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數據透明與信息時代 

摘要：

民族志學者在收集、撰寫和儲存數據方面所遵循的慣例與當代研究期望和社會生活越來越不同步了。盡管技術的進步使得民族志學者能夠以數字的方式觀察他們的研究對象并記錄互動，但很少有人在網上跟蹤研究對象，許多人仍然根據記憶重構引文。在要求數據透明的呼聲中，民族志學者繼續隱瞞受試者的身份，并將田野筆記保密。但事情正在發生變化。本文回顧了在過去20年里，為了回應新技術和對透明度的呼吁而產生的民族志的辯論、困境和創新。本文關注圍繞民族志作者如何記錄、收集、匿名化、驗證和分享數據的新興對話。考慮到社會科學中的重復危機（replication crisis），本文詢問民族志學者如何使其他人能夠重新分析他們的發現。本文討論了倫理影響，并就民族志學者如何制定符合他們對研究對象和闡釋學的承諾的透明度標準提出了建議。

學人簡介：

Alexandra K.Murphy，密歇根大學安娜堡分校社會學系。

Colin Jerolmack，紐約大學社會學系。

DeAnna Smith，密歇根大學安娜堡分校社會學系。

文獻來源：

Murphy, A. K., Jerolmack, C., & Smith, D. (2021). Ethnography, data transparency, and the information ag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7, 41-61.

從左至右依次為Alexandra K.Murphy, Colin Jerolmack, DeAnna Smith

引言

民族志學者對數據透明的呼聲越來越大。因為民族志有了更加廣泛的受眾，而在這個舞臺上，披露人名和地名、事實核查和數據共享的新聞標準占了上風，所以民族志的慣例引起了人們的懷疑，認為研究者可能有什么隱瞞。同時，對透明度的呼吁也是社會科學中復制危機的結果。

這并不是民族志學者第一次面臨清點的問題。當后現代主義和后殖民理論席卷整個社會科學時，民族志學者能夠對研究的社區進行客觀描述的神話被打破了。民族志學者也被迫與他們事業的剝削性質作斗爭，這往往涉及到享有特權的白人研究邊緣化的有色人種。盡管民族志學者在實踐反思性（reflexivity）方面存在差異，一個常見的做法是附上一個方法學附錄，解釋自己如何進入該領域，建立關系，解釋調查結果，并說明自己的主體性。

第二次清點則關注民族志如何能作為一個科學的方法來實踐。處于第一次清點核心的關于研究倫理、權力和代表性的長期批評與針對關于受試者保密性和數據驗證策略的歷史悠久的民族志實踐的一系列新批評交織在一起。

兩種趨勢共同挑戰著長期存在的民族志慣例。本文回顧了民族志學者對于有關數據透明度的新技術和新期望的回應。本文重點在四個領域的慣例上。這些慣例可能會抑制透明度，進而影響重新分析：記錄和收集數據、匿名化、數據驗證和數據共享。

記錄和收集數據

二十世紀的大多數時期，由于技術的限制，民族志學者幾乎完全依賴于手寫的田野筆記。他們通常只在參與者看不到的私人空間中寫下觀察結果。技術進步為民族志學者提供了一系列工具，以相對不顯眼的方式實時記錄數據，比如錄音帶、錄像機。它們使得學者能夠捕捉到非語言和空間等維度的信息。然而，使用智能手機、錄音機和攝像機來記錄互動尚未成為普遍做法，“小記事本”仍處于民族志文本和附錄的中心位置。

傳統的長篇筆記有不可替代之處，它們傳達了情緒、闡釋和行動；連接過去和現在；并允許民族志學者討論他們的假設并充實描述。筆者的建議是，在可行的情況下使用錄音機或設置固定式錄像機，這可以讓民族志學者更充分地參與到他們的田野中去，或者將他們的觀察集中在無法通過錄音技術輕易捕捉到的方面。

當然，有些情況下，記錄技術的使用可能不太受參與者歡迎，并且對建立融洽關系的努力更具破壞性（比如在易受傷害的或者從事非法活動的人群中）。有時，這些設備是被禁止的（如監獄），或者不合適的（如親密的家庭領域）。不過至少，不使用錄音或錄像的民族志學者應該更加透明地解釋他們如何以及為什么做出這樣的決定。

學者也要對數據的來源更加透明，因為意義通常在特定的語法、句法和單詞選擇中生成。目前流行的做法是，僅對那些是逐字記錄或至少實時記錄下來的話語使用雙引號。

除了改變民族志學者記錄數據的方式外，技術也在改變民族志學家可以收集的數據類型。今天，民族志數據可以包括文本消息、社交媒體帖子以及民族志學者與其參與者之間的電子郵件。雖然越來越多的人在網上記錄他們的生活并通過在線平臺建立社區，但大多數民族志學者繼續將他們的分析集中在基于地點的面對面互動上。然而，研究人們的線上活動是至關重要的，這不僅是因為社會生活變得越來越數字化了，還因為線上的互動構造了線下的互動，反之亦然。當這個領域開始擁抱數字民族志，區分來自數字溝通和面對面對話的引文是重要的。

匿名

民族志學者通過用匿名和修改一些細節的方式保護參與者，有時也會將幾個參與者的特征和經歷合成一個人的，或者在文本中用多個人物來描繪一個人。然而，廣泛的掩蔽并不總是能充分保護參與者的匿名性。互聯網使保持匿名的任務變得更加困難：隨著民族志學者越來越多地在線與參與者互動，他們在照片中被標記，在推特上發布，被參與者評論——所有這些至少對民族志學者和參與者的社交網絡來說是可見的。

