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5月14日正式就任，到8月中旬議會休會，法國總統馬克龍度過了他執政期間第一個“百日”。雖然法國傳統上并不講究這個概念，馬克龍本人也努力避免給“百日”賦予特別意義，但多少受美國政治的影響，法國政界和媒體還是將這一節點作為衡量新總統政績的風向標。

在這三個多月時間里，馬克龍政府留給外界的觀感可謂“瑕瑜互現”。無論是在歐盟峰會上的亮相，還是成功邀請美俄首腦訪法，抑或捍衛巴黎氣候協定的姿態，馬克龍在外交領域開局不錯；然而在內政方面，雖然議會選舉如愿獲得大勝，但內閣成員接連爆出丑聞、總參謀長因為軍事預算意見分歧辭職、政府試圖削減福利遭遇反對等多重因素，導致新政府的民意支持率出現明顯滑坡。

不過，在選舉體制中，政治人物民意指數“高開低走”歷來是正常現象，何況馬克龍打破傳統左右格局，在中間夾縫中異軍突起，也必定要承受選民期望過高的代價，幾個月間的民意升降遠遠不能蓋棺定論。相反，“百日”當中的某些舉措，可能會對馬克龍整個任期、甚至接下來十數年間法國政治生態產生影響。

外界通常認為，在馬克龍政府的“百日”當中，有兩項立法具有標志性意義，一是在經濟/社會領域中，議會授權政府對勞動法進行改革，雖然眼下還沒有具體方案出臺，但外界普遍預計將進一步引入自由化因素，為法國勞動市場松綁；二是在政治/法律領域中，議會通過名為“政治生活之信任”的法案，針對此前被外界詬病的弊端進行亡羊補牢，試圖重新獲得法國選民對政治人物的信賴。相比之下，后一項舉措更加值得域外讀者特別關注。

重建對政治生活的信任：背景與內容

2017年四五月間的總統大選，被許多觀察家批評是法國數十年來水準最低的一屆選舉。除了極右翼“國民陣線”（FN）時隔十五年后再度勢頭高漲，同英美民粹浪潮遙相呼應導致整個選戰進程籠罩陰影之外，政治人物頻頻爆出丑聞導致辯論議題失焦，也是水準走低的重要原因。在媒體接二連三拋出丑聞猛料時，要讓競選保持在政綱理性辯論的主軸上，幾乎是個不可能的任務。

作為其中典型，在右派候選人弗朗索瓦·菲永（Fran?ois Fillon）身上，法國政壇此前的積弊及其后果得到戲劇性的展現。在贏得共和黨初選之后，菲永一度被認為是下屆法國總統的不二人選。然而自從媒體爆出其夫人涉嫌在議員助理位置上吃空餉的“佩內洛普門”之后，子女類似空餉丑聞、咨詢公司利益沖突、收受貴重禮物等問題接連曝光，導致其選情每況愈下，直至痛失總統寶座。

政治人物雇傭親屬做助理，此前在法國政界內部是熟視無睹的潛規則，但一旦被媒體爆出空餉嫌疑，仍然具有極大殺傷力。更何況菲永絕非孤例，在他之后，從左派社會黨到右派共和黨，再到極右的國民陣線，類似丑聞絡繹不絕。正因如此，一俟選舉結束，如何重建政治信任的問題必然被擺到臺面上。甚至連馬克龍上臺之后也是樹欲靜而風不止，自己的親信和政治盟友都未能幸免，因此相關立法就成為了兌現選舉承諾、確立政績標桿的當務之急。

在這種背景下，“政治生活信任法案”最終于8月9日在國民議會以412票贊成，74票反對，62票棄權的壓倒性多數正式通過。該法案由兩部文本組成，一部是位階較高的組織法，一部則是較低的普通法。主要內容包括：

- 限制裙帶關系，禁止部長、議員和地方民選代表雇傭自己的親屬作為助理。具體而言，直接親屬（夫妻、同居伴侶、父母、岳父母、子女及其配偶）屬于絕對禁止之列，非法雇傭可判處三年徒刑和45000歐罰款；除此之外的其他親屬關系（前任配偶、兄弟姐妹及其配偶、侄子侄女等）不被禁止，但需要向“公共生活透明度高等理事會”和兩院的職業倫理委員申報。“交叉雇傭”（其他議員或部長的親屬）行為也必須申報。

- “議員任職費用津貼”（IRFM）進行重大改革。議員助理薪酬將會被更加嚴格地審計，以確保真正用于履行職務；與此相應的是，議員助理這一職位將逐漸正規化，獲得正式法律地位，不能由議員隨意確定標準，也不能由院外游說集團來支付薪酬。

- 取消議員儲備金（réserve parlementaire）制度，傳統上這筆錢用來分配給議員，補貼同他們有關聯的各個市鎮或者協會，一直被詬病為有收買人心性質。2017年這筆儲備金規模達到1.47億歐元，而新法律生效后將逐步削減，直到2024年完全取消。

