廚。而在我心里，房子里有煙火氣，才算真正安了一個家。

2009年春天，我從工廠跳槽到一家文化公司。新公司每天要坐車，費心傷神。半個月后，妻子也換了新工作。我開始在公司附近找房子，謀劃第二次搬遷。這次租了一房一廳，依然在城中村。相比單間，一房一廳寬裕很多。我的工作似乎也比以前穩定，于是買了沙發和電視，擺在客廳里。這次租房，月租350元，比原來的單間多出100元。我和妻子的薪資沒有太大變化，但我開始在報刊發表一些豆腐塊文章，稿費不多，卻足以抵扣房租。

在新公司，我負責的項目，原計劃一年時間完成，最終只花了八個月。結項后，老板給了我一封介紹信，推薦我到民治履新。沙井地處深圳西部，民治在深圳偏北。兩地相距四十公里，坐車往返太折騰。要換工作，必須搬家。和新老板見面談妥后，當天下午，我在附近的城中村轉悠了大半天，尋來找去，沒能找到合適的房子。我的第一感覺，在民治租房，比沙井困難多了。

租房緊俏的民治城中村

民治被稱為深圳的后花園，毗鄰福田、南山等市中心區，幾十萬人居住于此，大部分是在福田、羅湖等地上班的白領。深圳市是國家設立的經濟特區，但其整體發展有關內關外之別。關內算真正的特區，而關外像城郊地帶。2010年7月，深圳正式撤銷關卡，特區擴充至全市，不再有關內關外的說法，但幾十年下來形成的不均衡，短時間很難改善。

原特區內的房租，普遍比原特區外貴很多，住房飲食消費成本也高不少。即使是今天，原來的關外仍能找到七塊錢的快餐，而在市區最低價的快餐也要十塊，稍微正式的一點地方，通常要二三十塊。若是到餐廳聚會，市外二百塊，市內則要三百左右，有時更高。一個月薪五千元的辦公室職員，若吃住皆在市區，加上其他開銷，基本沒有剩余。

因此，無數在市區上班的人，選擇在市區外租房。不過也有例外。一位朋友十年前隨同鄉來深圳打工，初來時借住在老鄉打工的公司。后來，找到工作，公司沒宿舍，他在附近租房住下。除去房租生活等開銷，一個月工資便“白領”了。他在市區的家，屋里沒有窗戶，只有一張床，沒有空間安置桌椅，洗手間和廚房與人共用。即使如此，他仍然喜歡那里。因為出了門，能看到大都市的榮華。

大量白領涌入，抬高了民治的房價。閑置空房不多，租房市場緊俏。隔天，我一大早從沙井趕來，在一棟樓一棟樓之間，撥打招租電話。眼見霓虹之光將再次照亮城市，流落街頭的孤寂籠罩了我。我決定不再東挑西選，帶著拋硬幣的決絕，走進下一棟出租屋。這棟房子剛建成不久，房東打開一個單間，介紹房子的好處。“房子還沒人住過，你租了，就是第一任房客。”我在陽臺猶豫，這房子實在有點小。但又必須承認，房東的理由很有誘惑力。

打工者居無定所，今天在這里租房，明天或許就到了異地。鐵打的房子，流水的租客，但凡不是新房，那么你永遠不知租下的房子，此前住過多少人，房間里留下了多少陌生人的氣息。最終，我決定做嘗鮮者。交了押金和房租，拿到鑰匙。再坐一個半小時車回到沙井，推開房門，掃一眼屋子，想著明天要把一房一廳的東西，填進一個單間。趴在床上，我再不想動。

時隔數年，搬家的很多細節，我已想不起來。只記得大清早爬起來，張羅搬家的事，直到深夜十二點，搬進新居的東西，仍然七零八落。次日要去新公司報到，第一天上班不能沒精打采，給同事留下壞印象。隔天下班回來，繼續想方設法節約空間。一周后，才把全部東西安排妥當。床下塞得滿滿當當，沙發的一半堆滿書，壘得高高的。電視機堆在另一半沙發上。