匿名還涉及社會科學的利弊權衡，會剝奪學術界獨立探索替代解釋所必需的社會學重要信息。民族志學家可能認為是無關緊要的標識，實際上可能對某些讀者非常重要。匿名化還可能阻礙學術團體確定民族志案例普遍化程度的能力，因為特定的時間和地點可能被展示為永恒的。這還會使可能有相互矛盾的發現的學者難以準確理解他們的發現為何不同。 

鑒于匿名化導致的科學權衡以及確保機密性的難度越來越大，有學者認為公開而不是匿名化應該是民族志中的默認約定。但是反對者認為匿名會賦予參與者可能的否認的權利；認為匿名性對于進入某些田野和建立信任是必要的；認為會保護參與者免受傷害。

民族志學者目前的共識是盡管匿名性的程度應該因案例而異，學者應該盡可能減少匿名化。雖然只有一些民族志學家相信使用他們的參與者的真實姓名可以提供很多科學效用，但越來越多的共識是，學者應該盡可能標明研究的地理位置。

無論民族志學者決定（或被允許）做什么，為了學術再分析的利益，他們應該在寫作中透明地說明使用了哪些匿名技術以及為什么。民族志學者還應該向他們的參與者公開他們無法確保完全或完美的匿名性。

最后，外部保密是一項集體責任。保密能夠被承諾到的程度也取決于民族志的讀者。讀者應該承認自己有責任幫助保護其他研究的參與者的保密性。

數據驗證

受訪者的描述不應該照單全收，因此質疑和證實參與者所說的話長期以來一直是社會學中民族志培訓的一個組成部分。然而，民族志學者常被批評將參與者對事件的重述視為事實。

民族志學者面對這種批評有不同的回應。一種反應是完全反駁這些指控。Lubet的事實核查（fact-checking）方法主要是比較民族志學者的說法和他與專家交談（通過電話）和檢查官方記錄和政策收集到的說法。然而，事實核查人員應該在環境中反復進行第一手觀察，因為官員和他們的記錄可能與實地發生的情況不一致。

另一種回應是民族志學者應該徹底驗證他們的數據，包括確保當同樣的事件在不同的個人生活背景下被反復講述，以及收集其他證據來源來驗證他們的數據。

不過也有學者并不認為事實核查對于民族志是必不可少的。專注于驗證每一個小事實會忽略民族志所做的更廣泛的概念和理論貢獻。

民族志學者不太可能在驗證其數據的標準上趨于一致，但是民族志學者應該在他們如何知道他們知道的方面更加透明，以便學術界可以自行判斷民族志學家做出的推論依據。當自己的觀察和參與者的敘述不一致時，民族志學者也要明確解釋應該從這些不一致中得出什么結論，以及他們在提出他們的主張時如何選擇一種數據形式而不是另一種。

銷毀、保存和共享數據

隨著書籍和文章的出版，民族志學家通常會銷毀他們的田野筆記以保護參與者。然而，民族志學者正越來越多地對這一慣例進行反思。因為田野筆記只構成了民族志數據的一個來源，銷毀田野筆記對保護機密性的作用可能比想象的要小；重新分析而保存田野筆記也很重要。

但許多人對這樣做猶豫不決。其中一個原因是數據來之不易，也是是學者與參與者多年來建立的個人、信任關系的結果。另一個原因圍繞著保密性。不過有學者認參與者的風險與分享定量數據的風險沒有什么不同，且風險是可以管理的。

圍繞著公開提供民族志數據的另一個辯論涉及到這對知情同意的語言和過程意味著什么。一旦數據被公開，研究者就失去了對數據使用方式的控制。數據共享可能會改變誰愿意參與民族志研究，以及他們愿意分享什么樣的信息。

除了倫理問題，民族志學者還認為，如果公開數據的預期目的部分是為了實現可復制性，那么分享數據實際上并沒有達到這個目的。田野筆記的高度闡釋性和個人性質以及數據分析的過程，使得通過二次分析來驗證數據幾乎是不可能的。

認識到與他人分享數據是有用的，同時也認識到民族志學者對交出他們所有的數據猶豫不決，一些學者提供了折中的辦法。Abramson和Dohan（2015）提出了“民族志圖譜”：用熱力圖直觀地表示民族志數據中的主題和關聯，因此是有限的數據共享形式。Tsai等人（2016）建議分享數據片段和給特定代碼的田野筆記以及轉錄規則、數據分割、編碼單位、編碼發展過程和最終的編碼。第三種方法是“透明探索的注釋（Annotation for Transparent Inquiry）”，即嚴格的、有注釋的主要來源引文，并超鏈接到來源本身"。

結論

就像第一次圍繞立場的清點繼續在民族志學者中產生圍繞倫理、證據和代表性的辯論一樣，對數據透明度的要求和信息時代的現實已經在民族志中開創了圍繞數據透明度和驗證第二次清點。很多民族志學者做出了單獨的回應。但是，民族志作為一個領域是否會發展出一個更加一致和協調的反應？雖然尚不清楚，但本文認為，這次清點為民族志學者提供了一個機會，通過采用與不斷發展的技術和對透明度的期望相一致的新標準來推動民族志的發展。這樣做對于有助于確保民族志通過重新分析繼續為社會科學的積累作出貢獻；保持在學術界內外享有的廣泛的讀者群；繼續獲得資金并在頂級期刊上發表文章。

編譯 | 王詩寧

審核 | Anders

終審｜李致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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