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近日，北京市民鄧先生將家人遺體送到北京大學第三醫院太平間暫存三天，被收取了28項共計3萬8千多元費用。這些費用中包括“禮儀服務”3990元、“沐浴SPA服務”5990元、“起靈金光大道”1300元、壽衣6800元、“供飯服務”600元，等等。

對此，北醫三院回應稱，該院太平間系由北京天堂祥鶴殯儀服務有限公司承包經營，費用系該公司收取。醫院已成立專門小組，積極配合政府有關部門進行深入調查，按要求堅決整改。

北醫三院的回應確認了太平間外包經營的事實，似乎也撇清了自己的責任。但是，醫院可以外包太平間嗎？如此名目繁多的高額殯葬費用，合乎法律的規定嗎？為何公眾不滿的矛頭會指向涉事醫院？

要回答上述疑問，我們需要對事件中所涉及的法律問題逐一進行分析。

1、殯葬服務收費屬于政府定價和指導價范圍嗎？

人們的質疑首先在于，殯葬服務收費難道就沒有統一標準嗎？這里涉及相關殯葬費用是否屬于政府定價或指導價問題。

我國《價格法》第十八條、第十九條規定，對于某些商品和服務價格，政府在必要時可以實行政府指導價或者政府定價，其定價權限和具體適用范圍，以中央和地方的定價目錄為依據。根據2018年公布的《北京市定價目錄》，下列殯葬服務收費在目錄范圍內：1、殯葬基本服務收費，包括遺體接運費、存放冷藏費（含醫院太平間）、火化費、骨灰存放費（民政部門提供的除墓地外的骨灰存放服務）；2、殯葬其他服務收費，包括有償服務公墓墓穴租賃費、管理費，遺體整容、遺體防腐、吊唁設施及設備租賃等延伸服務；3、回民殯葬基本服務收費。

為加強殯葬收費管理，北京市民政局于2018年9月12日下發《關于進一步做好殯葬服務收費和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再次明確，前述“定價目錄”規定的9類殯葬服務由政府定價或者施行政府指導價，由相關部門按照公益性原則，根據財政補貼情況從嚴核定，并適時調整。除此之外的其他殯葬服務收費標準，由殯葬服務單位根據生產經營成本和市場供求關系，依法自主制定具體收費標準。

本次“天價殯葬費”事件中涉及的收費項目，不在上述定價目錄的范圍之內，而屬于實行市場調節價的項目，理論上可由市場主體自主制定收費標準。

2、實行市場調節價的殯葬服務，經營者是不是就可以任意定價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

《價格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多部涉及價格管理的法律，都對此進行了規范。《價格法》第七條規定，經營者定價，應當遵循公平、合法和誠實信用的原則。此次事件中，消費者對殯葬收費項目、收費標準都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因此定價難言公平。而其中收費的數額，更不符合一般人的認知。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十六條第二款規定，經營者不得以格式條款、通知、聲明、店堂告示等方式，做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費者權利、減輕或者免除經營者責任、加重消費者責任等對消費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規定，不得利用格式條款并借助技術手段強制交易。

根據《民法典》，“格式條款是當事人為了重復使用而預先擬定，并在訂立合同時未與對方協商的條款”。在本此事件中，形式上看雖然并不存在一個嚴謹的格式條款，但其中所包含的收費條款實際上就是由經營者單方所預先確定、反復使用的，對此，消費者除了接受或不接受服務之外，沒有協商和選擇的余地。因此，該收費條款符合格式條款的要件。也就是說，上述事件中經營者的行為排除了消費者的知情權、選擇權，對消費者是不公平、不合理的，違反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十六條第二款的規定。

在法律層面之外，相關行政機關的規范性文件對殯葬收費問題也有規定。比如，國家發展改革委、民政部《關于進一步加強殯葬服務收費管理有關問題的指導意見（發改價格[2012]673號）》就提出，“要引導群眾理性消費和明白消費，不得違反公平自愿原則以任何形式捆綁、分拆或強制提供服務并收費”。本次事件中所涉收費，恰恰不是群眾自愿選擇的項目，不符合“理性消費和自愿消費”的要求。

此外，《北京市民政局關于進一步做好殯葬服務收費和管理工作的通知》還規定，各殯葬服務單位要“認真執行收費公示制度，在服務場所顯著位置公布……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標明價格的費用”。本次事件中涉及的收費，并未在相關場所公示，因此也違反了上述規范性文件的規定。

3、殯葬服務收費應該全面實行政府定價或政府指導價嗎？

如前所述，事件所涉之收費項目屬于市場調節價格范圍。對于政府定價或指導價部分，經營者并沒有違法收費，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政府定價或指導價是遏制“天價殯葬費”的有效手段。那么，為什么目前只有9項殯葬服務收費納入定價目錄的范圍呢？殯葬服務收費的政府定價、指導價與市場價之界線又在哪里？

《價格法》第十八條對可實行政府定價或政府指導價的商品和服務價格作了規定，包括：（一）與國民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關系重大的極少數商品價格；（二）資源稀缺的少數商品價格；（三）自然壟斷經營的商品價格；（四）重要的公用事業價格；（五）重要的公益性服務價格。總的說來，這些事項具有公益性、壟斷性、稀缺性、重要性等特征。

具體是哪些商品或服務實行政府定價或指導價，則由有關行政機關通過“定價目錄”確定。具體而言，系由國務院價格主管部門制定、修訂，報國務院批準后公布的“中央定價目錄”，以及由省級人民政府價格主管部門制定，經本級人民政府審核同意，報國務院價格主管部門審定后公布的“地方定價目錄”確定。

