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粒秋海棠的種子，這要以微克來計算重量，

在我的手心里，我明白它的意義。

我現在已經成了世界上最美麗的事業的建設者。

我是一個渺小的人，我的分量不過如同花園中的一粒花種，

但我卻是六億五千萬中的一個。

——溥儀

4月18日在北京設立的國家植物園，由北京植物園與中科院植物園組成，優美的園林里留下了許多名人到訪的足跡，末代皇帝溥儀（1906-1967）更是在北京植物園工作過整整一年。

北京植物園

1960年初，特赦后的溥儀被安排到北京植物園工作。這是周恩來向溥儀征詢意見后，根據其興趣愛好、自身情況而特地選擇的。

2月14日元宵節剛過，溥儀先行來園參觀，他很滿意這所中國最大植物園的環境。正式報到是兩天之后，植物園主任俞德浚和辦公室主任奚斌向他表示歡迎。溥儀要求“馬上參加勞動，為社會主義建設出力”。俞德浚則安排溥儀先熟悉周圍情況。溥儀的住所是園內一間18平米的房間，與工友劉寶善、劉寶安同住。溥儀參觀了園圃和溫室，向正在勞動的植物園工人師傅了解情況，大家熱情耐心地作了解答。

2月18日，俞德浚、奚斌二位主任召開全園座談會，向各組組長介紹溥儀。溥儀被分配到組長吳應祥、孫可群負責的溫室工作，上午勞動，下午政治、業務學習。他學習的教材共有四種，分別是政府發給的《毛澤東選集》和園方提供的《植物學基礎知識》《植物園工作手冊》與《華北習見觀賞植物》第一集。

中國本是農業大國，中共中央在1956年1月召開了全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號召“向科學進軍”，隨后又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更是推動了全國學科學的熱情。溥儀收到的這幾冊植物學教材有著濃重的時代氣息。

《植物學基礎知識》由南京師范學院生物系編著，是《初級自然科學自學叢書》的一種，1958年8月第一版，到1961年6月已有五次印刷，總印數高達十萬冊之多。這本植物學基礎讀物，很適合高小、初中程度的讀者自學。書中講述了植物的生長發育與外界環境的關系，還介紹了栽培管理的使用知識。

另兩冊書的印量不大，但專業性很強。《植物園工作手冊》的作者是植物專家、植物園專家俞德浚（1908-1986），他早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生物系，師承“中國生物學界的老祖宗”胡先骕，之后成為中國早期規模最大、取得成果最豐的生物學研究機構—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的主要成員。1947-1950年，俞德浚在英國皇家植物園和愛丁堡植物園進修，隨即回國效力。植物園建設是中國新興的一項科學事業，俞德浚除了在書中介紹當年盛行的蘇聯植物園的基本任務與概況，還詳細說明了英法美植物園的特點并輔以中國情況，系統闡述了植物園的組成部分、日常工作和設計原則等內容，使之成為具有國際視野的植物園專著。溥儀認真學習了這部著作，并在1960年的日記中摘抄了幾近全書的內容。溥儀體會到植物園引進國外經濟植物，可以增加我國植物種類、擴大植物面積，還能解決城市綠化問題，改造自然環境。

俞德浚著《植物園工作手冊》

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全國人民對觀賞植物的需求日益增加，俞德浚還特地與溥儀的組長等同事一起編纂了《華北習見觀賞植物》。全書計劃共四集，后來只出版了前兩集。第一集涵蓋了華北常見的易栽培、引種栽培觀賞植物共一百種，并附有圖片，詳細介紹其科學屬性，以及繁殖栽培管理、庭園應用等知識。

俞德浚主編《華北習見觀賞植物》

這部著作可視為靜生生物調查所學術研究的延續。自1928年成立起，靜生所即開始采集河北植物標本，1934年靜生所刊行植物部助理周漢藩（勺泉）所著的《河北習見樹木圖說》中文版一書，由所長胡先骕親自審定植物學名與全書內容。同時這部著作也與北京植物園的歷史沿革密切相關。北京植物園的起步是從接收北平研究院植物學研究所植物園的部分花木開始的，1950年起采集河北省野生植物的種子苗木，與國內外植物園交換種子，自行培育苗木。北京冬季長寒干燥，土壤堿性又高，原有植物品種較為單一，北京植物園當時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研究如何馴化、豐富北京的植物種類，解決城市行道樹、觀賞樹木以及防風防砂的樹種問題。

在學習植物知識的同時，溥儀開始了溫室的勞動。先是到植物園東側的大溫室，溥儀的主要工作是為植物澆水和打掃衛生，大家幫助毫無工作經驗的溥儀掌握了澆花的技術要領。一個月后，溥儀轉到扦插繁殖溫室，他先后學會了播種、移栽幼苗、上盆、換盆和松土等技術，能熟練完成技術要求相對較高的四季海棠等植物的移栽工作。再過了三個月，溥儀來到觀察溫室和繁殖溫室。這時又學會了修剪花卉的技術，他曾對一品紅、一品白、一品粉、倒掛金鐘等植物進行過剪枝，還完成了盆子花的上盆，金點一葉蘭、金邊萬年青、仙客來的換盆，龍牙花的嫁接等工作。溥儀對植物的興趣越發濃厚，曾親手制作過一大本植物葉片標本，并標注了科屬、產地、屬性和特征。

