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貝120計劃

2016年7月2日，深圳一些藝術家、社會研究學者與規劃建筑界人士，共同發起“湖貝古村120城市公共計劃”（下稱“湖貝120計劃”），并在華僑城的“有方空間”舉辦了“共贏的可能：湖貝古村保護與羅湖復興設計工作坊”，邀請深圳各界專家設計師上百人參與研討建言。次日，又邀請同濟大學著名的“古城衛士”阮儀三教授參與“對話湖貝”。

我相信，這一天一定會被寫進深圳的歷史。因為，它在事實上拉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對華潤集團投資、深圳市華陽設計股份有限公司主持的“湖貝城市更新規劃方案”的民間抵制行動。對這場行動，公共傳媒和自媒體都有大量報道。

“湖貝120計劃”，最初目標有兩個：

1）首先要求湖貝更新項目要完整地、在地保留湖貝南坊三縱八橫古村落建筑群，推薦的核心保護范圍面積為15662平方米，建設協調范圍面積為18798平方米（《深圳市歷史建筑與歷史風貌區評估標準研究》團隊給出的保護建議范圍）；

2）在更新方案中體現原公共綠地面積的公共性。換句話說，更新后依然保留原有開放的公共綠地面積，而非改為私人花園。

事實上，這個行動開始時，我們雖是立足民間，但意愿是建設性與合作。比如，“湖貝 120計劃”舉辦的第一次工作坊的題目，就是“共贏的可能”。遺憾的是，在2017年羅湖區城市更新局公示的更新方案中，舊村保護面積只有10350平方米，遠小于我們的建議。

在我看來，無論羅湖區政府還是開發商，完全沒有理解“完整保護、原地保留湖貝古村”的含義。湖貝古村的完整保留，可以被理解為政府不被大資本綁架，在城市發展和社區復興的角度，兼顧社會與民間的利益與訴求；扮演好一個公正的、代表公共利益進行裁判的角色。考慮到湖貝更新實際的面積和規模，以及涉及的居民人數，這也許是用最小代價博得社會最大贊譽度與認同的機會。

但這個機遇被錯失。未來城市更新與改造的社會成本將進一步提高。

我曾在行動進入白熱化時，以“湖貝觀察”的大標題，寫過一篇文章《湖貝觀察：城市客廳的吝嗇與豪奢》，評論當時公布的湖貝更新方案是怎樣一種狹隘與短視的顢頇之舉。文章發表在“湖貝120計劃”的微信公眾號上，也闡明以“湖貝120計劃”為代表的民間立場，為何反對這個被羅湖區城市更新局冠以“城市客廳”的湖貝更新方案。

應該說，那篇文章論戰的色彩很強烈。而在這篇文章中，我希望能超越陣營，超越勝負，超越利益的喧嘩與躁動，沉思一下我們能在涉及——城市規劃的規范、公共政策的形成、社區發展的研究，甚至是公民教育與公共藝術——公共事務與公共參與中，學到了什么新東西？有什么新長進？以及暢想一下，假以時日，這些在實踐中萌芽的種子，會結出怎樣可能的果實？

歷時一年的行動，由許多面向構成，包括知識生產、藝術介入等。這個計劃的參與者的所作所為，至少在一般意義上，被認為是基于個人的價值認同而參與的個體志愿者行為。因此，在這篇文章中，我依然秉持文責自負的原則，僅就我感興趣的問題，和對我而言重要的啟示，來談談我的看法：即，在“湖貝120計劃”的實踐中，“公共想象”是怎樣被創造出來？同時，怎樣被自覺和不自覺地運用于實踐過程，從而形塑了整個行動與實踐的精神特征及后果？

我將主要分析各種媒體，包括自媒體和新媒體對湖貝事件報道展現出的敘事方式和評價方式，討論“公共想象”的呈現與不穩定性。

之所以做這樣的梳理，是因為，媒體的多元化以及形成的輿論場效應，與我在這個行動中關心的兩個問題緊密相關。

一是，如果需要對一個“被專業技術包裝的社會提案”進行判斷，普通人依賴的公共理性的規范和前提是什么？二是，非利益相關方的“旁觀者正義”是怎樣被建立的——某種意義上說，后者怎樣被卷入事件的？