據《價格法》，“國家實行并逐步完善宏觀經濟調控下主要由市場形成價格的機制”，“大多數商品和服務價格實行市場調節價，極少數商品和服務價格實行政府指導價或者政府定價”。換言之，當前的商品和服務價格實行市場調節價是原則，實行政府定價或指導價是例外；只要可實行市場調節價的，就應該實行市場調節價。

但應該明確的是，市場調節價是通過市場競爭形成的價格，沒有競爭，就談不上市場，也就不上市場價格。對于那些無法進行有效市場競爭的商品或服務的價格，就不宜實行市場調節價，即便強行實行了，也是虛假的市場調節價。

就殯葬領域而言，其中的大部分商品，在可自由使用的前提下，是可以實行市場調節價格的，比如骨灰盒、壽衣等等。但實踐中，一些殯葬物品的使用，是受到相關經營者的實際限制或影響的，比如，逝者家屬選擇了一家殯儀館后，就很難使用自購的壽衣、花圈等等物品。由于其天然的特殊性，對于大部分殯葬服務，消費者往往只能選擇某一家經營者，一旦選擇，便只能接受其服務項目或僅能在其提供的受到嚴格限制的范圍內（如套餐內）作出選擇，甚至，在一些地方，殯葬經營本身也是壟斷的，消費者并無選擇的余地。

由此可見，殯葬領域的商品和服務，和一般商品與服務不同，不能夠完全通過市場競爭形成價格。相關行政機關在確定該領域商品與服務是否實行政府定價或指導價時，必須慎重考慮其非競爭屬性。就如國家發展改革委、民政部在《關于進一步加強殯葬服務收費管理有關問題的指導意見（發改價格[2012]673號）》中所指出的，對殯儀館銷售的骨灰盒、壽衣、花圈等殯葬用品價格，“可根據本地區情況依法納入地方定價目錄，實行政府指導價或其它必要的價格管理方式”。

4、醫院可以對外發包太平間嗎？

此次殯葬費事件，輿論關注的焦點不僅在于“天價”，還在于事出三甲醫院的太平間。在一般的認知中，三甲醫院代表最高層級醫療水平，本應是救死扶傷的場所；而醫院的太平間作為人生入滅的所在，更應該是肅穆莊重的。但現在，它們卻與天價費用聯系起來，多少令人有“顛覆三觀”之感。

對于北醫三院的“澄清”，許多網友并不買賬，認為即使收費單位是外包公司，醫院也負有監管責任，“放任承包方收黑心錢，作為管理方責任更大，相當于醫院‘背書’了”。

其實，一個更徹底的疑問在于，為什么醫院太平間可以用于外包，并進而用于收取高昂的、甚至帶有一定強制性的費用？如果醫院太平間不外包，那么即便存在這樣的天價收費，逝者的親友起碼還可以在不同殯葬服務公司之間進行選擇。

那么，醫院太平間外包是否有法律依據呢？

目前，法律并沒有對太平間的外包作出明確的禁止性規定。但太平間，特別是公立醫院的太平間，外包用以逐利，本身是存在問題的。

首先，《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第三條第二款規定，醫療衛生事業應當堅持公益性原則。太平間是醫院的組成部分，外包之后，往往用于經營性活動，甚至像本次事件中一樣，用于違法收取天價殯葬費。這無疑與立法所要求的“公益性原則”是不相符的。

其次，《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第三十九條規定，醫療衛生機構不得對外出租、承包醫療科室。太平間雖然不屬于醫療科室，但它們都是醫院的組成部分，因而都直接或間接地服務于醫療衛生這一目標。出租、承包醫療科室會帶來的問題，出租、承包醫療科室太平間一定程度上都會存在。在此意義上，太平間外包與《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第三十九條的立法精神是不相符的。

再次，醫院太平間外包與相關政策導向不符合。2018年民政部等16部門聯合印發的《關于進一步推動殯葬改革促進殯葬事業發展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到“嚴禁在太平間開展營利性殯儀服務”。相關主體承包醫院太平間，自然是為了開展經營性活動，而非從事慈善活動。由此，醫院對外承包太平間，實際上也違反了上述文件的規定。

可見，醫院對外發包太平間，盡管法律沒有予以直接禁止，但至少是違背法律精神、違反相關規范性文件要求的。事實上，也有地方在禁止太平間外包方面作了嘗試。如2013年，天津市民政局聯合市衛生局等部門下發通知，叫停個體戶承包醫院太平間從事殯葬業務，并規定所有醫院太平間交由民政部門集中管理。

4月8日上述殯葬費事件曝光后，北京市市場監管執法總隊會同海淀區執法大隊立即出擊，實地檢查，對殯儀服務收費情況進行核實，現場調取了相關收費證據材料，并明確將成立聯合調查組，對涉案公司立案調查。

就此單個案件而言，執法機關的反應不可謂不快。但需要注意的是，本案并非偶發事件，殯葬行業的類似違法行為也并不罕見。早在2014年，就有媒體對高價殯葬費的問題進行報道，指逝者還未火化，僅在太平間就要花費數千甚至數萬元，以致讓人有“死不起”的感嘆。對于這一早已存在、并非罕見的違法情形，執法機關是否知情，是否做到了“有案必查”，是否進行了系統追查？這些都是值得追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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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樂渭，系中國政法大學教師。法治中國，不在宏大的敘事，而在細節的雕琢。在“法治的細節”中，讓我們超越結果而明晰法治的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