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恨”起兵

萬歷皇帝統治明朝長達四十八年，號稱盛世。明末東林黨領袖錢謙益說過，“國家休明昌大之運，自世廟以迄神廟，比及百年，可謂極盛矣”。世廟指明世宗嘉靖皇帝，神廟即明神宗萬歷皇帝，兩人在位時間加起來近百年，是明朝的極盛期。但就在盛世之下，遼東邊墻（明朝人稱長城為邊墻）之外，長白山莽莽林海之中，一個小小的漁獵部落正在茁壯成長，并在短短的幾十年后顛覆了明朝的江山，而這一切都源于一樁誤殺慘案。

在沈陽與撫順以東有一座山叫薩爾滸，屬長白山山脈，當地居住著女真族。明朝時，女真族分為三部：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薩爾滸一帶居住的是建州女真。明末東北的形勢非常復雜，三族混居，遼東邊墻東西橫亙。邊墻以內居住著漢族，有州縣與衛所；邊墻之外，居住著女真與蒙古諸部，大體上，蒙古族在西邊，女真族在東邊和北邊。大家常說女真族是游牧民族，其實是不對的，女真族是漁獵民族，以捕魚和狩獵為主，但也有農業。當時的東北原始森林密布，林中有熊、東北虎、野豬等猛獸，也有鹿這類食草動物。女真族的男性是職業獵手，從小就得學會騎馬、射箭和打獵。明朝在邊墻內外設置了數個馬市，起初漢族人用米、絹和布交換女真族的馬匹，后來馬市演化為綜合性貿易市場，漢族人以布匹、日用品等交換女真族的貂皮、人參等物品。女真部落臣服于明朝之后，接受明朝冊封，分為建州左衛、建州右衛和建州衛。每個衛設都指揮，女真部落的首領被任命為都指揮使，由明朝發給印信；衛下有所等行政機構，管理軍政事務。

明朝中前期軍事上的主要對手是蒙古人，他們分布在從現在的東北到新疆的廣大區域，并以蒙古高原為主要聚居地。為防御蒙古諸部，明朝修建了西起嘉峪關、東至鴨綠江的長城，沿線設置九個總兵，稱“九邊”或“九鎮”，最西為甘肅鎮，最東為遼東鎮。明朝將主要兵力部署在長城沿線，邊防軍是明軍的主力和精銳。嘉靖、萬歷年以后，蒙古的勢力開始衰落，于是與明朝進行和談、互市，對明朝的威脅越來越小，而女真族逐漸成為明朝的主要邊患。萬歷二年（公元1574年），建州右衛都指揮使王杲統一建州三衛，引起了明朝的警覺。明朝對女真族一貫實施分而治之的政策，不允許霸主出現，因為一旦漁獵部落或游牧部落出現霸主，就會對中原王朝構成極大的威脅。歷史上，完顏阿骨打統一女真諸部后滅亡了北宋，成吉思汗統一蒙古諸部后滅亡了南宋。而且，王杲竟然主動進攻遼陽、沈陽這兩個遼東重鎮，被遼東總兵李成梁擊敗，后被押送至北京處死，其子阿臺逃至古勒寨（今遼寧省撫順市新賓滿族自治縣上夾河鎮古樓村一帶）。九年后，李成梁出兵包圍古勒寨，阿臺及其部下被明軍消滅，王杲一系基本被斬盡殺絕。王杲被消滅后，按理說女真族應該平定下來了，但正所謂“按下葫蘆起了瓢”，消滅了一個霸主，另一個霸主又冒出來了。