吃“燭光晚餐”的“親嘴樓”

我在民治租的第一套房子，是新建成的房子，在11樓，帶電梯，單間，租金450元。在這個閉塞的空間，我和妻子住了半年。雖有諸多不便，但站在陽臺，還能看見藍天。下雨了，有雨水敲打陽臺的音樂。比起那些終日不見太陽，白天也只能吃“燭光晚餐”的“親嘴樓”，已經舒服太多。

深圳很多城中村，樓與樓緊密相鄰。用“密不透風”形容有點夸張，說它“密不見光”倒是恰如其分。這種樓被稱為“親嘴樓”或“握手樓”，意思是站在這棟樓的陽臺，可以和另一棟樓的人親嘴或握手。這個名字似乎有一種詩意的想象。但只有切身實踐，才能體會到住在親嘴樓的壓抑。親嘴樓陰暗潮濕，樓道永遠散發霉味，這里沒有白晝，黑夜永無休止。

深圳市中心區的城中村，同樣存在親嘴樓。南山區是目前深圳市房價最高的一個區，那里有深圳最著名的城中村——白石洲。電影《親愛的》取材于白石洲發生的真實故事，亦在此取景拍攝。白石洲緊鄰世界之窗，屬深圳市的富貴之地，但這里親嘴樓并不鮮見。很多在深圳CBD中心區上班的白領，最終要回到親嘴樓的床上安眠。

在民治住了半年，2010年，我在西鄉找到一份新工作。妻子辭了職，陪我一起搬到西鄉。西鄉緊鄰南山區，107國道貫穿其中，工廠多，商圈也多，人流量極大。西鄉面積比民治大不少，租房平均單價仍稍低于民治。我租的房子在一個叫鳳凰崗的地方，距107國道較遠，也不是繁華片區。我租的單房，320元的月租，空間比民治的單房開闊。我在鳳凰崗短暫待了一段時間，夫妻兩人對新工作都不感冒。碰巧，妻子以前的工廠老板，請她回民治工作。于是，我們又搬回民治居住。從此待在民治，直到今天。

房東和房客：萍水相逢

再次搬到民治后，我很幸運找到一間心水房（注：“心水”是粵語“合心意”的意思）。房子坐北朝南，采光很棒，視野舒服。陽臺擺了洗衣機和餐桌，還有大片空闊之地。一房一廳的房子，租金650元。那是2010年，深圳市最低工資標準首次取消關內與關外的區別，統一調整為1100元/月。妻子在民治一家電子廠上班，是普通車間管理員，拿3800元的固定月薪。我在窗臺養了兩盆蘆薈，時間充裕的周末，搬一條椅子，沉迷書香之間，時光靜美如畫。

房東是江西人，80后，身材微胖，為人蠻好，每天見面笑意盈盈。和我此前接觸的房東一樣，她也是二手房東。

租了這么多次房，我從未和真正的房主接觸過。深圳城中村招租信息上的電話號碼，絕大多數是二房東，有時甚至是三四手。深圳本地房客，不會住在城中村收租看房。二房東從本地房主手中，租下整棟房子，再以更高的價格，租給深漂的異鄉人。根據深圳市出租屋管理所的規定，租房前，房東要和住戶簽訂租房合約。這個合同沒有固定版本，一般由房東擬定，合同期限往往是半年，若事先談好，也可簽一年。合同對房東的保護傾向極明顯。條款中通常這樣規定，若住戶未能住滿三個月或半年，則不退押金。對租客來說，合同最大的意義是，保證在合同期限內，房租不會漲價。

只有在租房前以及租房后最初那段時間，租客才會感覺房東的笑臉美好。交了兩三次房租后，租客就會嘀咕水電費怎么這么多，懷疑房東做了手腳。我剛搬到民治時，對面鄰居敲我的門，是一個白凈的東北女人，她問我是否核實過電表。我答沒有。她便好心勸我，一定要看。隔天她又來了，問我今天跑了多少度電？我說不清楚，沒看表。她說，電表有問題，你一定要看。怕我不信，還舉例說，她把開關全關了，電表仍然轉。房客對房東心存疑慮，房東對房客也不滿意，總抱怨租客不講衛生，胡亂在墻上鉆孔。