對第一個問題，重點是考慮大眾認知上潛在的前提與認同的規范是什么？對第二個問題，什么樣的社會義務和道德被調用起來，形成了輿論語境？其實，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面是，藝術家的參與和公共藝術實踐的在地發生，對“公共想象”創造的貢獻。這是無法忽視的一環。但遺憾的是，這方面我幾乎沒有筆墨來描述與分析，期盼有其他研究者和參與者給予獨立補白。

公共想象的三個轉變

從創造了“公共想象”的角度思考湖貝事件，我觀察到，從官方立場向民間立場三個轉向的開始。而湖貝事件適時出現，也證實了深圳社會正在經歷的這三方面的轉向。我認為這三個價值立場的轉向，將在一個很長的時間內，通過道德語境、政治名譽和個人的行為規范，影響深圳的社會發展方向。在這個意義上說，“湖貝120計劃”是一個鮮活的例子，也在實踐中提供了自己獨特的貢獻與問題，并暗示了重大的危機與解決的方向。

第一個改變是歷史觀的改變：

過去對深圳歷史定位的官方敘事是：深圳從一個小漁村一夜變身成為國際大都市。這個敘事假定了兩個前提：深圳沒有自己的歷史；深圳作為現代中國的空間象征，就是國際化這條路。但這兩個前提，正被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其虛偽與狹隘。在城中村的更新上，深圳沒有歷史的預設，暗示在空間上抹掉任何一個人類聚落沒有問題。而國際化大都市的預設則明確將政府與大資本以外的主體，尤其是原村民排除在更新主體之外。

第二個改變是新的知識共同體正在形成：

他們的跨界合作打破了官方知識壟斷的局面：曾經在城市規劃和更新領域被高度專業化的技術壁壘保護的局面已不復存在。政府和地產商之外，建筑與規劃專業人士的獨立性和批判精神正在成長。而在與學者和藝術家合作抵制的過程中，讓這種批評和質疑的氛圍迅速擴大到專業領域之外，成為公共領域的話語權爭奪。

第三個改變是對城市發展的輿論場重心轉向：

“旁觀者正義”的視野正經歷從“空間—經濟發展”向“空間—社會正義”的轉變：這一點尤其表現在媒體、特別是自媒體態度的轉變上。空間的想象越來越被聚焦在改變對誰有利？改變的代價誰來承擔？誰在推動這個改變？目標與動機是什么？最后，這樣的改變是合理的嗎？所有這些過去很少有如今卻成倍增加的討論，都是社會輿論對城市空間控制權的拷問。

在這篇文章里我就這三個方面講幾個有啟發性的故事，并在最后談談湖貝事件創造的“公共想象”對我本人在道德方面的啟發和覺醒。

塵封的歷史故事

深圳最早研究沿海客家族群的兩位學者，是從北京大學來到深圳大學任教的劉麗川和張衛東教授。他們曾告訴我一個聽起來匪夷所思的故事：在他們開始撰寫研究專著的時候，他們發現根本找不到一張100年前客家女性的老照片。我們知道，客家女性不像她們的近親其他漢族傳統女性那樣裹腳。又因為她們與其他族群混居，所以她們穿戴的漢族服飾有了很大改變。但這些大都是口述歷史，沒有基本的圖像佐證。他們翻遍了國家與地方大大小小的檔案館和圖書館，就是找不到讓他們滿意的資料。而在他們沮喪萬分時，萬里之外的瑞士巴塞爾基督教會的檔案館里正靜靜躺著一萬多幅廣東客家村落和社會的老張片，繼續封存在歲月的流逝中。

2012年的夏天，從深圳大浪街道出發的兩個文化學者王艷霞和唐冬梅，為了弄清在浪口村里的一座淹沒在荒草中已快要塌毀的建筑——虔貞女校的來歷，推開了巴塞爾教會先鋒47檔案館的大門。她們驚訝地發現，不光是客家女性的照片，而且有從1860年到1949年，從廣東的深圳到河源及梅州廣大的客家地區的詳盡和系統的社會記錄。因為，巴塞爾教會在從晚清清、民國到共和國建立這段時間，共向廣東客家地區派出近200名傳教士，他們建教堂，辦學校，開醫院。像虔貞女校這樣最多時可招收200名學生的山村小學，當時有174所。正因他們必須每個月向教會寫報告，故所在地的社會情況被完整而系統地記錄并妥善地保留下來。