努爾哈赤

在古勒寨之戰中出現了一個意外情況，當時的建州左衛都指揮使覺昌安及其子塔克世因試圖勸降阿臺而入寨，不料卻被明軍誤殺。塔克世有一子，正是時年二十五歲的努爾哈赤。雖然祖父、父親是被誤殺的，但這件事在他心中埋下了一顆反明復仇的種子。努爾哈赤通曉蒙古語，也懂點兒漢語，喜歡讀《三國演義》《水滸傳》等漢族人的文學作品。據說，努爾哈赤曾被李成梁收養，成為其麾下侍從，但清朝官方史料對此予以否認，或者根本就不記載（不過當時的私人筆記中有這種說法）。李成梁對努爾哈赤祖父、父親被誤殺一事覺得有些內疚，就授予他敕書三十道、馬三十匹，并封其為建州都督，以示慰問。努爾哈赤又世襲了祖父的建州左衛都指揮使一職，曾從建州到北京朝貢八次，途經撫順、沈陽、遼陽、廣寧、錦州、寧遠、山海關等地。往返八次，等于經過上述地方十六次，這就讓他對遼西走廊、遼東布防、長城沿線、山海關以及北京都非常熟悉。與此同時，他也對從遼東總兵李成梁到中央政府官員的處事風格以及明朝軍隊的基本情況（戰備、盔甲、弓箭、火器等），有了更充分的了解。努爾哈赤認為，是女真族的另一個首領尼堪外蘭挑唆明軍殺死了自己的祖父與父親，一心復仇的他于萬歷十一年（公元1583年）以祖、父遺甲十三副，部眾數十人起兵，進攻尼堪外蘭的駐地圖倫城，號稱“十三甲起兵”。由此揭開了他長達三十多年統一女真諸部的軍事行動的序幕。開始時，戰斗規模極小，通常為幾十人的械斗，圍攻對方的城寨，然后逐步擴大升級，參戰人數越來越多，達到數百人、上千人，努爾哈赤的勢力也越來越大。

與此同時，遼東由名將李成梁鎮守。（李成梁活到九十歲，是一個罕見的高壽之人。）在薊鎮，也就是北京的東邊，捍衛整個京畿的是大家熟知的抗倭英雄戚繼光。他因戰功累累被提拔至薊鎮總兵，主要對付蒙古人。當時明朝剛剛經過張居正改革，財政比較雄厚，國力還算強盛，但他們顯然沒有意識到，努爾哈赤實際是比王杲更危險的敵人。因為“后見之明”，我們知道努爾哈赤會成為明朝的心腹大患，但李成梁、戚繼光，包括萬歷皇帝本人都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一直放任努爾哈赤在長達三十多年的時間里不斷兼并女真諸部。很多人對此非常不解。有一種猜測是，遼東總兵李成梁自以為可以操控局面，有意縱容，養寇自重。但更大的可能是明朝低估了努爾哈赤的潛力，因為畢竟在努爾哈赤之前，已經有多個類似的人物被明朝消滅了，王杲只是最近的一個。在李成梁看來，縱使努爾哈赤造反，無非是王杲第二而已；他之所以不干涉，是想讓努爾哈赤在統一女真諸部的過程中成為明朝掌控女真諸部的一個“白手套”。李成梁自以為只要能控制努爾哈赤就控制了女真諸部——明朝不想直接介入女真諸部的管理，事務太復雜，要找一個代理人，但是這樣很容易玩火自焚。萬歷十六年（公元1588年），努爾哈赤統一建州女真諸部。

萬歷二十年（公元1592年），日本入侵明朝的藩屬國朝鮮，想以此為跳板侵略中國。萬歷皇帝下令調集全國精銳部隊兩次出兵援朝，傷亡慘重，耗費白銀約七百八十萬兩。當然，因為主導戰爭的日本太閣豐臣秀吉死后日軍撤退，明朝算是獲得了朝鮮之役的勝利。與此同時，平定哱拜叛亂的寧夏之役耗銀約一百八十萬兩。萬歷二十四至二十八年（公元1596—1600年）平定楊應龍叛亂的播州之役耗銀約二百萬兩。從萬歷二十年到萬歷二十八年的八年間，所謂的“萬歷三大征”導致軍費開支高達一千一百六十萬兩白銀。戰爭雖然取得了勝利，但是明朝的財政損耗非常大，人員損失極其慘重，這也是努爾哈赤的勢力得以進一步壯大的重要因素。作為萬歷援朝的主力，本來用于威懾女真諸部的遼東明軍在朝鮮損失慘重，導致明朝遼東駐軍對女真諸部的兼并活動更加“置身事外”，不愿意再投入到一場同女真諸部的戰爭中去。援朝戰爭開始的第二年，努爾哈赤趁機擊敗海西女真葉赫部為首的九部聯軍三萬人。戰爭人數從幾十人、上百人一下子躍升至數萬人，已經達到了一個非常龐大的規模。又過了兩年，出使費阿拉城的朝鮮使者報告，努爾哈赤已經自稱為“王子”了。面對接踵而來的邊疆危機和損失慘重的軍力、財力，明朝邊將認為，只要努爾哈赤不明確反叛，只要不在自己任內出事就好。很顯然，沒人愿意來收拾這個爛攤子。