溥儀在北京植物園溫室澆花

在植物園的勞動學習中，溥儀認真地進行自身改造。與大家一道學習討論報紙上的國家大事，一道歌唱《團結就是力量》、《社會主義好》等歌曲。 “三年困難時期”，植物園組織全園職工開展生產自救，溥儀上交了節約下來的布票、糧票。溥儀“常常感到不如別人，要學習的東西太多。……和勞動人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益處極大。”溥儀很“喜歡這個環境，……平生第一次最光榮、最愉快的事，（是）在這里每天愉快的勞動和學習。”

除此之外，溥儀加入了挖蛹小組，積極參與1960年3月的植物園春季愛國衛生運動。9月，溥儀主動申請加入民兵訓練。冬季，經過逐級咨詢，總理辦公室回復“公民依法享有選舉權”，溥儀又參加了人民選舉。11月26日，他拿到了寫有“愛新覺羅?溥儀”名字的選民證，溥儀特意換上會見外賓時才穿的中山裝，鄭重地把選票投進了四季青人民公社南辛村選舉點的紅色票箱里，“從那一剎那間起，我（溥儀）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我和我國六億五千萬同胞一起，成了這塊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主人。”

溥儀的第一張選民證

朱德、張鼎丞、郭沫若等曾來園視察溥儀的工作情況，溥儀匯報了心得體會。謝覺哉曾在全國人大會議上介紹，原本“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溥儀學習勞動技術后，覺悟到“祖國給了他新的生命”。溥儀更是認為“和勞動人民在一起工作和勞動”，自己“也成了偉大祖國的一名光榮的公民”，參與“加速社會主義建設”的“高興和自豪絕不是筆墨和語言所能形容的”。

溥儀在植物園的另一項重要工作是參加外事活動。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建議下，外國朋友和作家、記者們紛紛前來了解這位前皇帝的思想改造情況。1960年10月初，溥儀告訴墨西哥的新聞記者“我的前半生確實已經死去了。但我的后半生，作為勞動者的生活卻剛剛開始。”同月29日，溥儀會見埃德加?斯諾。斯諾笑著和他開玩笑：“你是皇帝，我給你磕頭。”溥儀回答道：“過去的我已然死了，現在我是中國的新勞動人民。”溥儀告訴斯諾，自己原本身體極壞，走一二里地就喘得緩不過氣來。如今能整天走路或勞動，感到真正年輕了。溥儀很抵觸別人仍稱他為“皇上”，并極為反感前清遺老們按舊禮向他稱臣請安。在出席某次周恩來招待外賓的活動中，溥儀鄭重宣布自己的新身份是“今日光榮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溥儀”，全場掌聲雷動。

溥儀參加北京植物園的工作是在1960年2月16日到1961年2月下旬，他對植物園感情深厚，稱之為自己的“第二個家”。溥儀寫有《我在北京植物園一年來的勞動鍛煉和幾個觀點的初步實踐》一文，“回顧在植物園的一年生活，無論學習還是工作，都有進步，有收獲”。溥儀覺得自己經歷了周恩來要求牢固樹立的“民族立場、階級觀點、群眾觀點、勞動觀點”的“初步實踐”，很滿意植物園為之“提供了最好的環境”。之后溥儀調動至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整理、編寫和審議清末、北洋政府相關文史資料。

離開北京植物園之后，溥儀仍舊每周回一次植物園“娘家”。據溥儀日記記載，1963年8月15日，“到植物園澆水、擦葉上斑、挪花盆”。當晚植物園老干部胡維魯和俞德浚主任還給他送去了蚊香。第二天溥儀從植物園返城，沒有按慣例讓人護送到換乘車站，缺乏生活常識的溥儀不辨東西，還坐錯了車，遲至半夜才回到家，把家人、植物園和政協領導都給急壞了。從此他再去植物園勞動，園方和政協都會安排車輛接送，以防再次走失。

溥儀在北京植物園的一年里，很尊重園方的工作人員，并與俞德浚等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1963年至1967年的溥儀日記里，留有十五處彼此探望的記錄。溥儀是中國近代史上特殊的人物，他在北京植物園的這段經歷可謂空前絕后，1963年他曾經感言：“決定歷史前進的是人民，人民的力量才是不可抗拒的力量，新興的力量一定代替腐朽的力量。”希望不久的將來，能在新成立的國家植物園里看到“新勞動人民”溥儀留下的史跡。

主要參考資料：

王慶祥：《我的后半生—愛新覺羅?溥儀》

王慶祥：《溥儀日記》

俞德浚：《植物園工作手冊》《華北習見觀賞植物》

周漢藩：《河北習見樹木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