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北京南四環，再往南走上一段，樓變少、變矮，天空就顯得分外大。遠遠望去，原本瘦弱的李雨蒙便更顯瘦小。

15歲的她在河南省周口市某縣城中學讀初二，這是她在北京度過的第八個暑假，只不過這個暑假分外忙碌。早上7點左右，李雨蒙給弟弟做好早飯，便得趕往農貿批發市場，幫父母打點蔬菜生意，這也不太難——裝包、收錢，練習了半個多月的李雨蒙動作已很熟練。

天亮之前，那是整個批發市場最熱鬧的時候，燈光下的人流匆匆，面包車、三輪車、電動車等各式車輛在排排裝菜的大卡車間走走停停，問價砍價的聲音混雜著不同口音，似乎淹沒了其他所有的聲響。而白天的客流則稀落得多，對此李雨蒙甚至有些竊喜，這樣她就會有不少閑暇，玩手機，偶爾和爸媽說上一兩句閑話。

天色暗下來，李雨蒙先回家，給爸媽和弟弟準備好晚飯……而新的一天依然重復著這種兩點一線的生活。這樣的暑假有些單調、有些累，她有時也耍下小脾氣，抱怨兩句，但下個暑假她還是愿意來這里，畢竟“爸媽在啊”。

對于李雨蒙這樣處于留守狀態的農村孩子，每年的暑假像是個被延長的節日，是屬于孩子們的節日。或者說，因為爸媽在身邊，這時候的他們才更像是個孩子。在暑假里，在城市的菜攤邊、家具城里、家電安裝車上……處處有小候鳥的身影。

泥土里的“大學夢”

而平日里，孫陽陽儼然一副“小大人”的模樣。

做家務、干農活已不在話下，如今的她還成了“理財小能手”，比如對于她與弟弟每個月約1000元的生活費，如何花得少又能過得不那么委屈，她總能拿捏得恰到好處，以致月月還能有結余，對此她很驕傲，她總強調“我都18歲了”。

“但你不覺得長大很殘忍嗎？”孫陽陽又問記者。在她這個年紀，她的一位同村同歲好友已是一對雙胞胎的媽媽，比她大一歲的表哥已在外打工了6年，而長得還可以的她早已成村中媒婆們爭搶的“香餑餑”，盡管她高中還沒念完。

“可村里都是這樣，學習不好的女孩子就早早訂了婆家，一般訂親后第二年就會結婚生孩子……”孫陽陽對此早已習以為常，但她還在努力與之劃清界限，她想“考上大學，去看看姐姐所說的大學是什么樣兒”。在她眼里，她姐姐就是她的奮斗目標，也是她所在的村子里至今唯一一位考上名校的大學生。

考上大學，何嘗不是李雨蒙的目標。

然而，李雨蒙決定新學期轉到鄉中學念書，而那里一般是“那些考不上縣中學的差學生才去的地方”。

“你確定你要轉到鄉上念初三？”據李雨蒙說，鄉中學的一位老師反復問她。

“嗯，確定。”李雨蒙也反復確認，她說，那個縣城中學是很多人“托關系”“燒錢”才能進得去，更何況她所在的班還是“重點實驗班”，但自己“實在跟不上進度，老師講得太快”。

在班上，送禮的學生無疑能讓班主任高看幾眼、厚待幾分。對于不送禮的學生，比如李雨蒙，班主任或不聞不問，或“狠勁兒批評”，所以李雨蒙討厭這位老師，“我家沒那么多錢，又能怎么辦呢？” 而轉到鄉中學去考上好高中的幾率大打折扣，她的“大學夢”也更模糊不清，“就盡力吧”。

孫陽陽只知道她明年要參加高考，她的英語還沒學好，數學也讓她頭疼，平時在學校還能向老師和同學請教，但暑期只能自己“死磕”。畢竟她爸媽還沒她“學歷”高，而他們務工所在的天津城郊也難以找到合適的補習班。

她無法想象，在距離她約50公里的天津市、100公里左右的北京市，那里的孩子如何在暑假“充電”學習。但她知道的是，她來自縣城的同學在朋友圈曬了正在游學的圖文。“游學”是什么意思？她喃喃地問。不過在縣城讀完初中又念了高中，她早已經習慣了這種差距，也明白了那個簡單的道理——“人比人，氣死人”。

“人窮只能靠自己，盡自己最大努力唄。”孫陽陽說，以一副“小大人”的口吻，但懵懵懂懂的她哪里真正懂得“大人”世界中的艱辛與殘忍。

努力，又無力的父母

“有錢什么都行，沒錢什么都不行。” 孫陽陽的父親孫山仿佛把這個世界的“游戲規則”看透了一般。

孫山是有過些錢、過過殷實日子的。但5年前做生意賠了，不僅把多年積蓄都搭了進去，還欠了一屁股債，這讓他在村里抬不起頭，親戚一度躲瘟疫般躲著他，他甚至因此憋出一身病來。