不能說明朝所有將領都對努爾哈赤的情況一無所知。萬歷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朝鮮國王和遼東副總兵李如梅（李成梁第五子）之間有過比較明朝所轄女真兵和日本兵戰斗力的談話。和明朝所轄蒙古族、女真族以及日本人都交過手的李如梅說日本兵個子矮小、身體靈活，擅長使用鳥銃，但是一個女真兵可以打三十個日本兵，原話是“倭子三十，不能當韃子一人”。他又說努爾哈赤有兵七千、帶甲者三千，“足當倭奴十萬”。或許他的說法有所夸大，但在這位明軍一線實戰指揮官眼中，日本兵遠遠不及女真兵勇猛，而明軍在朝鮮和日軍作戰都死傷慘重。如此重要的情況，卻沒有引起明朝統治者的足夠重視，依舊采取拖延政策，但總有拖不下去的時候。果不其然，李如梅這次談話二十年后，努爾哈赤起兵反明。

萬歷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努爾哈赤建赫圖阿拉城（遺址位于今遼寧省撫順市新賓滿族自治縣），作為自己的政權中心。他在此前兩年已經創建了牛錄制，即每三百人為一牛錄，作為女真兵的基層軍事單位，并且把這些牛錄編為黃、白、紅、藍四旗。到了萬歷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他以五個牛錄為一甲喇，五個甲喇為一固山，一個固山就是一旗。如果按照正常編制的話，大約七千五百人為一旗。隨著部眾人數越來越多，他又增加了鑲黃、鑲白、鑲紅、鑲藍四旗，與原來的正黃、正白、正紅、正藍四旗合稱為“八旗”，這就是著名的八旗制度（這一制度一直延續到清朝末年）。努爾哈赤的兒子、侄子們分別擔任各旗的旗主貝勒。按照八旗的編制推算，努爾哈赤已經擁有六萬左右的壯丁，這是非常可觀的兵力了。

起兵三十余年且已經統一女真大部分部落的努爾哈赤于萬歷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在赫圖阿拉城稱汗，國號“大金”，年號“天命”，即上天的意志令其成為大汗。完顏阿骨打建立的政權叫“大金”，努爾哈赤認為自己是金人的后代，所以也定國號為“大金”。歷史上為了區別二者，通常把努爾哈赤政權叫作“后金”。而就在努爾哈赤稱汗的前一年，明朝薊遼總督還向朝廷奏稱，努爾哈赤忠于明朝、唯命是從。更荒唐的是，努爾哈赤稱汗兩年以后，明朝皇帝竟然還不知道努爾哈赤已經稱汗建國了。

努爾哈赤稱汗后的第三年，即后金天命三年、明萬歷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后金發生大水災，導致了嚴重的饑荒。為了解決危機，努爾哈赤公開向明朝問罪，發布“七大恨”，訴說明朝歷史上對建州女真的欺壓，主要是誘殺了他的祖父與父親。隨即努爾哈赤向明朝的邊防重鎮撫順進攻，守將李永芳投降，又在班師的時候消滅了明朝援軍一萬人，繳獲了九千匹馬、七千副甲胄，可見明朝的援軍是一支裝備精良的騎兵。李永芳是第一個投降后金的明朝將領，努爾哈赤竟然把自己的孫女嫁給他，封其為額駙。此戰后金的另一收獲是俘虜了沈陽生員范文程，此人歸順后成為著名的謀士。后金軍隨后攻克了清河，全殲明朝一萬守軍。兩戰慘敗后，明朝廷非常震驚，一向認為自己的首要敵人是蒙古人，沒想到又冒出了一個更危險的努爾哈赤，而且居然還消滅了兩萬明朝邊軍。此時，遼東明軍總數不過六萬，機動兵力僅兩萬，面對擁兵六萬的后金軍，數量完全不占優勢。而且這兩場戰役表明，明朝單兵戰斗力和指揮組織力更是不如后金軍，形勢已極其危急了。

萬歷盛世后的明朝已江河日下，而崛起的女真兵卻極其強悍，戰斗力遠超過日本戰國后的百戰精兵，明朝野上下對此竟然沒有任何應對措施。傳統的歷史敘述往往會比較交戰雙方的政治、經濟、軍事等種種硬實力，卻往往忽略了“信息”這種極為重要的軟資源。明朝廷對國內外種種信息茫然無知，而努爾哈赤卻對明朝邊防的軍備、體制以及官僚的行事風格了如指掌，可以說，雙方所掌握信息的差距，遠遠大于雙方軍力的差距。國家統治過程中信息傳遞的低效與相互蒙蔽，這一常常被人忽視的死結，如同癌癥一般陰魂不散。