房客搬家退房時，房東總會找理由，從押金里扣除一些費用。其中一項是清潔費，即便房客退房時打掃干凈，仍會被扣。租房時笑臉相迎，到了退租，變成冷眼對峙。房東和房客的關系，開始都是美好的，而結局都是悲傷的。

二房東

80后的江西女房東人情味很濃。有回月底，我去交租，碰巧另一位房客也在，正是落魄時，請求房東寬限一些時間交租。她沒為難他，答應了。一個月后，他還沒交租，房東去敲他的門，屋里已人去樓空。在租房前，房客已交了一個月的押金，因此沒什么太大損失。不過，寬限一個月交租這種事，在別的房東那，絕對行不通。

我向來是“模范房客”，準時交租，講文明愛衛生，不惹事不喧鬧。這樣的租客讓房東安心。但月底一天，房東突然敲開我的門，告訴我下個月開始，要漲房租。不久前，有消息傳出，深圳將再次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對租房者而言，上調最低工資并非是好事。然而，最低工資標準是房東漲租的參照，每上調一次，房租必然跟著漲一次。

江西房東說出“漲租”，我并不意外，平靜問她漲多少。心中猜想，一百是少不了的。她帶著一點不好意思的表情，告訴我這次要漲二百。她朋友幫她拉了一個大客戶，一家即將開業的餐飲企業，要租30套房，用作員工宿舍。價格比現在租給我們貴二百，因此，她要騰出30套房子。明擺著的事實，漲租是為了讓租客們主動離開。

很少有二手房東，只看守一棟房子。我來沙井租的第一套房子，二房東是一對湖南夫婦，他們手里握有三棟房子。房子在同一片城中村，相距不遠，方便管理。來到沙井后，情況大同小異。兩棟房子大概是標配。江西女房東則例外。她老公和朋友合伙經營一門小生意，兩人共同承租了一棟樓，江西女房東負責看房收租，她有一個五六歲的女兒。

和湖南夫婦一樣，江西房東也租住在單房里。事實上，不僅是他們，在十年的租房經歷中，我所遇到的房東，不管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十之八九都住在單房。

江西女房東不止一次對妻子說，掙不到多少錢，一個月就五六千塊。房東對房客說的話未必可信，但有一定參考性。深圳租房市場剛興盛時，是二房東賺錢的黃金時期。隨著市場不斷透明，房東轉租給二房東的價格，很難讓二房東“狂賺一筆”。這一點，從二房東住單間，以及為幾十塊清潔費而撕破臉皮等事上，就可瞧出端倪。

江西房東承租的那棟樓，有70多套房子，包括水電費在外，每套房每月她提取200塊（包括租金和水電費的灰色收入），應是比較平均的收益。那么，一月收入在15000元左右。考慮到江西房東還有個合伙人，平均月收入大約8000元左右。當然，有兩三棟房子的二房東，收入就更高了。

2015年，房價瘋狂上漲前，江西女房東在深圳龍華買了一套軍產房（她曾對妻子說，買房時公婆支持了15萬）。那時，我已搬到現在的住處。但緊鄰女房東承租的樓房，經常在樓下或超市遇到她。見了面，會點頭微笑。妻子有她的微信，兩人常在網上聊天。她總擔心房子買貴了，會下跌，又擔心是小產權，若政府整治，不知如何是好。甚至，有一段時間，她想慫恿丈夫，把房子轉手易人。

又過了半年，房價蹭蹭上漲，她終于不再提心吊膽，搬進了新裝修的居室。原來的房子，交給了合伙人打理。后來，我再沒見過她。

被房東拒絕的“模范房客”