這期間，他的大女兒恰巧大學畢業，早早找好了工作補貼家用，這讓他覺得“像種了一季的小麥，終于到了豐收的季節”。

他細算了一筆賬，供大女兒上完大學至少花了30萬元，雖然他大女兒從未上過補習班，從初中到高中因成績不錯，學費、住宿費全免。

但他覺得花再多錢都值得，“那些讓孩子去打工的都只看眼前，打不動工了還不得回來種地？上了大學就徹底不用做老農民了”。有一次，他喝得醉醺醺的向別人嚷：“你家有錢有啥了不起？你家有名牌大學生嗎？”村里人笑他：“你家有大學生了，你家還有錢嗎？”

孫山曾想過把家里的孩子都培養成大學生，哪個孩子若說不想上學，不是被劈頭蓋臉罵一頓，就是跪在磚上被打一頓，或關禁閉。但如今，他覺得實現這一“宏愿”越發吃力，一是因為“老了，掙不動錢了，把債還完了算不錯了”；二是他發現后幾個孩子的成績不夠拔尖。

但像孫山這樣讀過幾天書，還能把孩子培養成重點大學學生的農民工并不多。據《2016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農民工中未上過學的占1%，小學文化程度占13.2%，初中文化程度占59.4%，高中文化程度占17%，大專及以上占9.4%。在北京做水果生意的楊樹珍，則屬于從未上過學的那一撥兒。

楊樹珍來自河北農村，20歲便嫁給了同村的男人，不認識字。而兩年前決定出來打工，是因為家里外債累累，“外面的錢好掙，有時一天能掙四五百元”，而且男人一個人在外面總歸不放心。

至于兒子宋鑫的功課，她不是很懂，只能根據孩子在班級的排名來判斷其學習進步與否。只要孩子在看書，楊樹珍就高興，如果是在玩手機，她就忍不住批評上幾句，雖然這并非時時管用。“孩子懂事兒，也爭氣，學習都是自己學，我們都幫不了啥，除了給他錢”。

和村里早早輟學打工的同齡人相比，宋鑫已經算是很“有出息”，但和縣城里的學生相比，成績徘徊在中游的他感覺要吃力得多。上初中，他才接觸英語，所以第一次英語考試他才得了30多分。至今英語仍是他的軟肋。那些能流暢朗讀英語的同學往往來自縣城，多才多藝，打扮時尚，到了初中他才知道“原來一雙鞋也能賣一兩千元”。

將升高二的他，為“把成績提一提”，今年來北京過暑假時提出想補習下英語。沒想到，他的爸媽爽快地答應了。他媽媽說：“今年剛把家里的外債還完，以后賺了錢都供孩子上學。”

這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上課外補習班，為期一個月，每天一節課，一節課50元，共需1000元，而2016年中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63元。同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616元，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72。

“輸”在起跑線之后

教育部等九部門于去年印發的《關于進一步推進社區教育發展的意見》中曾提到，廣泛開展各類教育培訓，要重點面向城鎮化進程中的失地農民和農民工，積極開展職業技能、思想道德、民主法治、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教育培訓，同時重視農村居民的教育培訓，開展農村留守兒童、老人和各類殘疾人的培訓服務等。

但孫山、楊樹珍并未曾聽過相關培訓，或享受過這樣的“福利”。像他們這樣流動于不同城市，蝸居在城郊村或城中村的農村流動父母，比守在家中的農村父母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和“不可控性”，在教育孩子方面相較更為“簡單粗暴”。

“盡管流動兒童、留守兒童遇到的學習困難總是比別的孩子多得多，但這不是主要的，關鍵是這些孩子終究來自農村，是農村的娃。所以，孩子教育成就上的差距不完全是‘流動’或‘留守’所產生的影響，兒童之間最基本的分界仍然是城鄉差異，是原生家庭間社會階層地位的差異。”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劉精明認為，由于社會經濟條件、認知水平、信息獲取等方面的局限，農村家庭在子女的教育上相對而言更缺乏“眼界和見識”。

而那些處于弱勢的農村家庭的孩子，從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已在教育的起跑線上輸了一截。在劉精明看來，原生家庭對一個人的影響至關重要，“如果說高考是一種主要的社會選擇方式的話，那么它衡量的就不僅是某個兒童個體，而是對一類人，或者說是對一類家庭選擇的結果”。

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農民工總量為28171萬人，比上年增加424萬人，增長1.5%。其中，本地農民工11237萬人，外出農民工16934萬人。1.6億多的外出農民工，會產生多少小候鳥？具體數據很難準確得出，但這個群體不容忽視。對這些抱著大學夢、有極強上進動力的“小候鳥”來說，如何向前追趕？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周皓建議，首先要搞好基礎教育，“基礎教育是基礎，如果基礎教育都搞不好，后面就很難追趕”。

“在越來越穩定的社會，長距離的階層跨越是比較難的，但近距離或鄰近階層的跨越仍可能頻繁產生。”劉精明表示，教育對社會流動的意義，可能并不僅是當下這一代人命運的改變，而是在于一個家庭，乃至一個家族中幾代人的境遇、命運的持續性變化，“等二三十年過后，我們的下一代或下幾代人的境遇與我們自己這一代相比，或許就會很不一樣，所以并不能只看眼前的、暫時的，要從一個長遠的社會流動歷程來看，看到一點點在變化。”

（文中孫陽陽、孫山、宋鑫為化名）

（原題為：《暑期“小候鳥”蹣跚城市路》）