決定明清命運的薩爾滸大戰

在后金遭遇嚴重的水災、饑荒時，努爾哈赤為了緩解危機，起兵攻略明朝的邊鎮，旗開得勝。作為堂堂大國，明朝廷當然不能坐視不管，于是組織了一場規模巨大的反擊，想一舉蕩平努爾哈赤這個曾經臣服的“部落酋長”。當時身處這場戰役中的人可能并不知道，這是一場決定明清命運以及未來中國幾百年歷史走向的戰役。

萬歷皇帝任命楊鎬為遼東經略。經略是明朝最高級別的軍事統帥，只能由文臣擔任。明朝重文輕武，總的統帥由文臣擔任，武將只能擔任其下的方面軍的指揮。這次，就由楊鎬指揮遼東戰事，李成梁的次子李如柏為遼東總兵，已經被勒令回鄉的舊將杜松以及退休的劉綎等眾將官星馳出關，以備調遣。這些人都曾參加過當年的朝鮮戰爭，經驗豐富，戰功赫赫。

經過十個月的準備，明朝從全國抽調精銳八萬八千人。為什么要準備十個月？因為這批明軍都是步行從四川、浙江等地奔赴遼陽的。明朝通過不斷地抽調，編制八萬八千人的軍隊，加上海西女真葉赫部的軍隊一萬人，朝鮮出動的一萬三千人，合計十一萬多人，號稱四十七萬。一下集中了十一萬多人在遼東，軍餉完全不夠，于是朝廷下令全國加派田賦白銀五百二十萬兩，即著名的“遼餉”。此前九邊的全部餉銀也不過三百萬兩，可見“遼餉”的規模之大。

明朝集中了十一萬多人的軍隊，想要一舉消滅后金。攻打的目標就是位于沈陽以東的赫圖阿拉。遼東經略楊鎬作為最高統帥，定下了一個四路合擊赫圖阿拉的計劃：西路是主力軍，人數三萬，山海關總兵杜松為主將，從撫順出發；南路兩萬多人，遼東總兵李如柏為主將，從清河出發；北路三萬多人，原開原總兵馬林為主將，從開原出發，外加葉赫部一萬人；東路一萬多人，遼陽總兵劉綎為主將，從寬甸出發，外加朝鮮軍隊一萬三千人，但這一路比較弱。分進合擊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就是多路大軍要在規定的時間到達指定的地點。但是，古代是沒有即時通信的，要在規定的時間到指定的地點集合是非常困難的，所以古代軍法有“失機”一說——失去了戰機，錯過了約定時間。這個罪名非常重，常常是死罪，我們熟知的李廣就是因為“失機”而自殺。

大軍云集，財政壓力也特別大。楊鎬無奈之下，決定提前于萬歷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二月二十五日出兵。當時恰逢大雪，天寒地凍，行軍路線又在深山老林，行進十分困難。這對明軍非常不利。因為女真人就生活在長白山密林里，習慣本地的氣候，熟悉當地的地形，而明軍是從四面八方調集過來的，甚至還有四川、浙江的部隊，哪能受得了這種嚴寒。杜松立功心切，要求部隊一日內冒著大雪急行五十多公里，進攻赫圖阿拉以西的界凡城。急行軍一天五十多公里對體力的消耗是極大的，尤其在下雪的時候。努爾哈赤準確判斷了西路軍是明軍主力，定下了“憑爾幾路來，我只一路去”的戰略，集中主力攻擊并消滅杜松部。首先是因為杜松部是主力；其次，西路軍的行軍速度最快，會最早到達。努爾哈赤為什么這么篤定？因為從外圍進入薩爾滸都是山路，而監控有限的山路是非常方便的，只要布置好游哨、偵察兵，明軍的一舉一動便一清二楚。