自2010年再次搬回民治后，到2012年底，我一直住在江西女房東承租的樓房里。也許因為是老住戶，又或許妻子和女房東熟悉，房租每年都漲，但漲的幅度相比別的出租屋低。2010年一房一廳650元，2012年變成750元。相比較而言，每年50的漲幅并不算高。

來深圳十年，大多數時間住在民治。我幾乎目睹了民治的每個巨大變化，布龍路、民治大道改擴建，深圳北站、民治地鐵站開通，高樓和樓盤不斷拔地而起，各種商圈爭相進駐。民治由深圳地理位置上的中心區，變成新的交通樞紐，和深圳競爭力排行榜上的新勢力。與此對應，民治租房市場持續繁榮，房租一路堅挺。我剛到民治，租住在帶電梯的單房，450元月租。現在同樣的房子，單價逼近一千。從2009年到2017年，八年間漲了一倍不止。

2012年初，我把孩子接來深圳，一家三口住在一房一廳。沒有多余的房間，孩子只能住客廳。在深圳，客廳兼具會客、餐廳、臥室等多種功用的比比皆是。2014年，在我的“密謀”下，爸媽終于答應來深圳。我住的這棟樓，只有一房一廳和單房兩種戶型，父母來深之前，我提前租到隔壁的單間，給他們居住。半年后，單房租期到了，我不想再續約，找到一套兩房一廳。一家人終于可以在異地他鄉住在一起。

這套房子雖然年代有點久，但面積很大，尤其是客廳，小孩甚至可以廳堂奔跑。租金1250元每月，五口之家，人均房租250元每月。這是我在深圳住過的空間最開闊的房子，但我只在這里住了一年半。

因為，父親每天都思念家鄉，習慣不了深圳的生活。終于，他們要回老家了。與此同時，我開始準備給孩子辦“兩免”手續（免除中小學生書本費和雜費），其他幾個條件皆具備，但辦理住房租賃合同時，房東不愿配合，盡管我答應房屋稅金由我承擔，而且愿意額外支付一筆“勞務費”，房東仍堅決不從。沒有辦法，只好思謀另覓他處。

在十年的租房生涯中，我搬過七八次家。搬家很累人，但找房子同樣不輕松，甚至算得上是一門技術活。想租到滿意的房子，需要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的完美配合。每次搬家，我都要提前半個月看房子，反復比較。我并不認為我過于挑剔，而是房主在建筑房屋時，更注重租金利益，而輕視住房體驗。

我否定了看過的大部分房間。但有一次，我卻被房東否定了。我第一眼看到那套房子，便感覺舒服，各方面均是理想住房。房東不急于收我的訂金，只問我哪里人。我說了家鄉，他毫不客氣地拒絕了我，理由是，我們家鄉的人，他一概不租。

從兩房一廳搬出來時，正好到了年底，打工者開始返鄉，很多人退了房子。這是租房的最佳時機，不但選擇多，而且價錢不貴。只用了小半天時間，我選中了現在的住處。非電梯房，在六樓。一房一廳750元，比較實惠。一如往常，新房東認可了我的“模范房客”的身份。她幫我辦理了租賃合同，收取了1500元酬勞。房租以每年100元的漲幅上升，如今漲到了1050元。就民治整體房租來說，這個數字在平均價格之下。有時，我會一廂情愿地認為，這是房東對“模范房客”的褒獎。

生活在不停輪回。今年三月，我又回到沙井工作。每天轉乘兩趟地鐵，再騎共享單車到公司，在路上往返達三個半小時。深圳11號線已開通運營，沙井設有好幾個站臺，但沙井房租比民治仍便宜得多。民治的單房價格，在沙井可以租一房一廳。換作以前，我立馬就搬家了。現在卻不一樣，我的孩子在民治上學，轉學太復雜。加之，生活圈里的朋友多在民治附近。對我有過授道之誼的兄長，擔心我太過奔波，表示愿意幫我協調轉學事宜，我深知這一過程繁瑣而復雜，至今還沒有決定，是否再搬回沙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