- 目前參加總統選舉的候選人需要進行財產公示，而新法律則更進一步，要求候選人對利益沖突和營利活動進行申報；此外，議員任職期間、或任職之前一年時間內不能開展咨詢業務。部長人選確定之前，總統可以核實其稅務狀況和犯罪記錄。

- 針對實施犯罪或有損廉正行為的公職人員，包括歧視行為、煽動種族、性別或性取向仇恨的行為，可以附加剝奪被選舉權的懲罰。

- 授權政府創立“民主銀行”（banque de la démocratie），并任命“信用協調人”，幫助各類選舉候選人及其政黨同銀行進行協商，安排競選財政，同時禁止歐盟之外的銀行和信用機構向法國政黨貸款。

亡羊補牢的產物

這部“政治生活信任法案”顯然是亡羊補牢的產物，它針對此次大選前后出現的種種亂象，試圖進行事后修正。菲永的“佩內洛普門”暴露出一部分法國政治精英利用制度漏洞，讓老婆孩子從國庫領薪而不干活（或者工作量同薪水相比嚴重失衡），變相增加個人及家庭收入，因此新法案將關系最密切親屬的劃入禁區，斷絕了這條財路。

此前的“任職費用津貼”的出發點是保障議員履行職務，理論上說，議員助理的工資應該從這一部分支出，但由于缺乏監督機制，不能確保真正用于履職需要，因此可以上下其手，尤其是通過雇傭親屬變成額外福利。因此新法案開始要求嚴格審計、實報實銷。

此外，還有一部分內容屬于更加深層的結構性調整。法國雖然名義上實行權力分立原則，但在實踐中并不徹底，一個典型例證是此前存在大量的國會議員兼任地方行政職務現象。2014年就有相關法律禁止這種職務兼任，2017年正式生效。取消“議員儲備金”的舉措，則是將議員同地方利益進一步脫鉤，避免其慷國庫之慨，用來在地方上收買人心。

而創立“民主銀行”，則是試圖讓選舉機制運行更順暢，尤其防止處于財政困境中的政黨向外國政府或財團求援，導致外國影響力滲入法國政治。此前國民陣線試圖從俄羅斯銀行獲取貸款，已經引起諸多警覺與質疑。

另一方面，這部“政治生活信任法”同時也是妥協的產物。相比馬克龍陣營最初的高調姿態，最后通過的版本已經打了不少折扣，例如鑒于菲永在投入競選時注冊自己的咨詢公司，招攬中東、俄羅斯等國客戶，引發“利益沖突”的質疑，草案曾經試圖完全禁止議員經營咨詢業務，后來受到來自右派的阻力，不得不做出讓步，僅僅禁止履職期間和“開始履職前一年內”開展咨詢業務。此外，法案還刪除了此前要求議員必須“司法案底清白”的條款，因為這相當于在履行公職的資格上施加了更多條件，面臨著被訴違憲的風險。

無論如何，這部“政治生活信任法案”算是權力精英自己對自己開刀的舉措。《世界報》社論甚至由此聯想到1789年的“八月四日之夜”，在這個著名夜晚，法國貴族決議放棄舊制度下的各項特權，成為大革命中的標志性事件。《世界報》認為，雖然這部“八月九日法案”的意義不能和“八月四日之夜”相提并論，但至少同樣具有特權階層自縛手腳、自我節制的意涵。

然而，《世界報》同時提醒說，政治風氣并不隨著一部法律出臺而滌清，近三十年來，法國已經出臺了十多部法律，試圖讓政治生活變得更道德；但時至今日，從競選運動非法賬目、到本國議會和歐洲議會中的空餉丑聞，丑聞仍然頻頻出現。馬克龍政府試圖讓人們重新恢復對政治人物和體制的信心，但是否能夠真正做到，還必須接受現實的檢驗。

參議院的杯葛與反抗

頗有意味的是，就在8月4日這天，法國參議院對“政治生活信任法案”進行投票，如果全案通過，那么這個新版本的“八月四日之夜”本來可以名副其實。但恰恰就在這天，參議院否決了這項法案。

此前，馬克龍陣營挾總統勝選余威，在議會選舉中大獲全勝，推動各項法案在作為下議院的國民議會中過關自然問題不大。而作為上議院的參議院沒有直接受到選情沖擊，在348個議席中，中右派陣營占據184席多數，他們對禁止雇傭親屬、取消“議員儲備金”等措施不滿，投票杯葛了這一法案。

根據法定議程，參議院的否決并不能從根本上逆轉進程，當法案返回到國民議會后，議員們五天后再度投票通過，使得法案確定生效。即便如此，作為參議院多數的右派議員也沒有放棄博弈，在投票當天就將這一法案提交給憲法委員會進行違憲審查，寄微弱希望于最后一道關卡。