三月初一，杜松的軍隊到達了薩爾滸山。兩萬人于薩爾滸山麓扎營，杜松親率一萬輕裝部隊渡過渾河，攻打吉林崖上的女真山寨。此時，努爾哈赤率三萬多騎兵從赫圖阿拉趕來，全殲薩爾滸明軍大營兩萬人，然后又渡河消滅剩下的一萬明軍，杜松被射死。就這樣，第一路軍三萬多人的主力，在一天之內被全部消滅。北路的馬林很快就在第二天即三月初二得到了杜松兵敗的消息，于是他把軍隊分別駐扎在三處，轉攻為守。但被后金軍主力三萬多騎兵趕來全部殲滅，馬林幸而逃脫。海西女真葉赫部根本就沒來參戰，第二路軍也被消滅。三月初三，東路的劉綎還不知道西路、北路已被后金軍各個擊破，已經攻到距赫圖阿拉只有七十里的地方。三月初四，努爾哈赤命令他的三個兒子大貝勒代善、三貝勒莽古爾泰、四貝勒皇太極率領四萬騎兵阻擊劉綎。劉綎臉上中了一刀（一說是中箭），奮戰身亡，東路軍被全殲。再看一萬三千多人的朝鮮軍隊，雖然配備了很多火槍，也稍做了抵抗，但主帥姜弘立目擊了一個駭人的場面：“見浙兵數千屯據山上，蓋昨日潰卒也。胡數百騎馳突而上，浙兵崩潰，須臾間廝殺無余，目睹之慘，不可勝言。”軍中的李民寏也目睹了類似的場景：披掛精良甲胄的八旗軍“以鐵騎奔馳，沖突蹂躪，無不潰敗”。幾千浙江精銳竟然在短時間內被八旗騎兵全殲，主帥姜弘立為之膽寒，下令朝鮮軍投降。

楊鎬在三月初二已經知道了杜松軍隊兵敗的消息，他急令其他部隊趕緊撤軍，但是命令只傳達到南路，李如柏接到命令后立即撤軍（南路軍因為走得慢，所以才有機會撤軍）。因為害怕被皇帝追究“失機”，李如柏在戰后自殺，下場也很悲慘。明朝四路大軍相互之間沒有任何配合，也沒在同一個時間趕到指定的地點，就這樣被后金軍利用高度機動的策略各個擊破。薩爾滸一戰，明軍損失慘重，陣亡的軍官高達三百一十多人，士兵則達四萬五千八百多人，死亡的馬和騾有四萬八千六百多匹，損失戰車一千余輛、火器一萬三千一百多具。由于戰后后金軍控制了整個戰場，明軍自然無法統計后金軍的損失，清朝的官方史料也沒有記錄。但薩爾滸之戰后，努爾哈赤對明朝發動了一系列的進攻，還進攻了葉赫部等女真諸部，由此證明經歷了薩爾滸之戰的后金軍沒有傷到筋骨，損失很小。薩爾滸之戰是后金軍的空前勝利和明軍的空前慘敗。此后戰略態勢逆轉，后金軍不斷主動進攻，明軍則被動防御挨打，明朝軍隊再也沒有發動萬人以上的大規模主動進攻，也不再有進攻后金腹地的想法。

薩爾滸之戰

后金軍取得薩爾滸之戰勝利的關鍵是高度機動。他們的騎兵部隊在四天的時間里打了三個戰役，先消滅西路的杜松，再消滅北路的馬林，然后掉頭向東消滅劉綎。他們在戰役中的機動距離超過兩百公里，并且還是人和馬披著盔甲，士兵帶著武器的重裝部隊，可見后金軍的機動性非常強，耐力、體力和戰斗力十分驚人，而四路明軍之間沒有任何戰術配合、呼應，完全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被后金軍隊以多打少。

明軍雖然有十一萬人之多，但是在各路戰場上都是后金軍在數量上占據絕對優勢，再加上單兵作戰能力、指揮能力和武器配備上的差距，薩爾滸戰役完全是一邊倒的殲滅戰。明軍不僅沒有達成分進合擊的目標，反而被各個擊破。分進是為了合擊，而如果沒有合擊，分進只會被各個擊破。杜松搶功心切，單兵冒進，馬林、李如柏畏戰緩行，導致了各路軍隊到達集結地點的時間差。劉綎雖然進攻積極，但是道路行進得特別艱難，導致東路軍也沒能在指定時間到達戰場，這些都是明朝軍隊在薩爾滸戰役中失敗的重要原因。

有人可能要問，為何十一萬大軍不能集結一處共同行進呢？如果十一萬明軍抱團，只有六萬人的后金軍不就沒有絕對優勢了嗎？原因很簡單：山路狹窄崎嶇，有些地段只能單人騎行，如果十數萬的部隊集合在一起，行軍縱隊將長達幾十公里，前面的部隊已經到達赫圖阿拉了，后面的部隊還在旅順城里等待出發。這仗該怎么打？幾十公里長的戰線，沒有即時通信，同樣也會被各個擊破。尤其是單列縱隊，如果后金軍埋伏一下，切斷前軍，后軍根本不知道前軍發生什么事，還在傻乎乎地行軍，如此一段一段被切斷，會死得更慘。軍事家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說，一支十萬人的軍隊如果編成一個縱隊，也就是說沿著一條道路不間斷地行軍，縱隊的首尾絕對不可能在同一天到達目的地。此處指的是平原地區，有比較寬闊的大路，如果是走山路，情況會更糟。