從這些資料中，我們突然發現了另一個深圳，一個和官方敘述完全不相干的歷史：深圳當時的中小學義務教育是西方式的，不僅在城鎮，連鄉村的女性都可以受現代教育。在布吉鎮的李朗，有當時華南最大也是一流的大學：李朗神學院。在深圳的教會學校里，不光男孩子，連女孩子也在踢現代的足球等等。這些充滿細節的近代客家人的社會形態，清清楚楚記錄在一張張發黃但依然清晰的老照片上。先鋒47檔案館的館長對王艷霞和唐冬梅說，他們等了一百年，終于等來了中國人。

《尋找羅定朝》

與此同時，美國NBC電視臺的執行副總裁葆拉·威廉姆斯·麥迪遜，報道完北京奧運會之后，再率領她的團隊來到中國。這一次，不是去北京，而是來到深圳邊緣的龍崗區一個客家圍屋——鶴湖新居，拍攝一個從深圳到牙買加，再到美國，最后回到中國的客家后裔尋親拜祖的故事。這個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她本人，一個享譽美國的非洲裔社會活動家。

在《尋找羅定朝》這部紀錄片的首映式上，她對我說，她的故事源于她的祖父和祖母相遇的那一刻。雖然她從沒見過他的祖父，但她感激他。她一直想把從非洲祖母到中國祖父直到她自己的這幅生命地圖上所有空白填滿。她曾經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事。她說：“把歷史的空白補上，直到今天，它完成了。這個世界，如我所知，是神圣之地，也是奇跡之地。”

我看著影片中趴在祖宗牌位前，俯身而拜的一群黑皮膚的客家后裔，不禁感嘆，深圳還有多少塵封的故事有待揭開？又有哪些深層歷史繼續被掩埋？

深圳的媒體人也自覺承擔著挖掘這些歷史故事和拼合這些歷史碎片的責任。深圳商報的蔣榮耀先生，不僅在供職單位持續關注并深入報道湖貝事件，也關注了坪山客家圍屋的垮塌問題，這是深圳地方法規限制房屋主人自行修理而導致失修倒塌的一種帶有普遍性的問題。另外，他還把一些信息發在自媒體“西葫蘆”的微信公眾號上。這是一個專門聚焦深圳近代歷史的平臺。上面可以看到大量不進入官方正史的資料。

比如：你能看到，中國植樹節的發明人是一個叫“凌道揚”的李朗客家人，1910年在哈佛獲得林學碩士后回國，1915年，他上書北洋政府，提議把每一年的清明定為植樹節。而當時的總統袁世凱也準了。后來孫中山1924年3月12日逝世，才把植樹節改為“3·12”。

照此說來，我們怎么能說深圳是沒有文化積淀的地方，對中國現代化的貢獻僅是從1979年的改革開放才開始呢？難道這樣一位改變了帝國臣民習慣而倡導現代中國公民義務的深圳人不值得被記住嗎？我認為，有“凌道揚”這樣的人，比有二十座世界第一的摩天樓更能讓深圳感到驕傲。

名“村”實亡

民間的歷史與記憶的重要性是什么？在上述深圳民間的歷史記憶中，無論現代啟蒙教育、女性解放還是對外開放，都不存在對抗和沖突。我們不禁會問，那個被廣泛傳播的深圳歷史起點和定位，難道是要把1978年以前所有過去的歷史記憶清除？

2016年2月，深圳市政府成立自然村落普查保護機構，正式啟動《深圳市自然村落歷史人文調查》。這是個來得太晚卻也值得歡迎的計劃。截至2017年5月，各區上報的自然村落有1024個。而在登記的村落中，就有24個納入了更新計劃，已拆遷或正在拆遷。但有人也對結果提出質疑，深圳市本土文化藝術研究會會長廖虹雷先生，就公開質疑普查中提出的“自然村”的概念，他認為有點欺世盜名。

因為，在深圳市版圖內，真正保留了原始物質形態的自然村，在他看來，已經寥寥無幾。統計中的自然村，有些只是名稱而已。他本人給出了一個統計。這是他用腳量出來的。

他在2012年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局的“城市人文多樣性”研討會講到：“清嘉慶24年(1819年)，縣志載有800多個村落；1984年普查，有地名的詞條2300多個，村落亦有好幾百；”但深圳市建立后的情況呢？“1992年普查時，尚有1200個，但2012剩下不到200個。20年消失1000個。平均10年消失500個，一年消失50個，每月消失4個古材落。現在普查上報的1024個，實際上是社區，名‘村’實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