另外一個可以體現參議院對馬克龍新政進行抵抗的事例，則是圍繞參議員麥西耶（Michel Mercier）的丑聞。

現年70歲的麥西耶是資深議員，曾擔任參議員長達19年，并在2010-2012間曾經擔任薩科齊政府的司法部長。今年七月底，參議院議長拉舍爾（Gerard Larcher）提名麥西耶進入憲法委員會，作為后者從政生涯的光榮歸宿。

但與此同時，諷刺周刊《鴨鳴報》爆料披露，麥西耶在1995到2009年間雇用女兒和妻子作為議員助理，涉嫌吃空餉。尤其是他的女兒一邊作為助理領薪，一邊實際長住倫敦，很難讓人信服她能做好國會議員助理的工作。

丑聞曝光之后，憲法委員會發表聲明，提醒稱其成員不能有損委員會的獨立和尊榮，這相當于對麥西耶的任職資格提出異議。在輿論壓力下，雖然相關任命已經刊載于官方公報，麥西耶被迫于八月上旬放棄了提名。某種意義上說，這成了菲永丑聞的一個翻版，只不過菲永丟掉了一度看上去唾手可得的總統寶座，而麥西耶丟掉了本來已經到手的憲法委員會成員頭銜。

更加耐人尋味的是，在《鴨鳴報》曝光丑聞的同一天，國家財政監察院（Parquet national financier）宣布以“挪用公款”為由，對麥西耶立案調查，并授權司法警察搜查麥西耶在參議院的辦公室，但這項搜查令卻在參議院議長拉舍爾那里碰了釘子，后者拒絕警察進入參議院，理由是搜查令沒有對目標或者范圍作出明確界定。這一舉動之所以不同尋常，是因為議長雖然有權保障議院的內外安全，但事實上從來沒有拒絕過檢察官的類似搜查令。

無論是參議院對法案的杯葛，還是對麥西耶案件的阻撓，在某種程度上都體現出傳統勢力對馬克龍“新政”的抵抗。不過，鑒于今年9月參議院將改選其半數議員，政府仍然有很大機會馴服這一機構，或者至少緩和其立場。

徒法不足以自行

即便打了不少折扣，“政治生活信任法案”順利通過，總歸是馬克龍政府“百日新政”的一個重要成績。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正如《世界報》提醒的，這不是法國政界第一次聲稱要勵精圖治重獲公眾信任，既有政治利益格局并不會隨著一部法律出臺而脫胎換骨。2013年，為了應對原預算部長卡于扎克的海外秘密賬戶丑聞，奧朗德政府也曾經推出“公共生活增強透明度法案”，雖然補上一些漏洞，但絲毫沒有妨礙四年后的總統大選依舊作為“史上最差”而被人嚴厲詬病。

在大選前后層出不窮的空餉丑聞，讓法國政界集體蒙羞，即便在馬克龍當選后也不能消停。最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馬克龍的政治盟友、中間黨派“民主運動”（Modem）領導人貝魯（Fran?ois Bayrou）原本是這部“政治生活信任法案”的操盤手，但草案剛一提出，自己卻應聲而倒，因為涉及到本黨在歐洲議會的空餉丑聞不得不退出政府，是否承擔責任還在未定之數。加上前述麥西耶也曾擔任薩科齊政府的司法部長，連這個關鍵崗位上的人選都無法獨善其身，成為道貌岸然的“達爾丟夫”，凸顯出政治積弊對于重獲信任的阻力。

一個更微妙的因素在于馬克龍本人。雖然競選過程中他矢言要發起一場“革命”，但就任之后的一些舉動，也顯示出某些權謀和妥協做派。總統并不生活在真空里，身邊必須有人來“抬轎子”，尤其是在馬克龍勝選過程中的有功之臣，一旦涉入丑聞的風口浪尖，是力保過關還是及時切割、如何切割，都將決定新政府是否能夠真正重新獲得公眾信任。

其中最典型的是原社會黨人費朗（Richard Ferrand），他為馬克龍上臺立下大功，成為新政府中的領土整治部長，當他被媒體揭露裙帶及空餉丑聞之后，雖然不得不退出政府，卻被馬克龍安插到議會黨團領袖位置上“軟著陸”。這種安排不僅在本黨議員中難以服眾，更讓人產生新總統口頭高調實則“選擇性反腐”對盟友網開一面的質疑。

法國社會學家克羅齊埃(Michel Crozier)在批判中央集權制的經典著作中曾經提出“法令不能改變社會”的論斷，一部法律也不能完全改變法國政治生態。所幸，在《鴨鳴報》、《世界報》、Mediapart網站等法國媒體窮追猛打的監督下，針對政治人物的“耙糞”運動不會偃旗息鼓，可以預期未來仍將有更多丑聞被揭發出來。而相比國會立法自我設限，或者期待總統英明神武， “亡羊補牢”的政治共識、自由而負責任的媒體、與公正嚴格的司法程序相銜接配合，或許才是讓政治生活重獲民眾信任的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