我們不能指責楊鎬缺乏基本的作戰常識，分進合擊被各個擊破的前提是后金軍能精準地掌握明軍動向。然而此戰雙方在信息獲取上極不對稱，后金軍完全掌握了明軍的行軍路線、行動節奏；反觀明軍，連對手的主力在哪兒都不知道。

三月初一，西路的杜松到達薩爾滸攻擊界凡城，覺得后金軍也就幾百人，最多一兩千人，至于努爾哈赤率領的幾萬騎兵在哪兒、何時會抵達戰場，他完全不知道。實際上，當天下午努爾哈赤便率軍到達戰場，杜松全軍覆沒。該戰役的勝敗與地形也是密切相關的，后金軍主場作戰，對地形極為熟悉，幾條有限的山路盡在他們掌握之中，只要部署前哨，對明軍的行動便了如指掌。參戰的明軍是全國的精銳，主將杜松、劉綎都參加過援朝戰爭，和日軍交過手，但面對后金軍隊竟然輸得如此之慘，完全出乎明朝廷的預料，也由此證明后金是一個極其可怕的敵人，危險程度遠遠超過明朝過去的主要對手蒙古。

杜松非常輕敵，他覺得三萬人就能蕩平薩爾滸。明朝在嘉靖、萬歷時期和蒙古的那些部落交戰經常占上風，杜松和蒙古打過大小仗一百多場，每戰必勝，他還消滅過配備了西洋火槍的日本軍隊。明軍過去經常干涉女真族內部事務，出兵消滅王杲等部都很輕松。所以杜松認為努爾哈赤不過是王杲第二，卻沒有料到這是一個極其危險的、擁有六萬大軍的勁敵。

薩爾滸之戰后，后金軍勢如破竹，開展了連續性的進攻，向西占領了開原、鐵嶺（鐵嶺是李成梁的老家），然后直攻沈陽以及明朝遼東首府遼陽。遼陽一戰后，整個遼東全部失陷，明朝軍隊越過遼河，向遼西潰逃，從此遼東再也沒有回到明朝的手中。到遼陽被攻陷為止，明朝陣亡總兵十四名，還有一名被罷免的總兵進行自殺性沖鋒被殺，實際有十五名總兵被殺，非常令人震驚——明朝武將最高的官階就是總兵，相當于現在的軍區司令。經略袁應泰在遼陽自殺，另一位經略、薩爾滸之戰的統帥楊鎬被下獄關了十年，于崇禎二年（公元1629年）被斬。

明清亡興的關鍵就是薩爾滸之戰，這是清朝的立國之戰。此后，后金軍開始積極主動地進攻明朝遼西地區。薩爾滸之戰對于明朝來說是徹頭徹尾的慘敗，四路明軍中有三路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完全想不到等待他們的命運是什么。只有李如柏一路全身而退。李氏父子鎮守遼東幾十年，對努爾哈赤的了解非常深，他的弟弟李如梅早在二十年前就認為七千女真軍可以擊敗十萬日軍。明朝一開始以為努爾哈赤是成化年間被消滅的女真部董山第二、萬歷年間被消滅的女真部王杲第二，沒想到努爾哈赤就是努爾哈赤，不僅沒有成為董山、王杲，而且他的子孫后代還消滅了明朝，這是薩爾滸之戰前明朝廷做夢都沒有想到的。薩爾滸之戰像推倒了第一張多米諾骨牌一樣，明朝兵敗如山倒，直到清軍打進了北京城。

從總體來看，明朝的體量與實力，尤其是經濟與人口都遠遠超過人口僅有三十多萬的后金。戰前明朝從朝廷到前方將領也大都認為可以重演以前犁庭掃穴的情景，徹底消滅后金。但從戰役本身來看，明軍在數量上僅有兩倍多的優勢，而在三個具體戰場上，明軍的數量卻處于劣勢，而且后金軍從情報搜集、單兵素質、組織指揮、戰略戰術，甚至武器裝備上都優于明軍，因此薩爾滸之戰的結果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

（本文摘自侯楊方著《征戰：大清帝國的崛起》，天地出版社，2022年4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