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家全托費高達每月1萬4的自閉癥康復機構“森熙”，近日被爆出虐待兒童的丑聞。家長們調取監控查看發現，多名兒童遭到了老師“強按頭”做運動等粗暴對待。記者調查發現該機構還涉嫌無證辦學。而針對自閉癥兒童開展的所謂“專業訓練”，在這里也變成了老師陪孩子看電視。

隨著媒體的曝光和民政、殘聯與警方的介入，事情得到圓滿解決應該只是時間問題。但不論是相關職能部門，還是普通圍觀群眾，對此事的關注都不應當止步于此。以此次涉事康復機構為起點，我們應當審視的是整個特殊教育行業和監管體制。

自閉癥兒童的特殊，在于他們無法像普通孩子一樣與外界正常交流。即便是朝夕相伴的家長，也只能寄希望于專業機構來幫助孩子實現基本的生存和溝通能力。但問題是，一般家長根本無力甄別這種康復機構的合法性和專業性。另一方面，我國目前針對自閉癥兒童的康復資源長期不足，據2015年發布的《中國自閉癥兒童發展狀況報告》顯示，我國目前0-14歲的自閉癥兒童超過200萬，而截止2016年09月底，在中殘聯注冊的自閉癥康復機構僅1345家，規模最大的兩三百學生，小的只有三五個人，且集中在大中城市。

供需矛盾突出使得家長們找到一家愿意接受自家孩子的機構已經喜不自禁，根本顧不上其他。客觀限制加主觀無力，是家長們認清一家康復機構是否合格的最大障礙。

在這種情形下，對康復機構的鑒別和評估就只能寄希望于主管部門。目前在我國，擔任這一角色的主要是民政和殘聯。按理說，這兩部門對自閉癥有著遠超其他機構和人員的理解與見識，本應秉持嚴謹專業的態度，嚴把行業準入關，杜絕不符合辦學資質的機構渾水摸魚，并在其辦學的過程中加強監管，及時剔除不符合辦學要求的機構。

這種監管，從某種程度上說，甚至應該嚴苛于一般教育機構。因為一旦管理不到位，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就會瞄準這一“商機”，利用信息不對稱對家長進行“掛羊頭，賣狗肉”式的兜售，榨取不義之財的同時，也耽誤了對自閉癥兒童進行科學專業教育的最佳時機。

但從涉事的“森熙”暴露的諸如老師粗暴對待學生、“專業訓練”是看電視、有兒童腳腕出現捆綁過的痕跡，甚至該機構連辦學資質都沒有等諸多亂象來看，相關主管部門是沒有盡到責任的。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涉事機構所在地為朝陽區，但其并沒有在朝陽區備案，反而是在豐臺區民政和殘聯部門備案，這其中是否牽涉到權力尋租、利益輸送，以及這種“跨區辦學”是否合法合規等等，是明眼人都能聯想到的“內幕”。雖然我們期待警方的調查結果能為公眾釋疑，但遺憾的是，警方能調查出真相，卻無法消除涉事機構對這些自閉癥兒童已經造成的生理和心靈上的傷害。這也是對于康復機構，我們強調事前監管重要于事后懲處的主要原因。

在目前針對自閉癥兒童的康復機構還不夠規范和專業的背景下，我們一方面寄希望于相關主管部門能秉著高度的責任感，提高康復機構準入門檻，加強對他們切實有效的監管，尤其要明確民辦自閉癥康復機構的建設標準和行業規范。另一方面，也期待國家建立自閉癥診斷、康復效果評估體系，并在資金、設施和人力資源等方面向特殊教育傾斜，建立更多優質專業的康復機構，通過良幣驅逐劣幣，讓更多的自閉癥兒童和普通孩子一樣，在最好的年齡接受更專業靠譜的教育，平等享受到法律賦予的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